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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千载难逢的文化大发现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中华大地   作者:陈新洲 周甲禄 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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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岁末,武汉大学珞珈山中外学者云集,都来参加“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究会”。围绕郭店发掘的804枚竹简所记载的1.3万多字的典籍,涵蓄了先秦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全球汉学界中外学者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专家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文化大发现”,这批竹简提供了“惊世骇俗的信息”,这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这批战国时期的楚简的发现,重要的是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先秦战国古籍几乎毁于一旦,今天所见大部分先秦战国古籍,并不是先秦直接传下来,而是由汉代儒生整理后传诸后世的。还有大量古籍现已佚失,无从寻找了。楚简的面世,将对中国先秦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填补这些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空白,并修正、补充以往学术研究的成果。

八百枚竹简,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

在湖北省荆门市的纪山镇郭店村,是郭店一号楚墓所在地,这里是楚国贵族古墓群中被盗挖过的众多隐墓之一。这些价值连城的楚简能从盗墓贼的洗劫中被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纪山镇距楚国都城郢都——纪南城仅10公里,南距荆州市25公里,北距荆门市65公里,2300年前,这里是楚国王公贵族的墓葬区,目前,古墓群占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从地表可以看到土堆的坟墓297座,有十几座古墓直径有60多米,高约十几米,至于地表上看不到土堆的隐墓不计其数。这里有纪山镇“掘地三尺,宝贝无数”的说法。这里交通方便,盗墓团伙和国际文物走私集团长期觊觎于此。所以郭店村也是当时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地方。在打击盗墓活动的同时,荆门市博物馆的考古专业人员对被盗的古墓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1993年10月,他们在发掘郭店一号楚墓时,发现这个墓已经于数月前两次被盗。墓中存有一椁一棺,当时椁东南角的盖板已被盗墓贼打开了一个40厘米的洞。据现场分析,由于墓室积水,盗洞开口太小,无法钻入墓室,盗墓贼只好用铁耙伸进墓室,扒捞青铜器。考古人员进驻现场后,对墓室展开了细致的清理。

就在大家默无声响地清理时,一位叫高华的工作人员从墓室的积水中摸到一枚竹片,捧到手里翻来覆去掂了掂,竹片湿漉漉的,因淤泥侵蚀而呈黑色,与平常生活中所见的篾条没有什么差别,他觉得没什么把握,便喊来曾参与发掘过楚简的李代华。李代华过来仔细将竹片辨认了一番,虽然竹片上见不到任何字迹,但他肯定地说“这是楚简,里面说不定还有”他们惊喜的声音把大伙都吸引过来,人们小心谨慎地继续往下探寻,竟发现了一大卷竹简。从现场清况分析,竹简的位置处于墓室的东北角,盗墓者的铁耙无法触及,但搅动墓室积水震荡了竹简原来的位置,竹简的顺序被打乱。

“这一大卷楚简被清理出来后,在场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盗墓贼的铁耙若长一点,郭店楚简恐怕早已灰飞烟灭。”主持现场清理工作的崔仁义心有余悸地说。如果盗墓贼将这些竹简盗走,竹简可能会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永远湮没。当时黑乎乎的竹片上什么也没有,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一项惊人的发现。要让竹简现字,首先都得进行化学还原处理。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试验,从清淤到再现字迹,竹简的化学还原处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还原后的竹简韧性如同新竹一般,文字墨迹不仅清晰,而且还有光泽。

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又开始对竹简进行文字识别,把散落和次序混乱的竹简重新排序,并进行了注释。记者在荆门市博物馆戒备森严的文物库里看到,一枚枚竹简分别装在盛满蒸馏水的密封试管中,透过试管壁可以看到竹简上的文字墨迹清晰。博物馆馆长王必胜介绍说,刚出土的竹简经历2000多年岁月浸泡,竹筋的组织已腐烂破坏,竹片柔弱得像泡烂了的面条,字迹难辨。现在博物馆对郭店楚简用两种方法保存,一种是将清洗过的竹简继续浸泡在蒸馏水中,隔上十夫半月还要换水一次;二是对竹简进行脱水处理,然后将竹简保存在密封的真空玻璃管中。第二种方法能永久保存,但由于经费紧张,至今只对四分之一的楚简采用了这种保存方法。

