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的道德观

中国的道德根源在《尚书》。孔子修订《尚书》就是为了弘扬道德。尧帝以道德为标准选拔干部和接班人，舜帝继承并发展了尧帝的道德观，皋陶的“九德”和箕子的“三德”之说规范了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吕刑》阐述了道德、法律和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此，道德成为了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

　 考证春秋以前、上古时代的道德观念，对于深入学习胡锦涛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和谐理论, 弘扬中华传统的先进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尚书》早于《易·乾·文言》论道德

“道德”一词的出处，《辞源》列举为《韩非子·五蠹》中的“古竞于道德, 中世出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礼·曲礼》中的“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在上古文献中, 很少出现“道德”一词。《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文献，《礼·曲礼》是上古文献, 但“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应该理解为“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即使老子的《道德经》，通篇也没有“道德”一词, 而是分为“道”和“德”两大部分。

“德”字的现代首选义项是“道德”。即使在古代,其本义还是指恪守道德规范的操守、品行。“德”字是个会意字。其甲骨文字形，左边是“彳”(表示行路、行为) , 右部是一条垂直线在一只眼睛上,会意为目不斜视、行为端正。其金文字形演变成在甲骨文字形的右下边增加了“心”，会意为行正、目正、心正。其小篆的字形则把金文字形的右上部变成了“直”, 会意为直心为德。因而，楷书的“德”字可以写成“X ” 。“德”的字形演变，反映出“德”的含义从行为准则上升到思想准则的历史过程。

“道德”的“德”字的文献出处，《辞源》列举为《易·乾·文言》中的“君子进德修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不仕, 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可见,《书》是上古史书《尚书》,《易》也是周文王所作的上古文献，而《易·乾·文言》则是孔子所作的春秋文献。并且, 孔子修《书》在前, 晚年才作《易·乾·文言》。《尚书》中, 虽然没有“道德”一词，但是有许多具有道德含义的“德”字词组。例如：三德，六德, 九德, 中德, 俊德, 大德, 元德，天德， C 德, 成德, 义德, 实德, 容德, 明德, 若德，敏德, 经德, 敬德, 显德, 怀德, 奉德, 用德, 酒德，蔑德，凶德，暴德, 攸好德, 耉造德, 古人之德，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祗台德先，以教祗德，惟德之勤，有德惟刑，等等。因此，《尚书》中具有丰富的道德观。道德之义的“德”字的使用，《尚书》早于《易·乾·文言》。

二、《尚书》的主题是道德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上古史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如实地反映历史,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道德事项。孔子修订《尚书》，“祗台德先”(敬以德为先, 出于《虞夏书·禹贡》)，以之传授弟子，达到以古为鉴、弘扬道德的效果。

《尚书》赞扬美德之例，以《尧典》为佳。自古以来，叙述帝王的美德，以尧帝为盛。尧，名放勋，属陶唐氏，又称唐尧，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著名首领。《尧典》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文字，高度概括了尧帝的功德四海；赞扬了尧帝的诚信禅让及其美德皆出于自然而不勉强；歌颂了尧帝发扬大德，由自身而家族，而部落，而邦国，使天下众民和谐起来。

《尚书》揭露败德之例，以纣王为首为先。据《商书·微子》记载，公元前1068 年，纣王更加淫乱。微子(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同母庶兄)屡次进谏，纣王不听。于是微子同太师和少师(商周时期，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少, 为三公之副)商量：“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 卿士师师非度……”微子这样说：“殷商恐怕不能治理好天下了。我们的先祖成汤制定了常法在先，而纣王沉醉在酒中，因淫乱而败坏成汤的美德在后。殷商的大小臣民无不抢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违反法度……”纣王败德之例，成为典型的反面教材。据《周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逸乐、荒废懈怠政事时说：“无若殷王受之迷乱, 酗于酒德哉！”即：“不要像商纣王那样迷惑昏乱，把酗酒作为酒德啊! ”

三、尧帝首先提出道德是选拔干部和接班人的标准

　　早在尧帝时期，干部的选拔就以道德为标准，做到“祗台德先”。尧帝认为：对于治四时历法的职务,“嚚讼”(说话虚妄、语无忠信、又好争辩)者，不可提升任用；对于处理政务的职务,“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花言巧语、经常阳奉阴违、貌似恭敬而性气高傲)者，不可提升任用；对于治理洪水的职务，“方命圮族”(放弃命令、不能完成任务危害族人)者, 不可提升任用；德行鄙陋者, 不配升任帝位(《虞夏书·尧典》) 。由此可见，道德与业务紧密联系，不同职务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具有现代的“职业道德”之义。