这么多的竹简随葬,势必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据发掘报告,墓主人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前后,据楚墓规制判断,墓主人地位相当于“上士”(古代的官职)。据随葬品上的铭文“东宫之师”推断,墓主人是楚太子横的老师,而郭店楚简就是他向太子授课时用的教材。这是目前被学术界较能接受的观点。

隔着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直接听到了先哲的声音

经过整理后,804枚郭店楚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儒家和道家的16篇重要文献,共计13000字。郭店楚简共分5组,一组简文为道家文献,包括《老子》甲本、乙本和丙本,《太一生水》、《语丛四》;其余组均为儒家文献,包括《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其中,除《老子》、《缁衣》、《五行》和《穷达以时》部分内容见于世传文献外,其余两篇道家著作和10篇儒家著作均为首次发现的佚籍,不见于世传。这意味着,我们隔着多年的历史长河,直接听到了古代圣贤先哲的声音。

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揭开了学术界对郭店楚简研究的序幕。这几篇经典著作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迅速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问题,近两年就出版了论著、论文集8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围绕郭店的学术研讨会在祖国大陆、台湾及美国、日本等地已召开过多次,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学者们依然兴致不减,就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共收到来自德、美、日等6个国家以及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100多名专家学者的80多篇论文。时至今日,涉足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人,从青年博士到学界泰斗,莫不对郭店楚简投来热切的目光。

探究“郭店楚简热”的成因,还得从文化考古的角度谈起。我国在纸张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的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木、竹简犊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不过,由于竹木质料不易保存,因此无论是墓葬或遗址,商周时代的简牍至今没有出土过。我们现代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竹简,是战国早期遗物,如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绝对年代与墓葬时间距现在约2400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年代均在距今2300年之前。简牍与金银铜铁器具、玉石陶瓷等古董文物都不同,除了出土,从来没有经世人相传到现代的,主要是简牍不易保存,其保存方法至今仍在探索。所以宣称是世人相传的简牍,必伪无疑。现今简牍大部分出土于甘肃与湖北,因此日本学者将兰州和荆州称为简牍学的“麦加”。

简牍出土,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有下列几次一次是在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大宫室,将孔子故居拆毁,从墙壁挖出一大批竹简。另一次是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波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古墓,从魏王墓中挖到大量的竹简,都是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书,据说有几十车之多。后来国家派了著名学者荀勖、束皙等对这些竹简进行整理,编成了《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记年》等多种古籍,可惜大多又再度亡佚。

包括楚简在内的先秦简帛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和人类文明的珍贵财富与资源。在国外学者看来,郭店楚简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大讨论,其意义完全可与当年的《死海古卷》大讨论(在以色列死海北岸发现的《死海古卷》,其中有2000年前《圣经》古抄本,所载基督教知识与今日基督教知识不尽相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大讨论。)媲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知久专门出了一本专著《郭店楚简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治疗、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说,郭店楚简的出土为重新评估东方文化提供了契机。研究历史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古书,一是通过文物。许多古籍经过世代传抄,跟古人原作相去甚远,而作为文物的简牍,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多次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简牍,但无论从竹简数量和文字数量来看,郭店楚简都名列前茅。以804枚郭店楚简达13000余字,涵盖了先秦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会使全世界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新的认识。

郭店楚简有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老子》文本,流传今日的《老子》与古代的《老子》有何不同,郭店楚简无疑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在西方,外国典籍被翻译最多的是《圣经》,其次就是《老子》。老子的著作不仅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历史中长盛不衰,随着地下墓葬一再发掘出它的传抄本而越发受到举世瞩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以两种帛书《老子》最为人知晓。郭店楚简中竟有3种《老子》节抄本。这些《老子》节抄本虽不是最原始的祖本,但它们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抄本。

儒家思想是东方文化的精髓,郭店楚简中有《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等10篇世人前所未闻的儒家文献,这些文献记载了原始儒家思想演绎的空白,发现原始儒家思想与后来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有许多微妙的区别。与此同时,繁荣、瑰丽、雄浑的荆楚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郭店楚简在一定意义上为学术界重新改写先秦思想史和楚国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解决了诸多的学术疑难问题。

拂去岁月的风尘,郭店楚简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纯真而古朴的哲学世界。在那里,“圣人”先哲的声音清晰如镜,动人心弦。

千百年来的古训中,原来有许多以讹传讹的信息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堪称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因主观原因,传统儒学屡遭曲解,甚至演绎成“吃人的礼教”。国学大师任继愈、饶宗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等一批权威专家指出,郭店楚简揭示的原始儒家思想与后来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存在众多区别,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它改写了中国学术史和哲学史,可修正人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让世人从根本上纠正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难能可贵的是,这批楚简从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历代统治阶级对儒道思想的篡改和包装,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其中一些核心价值观念仍值得今人借鉴。

郭店楚简为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佐证。北宋以降,历代学者纷纷对孔孟典籍提出种种质疑,至本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疑古之风被推向极至。郭店楚简的出土,让学术界不得不检讨许多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楚简的内容为梳理先秦哲学提供了新的线索,为重要人物的断代提供了新的坐标。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鹰品。最近甚至有人提出《论语》至汉代才集结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但郭店楚简中十几篇佚籍的发现让世人对孔子的思想脉络有了新的了解。就孔子的思想发展而言,实由礼学、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属其早年、中年和晚年。郭店楚简还佐证了灿烂的荆楚文化。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饶宗颐先生说:“荆楚文化是一门大学问,郭店楚简出土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存在,而且能还古人思想一个信实的本质。”

从郭店楚简中,人们开始对儒道两家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从郭店楚简《老子》看,儒道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也相互贯通,老子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其他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李泽厚先生指出,楚简《老子》无形上篇章,无兵法、权术,无反儒特色。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有助于人们真实理解从孔子仁学到孟子心性之学的发展轨迹,从而为改写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依据。

在伦理道德重建方面,老子提出了著名的三宝说慈、俭、不争(“不敢为天下先”)。“三宝”的提出,主要针对统治者的贪婪,抨击整个权势阶层由于贪婪的动机而引发掠夺和战乱。老子主张人际交往中应以仁为前提,以信为根本,这点与孔子相通。从郭店楚简的《老子》的语意环境看,得不出老子排斥“仁义”或贬抑“孝慈”的观点。学者多以儒家讲“中”即中庸而忽略道家也尚“中”。郭店楚简中出现“守中”概念,使道家守中思想更为凸现。楚简云“致虚,恒也守中,笃也。”与儒家不同的是,儒家之“中”为不偏不倚、不趋极端的道德原则或处世方式;而道家多指淳和心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何时叩开你我的心扉

国学大师任继愈、饶宗颐等学者呼吁,要抓紧研究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去年初从香港购回的一批楚简,并以此为契机,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掀起一场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提升民族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识论,实现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据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郭齐勇教授解释,文化复兴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里指的“复兴”是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先秦、夏商周乃至更早的文化宝典,复兴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可以向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文化复兴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闹对立,而是充分发掘利用血肉相联的本土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使教育形式生动活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郭沂认为,目前还没有一种西方思潮像佛学传人中国那样在中国扎根,所以迄今为止新的哲学仍处于孕育状态。

据专家介绍,郭店楚简里面饱含许多前人所不识、而契合当今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念。比如,楚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颇富环保理念楚简没有宣扬“三纲五常”,只是赋予“夫妇、父子、君臣”六种角色的六种行为规范,称双方的关系“互有义务和权利”,而不是后来“三纲”里的人身依附关系;楚简对“忠”的解释“恒称国君之恶者为忠”,这在后世的儒家经典里看不到。

任继愈先生建议,实施文化复兴,应该纠正两种倾向,实施两个转移。一个倾向是“重北轻南”,当前学术研究重视北方的黄河文明,轻视南方的长江文明,而事实上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另一个倾向是“重儒轻道”,有人以为把孔子研究好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懒惰思想。他主张研究力量应适当向长江转移,资金投人应适当向人文学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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