对于帝位的候选人，尧帝认为，可以在贵族大臣中选拔，也可以“明明扬侧陋”(明察推举地位低微但贤明的人) 。据《尧典》记载：众大臣推荐了穷困的舜(名重华, 属有虞氏, 又称虞舜) 。因为他的父亲心术不正，后母说话不诚，弟弟傲慢不友好，而舜能同他们和谐相处，所以众大臣认为他“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孝心醇厚，不会用邪恶的方法治理国务)。于是，尧帝对舜进行考察，先试着把两个女儿嫁给舜, 看他是否欺负妻子。舜顺利通过初步考察后，尧帝又对舜进行了业务考察。虞舜慎重地推崇“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常法)，人们都能接受遵守；总理百官，官员都能顺从；迎接四方宾客, 宾客都肃然起敬；从事山林管理，在暴风雷雨下也不迷误。通过三年的政务考察，尧帝认为舜的政事谋划和言论符合帝位要求，于是禅让。由此可见，孝道是家庭道德核心，家庭道德是职业道德的基础；接班人的素质，要求具备孝道, 不使用奸诈之术, 有仁爱之心，被人民和百官认可并取得功绩等品德；“德”与社会伦理道德和功绩紧密联系，具有“功德”之义。另外，“禅让”是后代人的美德, 而在原始社会，这是必须遵守的领袖选举制度，可以说是道德标准，但不能算作美德。

四、舜帝继承并发扬了尧帝的道德观

《尧典》也记载了舜帝任用官员的情景。舜登上帝位三十一年的一天，在尧帝的太庙，舜帝与四方诸侯谋划政事，打开太庙的明堂四门，公开会议，使大众知晓。会议开始, 舜帝说：“生产必须依时! 安抚远方的臣民，爱护近处的臣民，亲厚有德的人，信任善良的人，而又拒绝邪佞的人，这样，边远的外族都会服从。……有谁能奋发努力、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 可居百揆之官辅佐政事呢?”会议上, 经推荐商议, 舜帝任命：原先为“司空”(唐、虞之际, 司马主天, 司徒主人, 司空主土, 是为三公)之职的禹升任为“百揆”职务；弃为主持农业的“后稷”之职，教人们按时播种各种谷物，解决饥饿问题；契为“司徒”之职, 要求谨慎宽厚地施行“五教”(即“五典”教育)，解决百姓不亲，“五品”(父、母、兄、弟、子)不和顺的问题；皋陶为掌管刑法狱讼的“士”之职, 解决外族侵扰、抢劫杀人等外患内乱的问题, 要求正确使用刑法,“惟明克允”(明察案情,处理公允)；垂为主管百工的“共工”之职, 由殳斨和伯与二人协助；伯益为掌管山泽草木鸟兽的“朕虞”之职，由朱虎和熊罴二人协助；伯夷为掌管尊卑次序、主持“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的“秩宗”之职，要求早晚恭敬行事,又要正直、清明、谨慎；夔为主持教育和文艺的“典乐”之职, 要求教育未成年的人，“直而温，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正直而温和，宽大而庄栗, 刚毅而不粗暴, 简约而不傲慢)；龙为“纳言”之职, 要求如实地上传下达, 排除令民众震惊的谗言和残暴的行为。舜帝最后强调说：“你们要谨慎啊! 要勤政做好天下大事啊! ”舜帝三年考察一次政绩, 考察三次后, 罢免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取得了丰硕的功绩。

从上述可见,舜帝根据实际需要拓展了尧帝时期的管理职能和相应的道德标准，使“德”与政务的开拓发展紧密联系，不断地为人民谋利益。

《尧典》叙述舜帝任用百官的文字中有“禹拜稽首, 让于稷、契暨皋陶”、“垂拜稽首, 让于殳斨暨伯与”、“益拜稽首, 让于朱虎、熊罴”、“伯拜稽首，让于夔、龙”等描述，从中也可以看出，谦让为当时的美德。

从舜帝任用官员的“汝往哉”、“往哉! 汝谐”、“往钦哉”等决定中可以看出, 果断、温顺和谨慎是决策者的道德素质。

五、皋陶的“九德”之说概括了道德的基本内容

　　据《虞夏书·皋陶谟》记载, 有一天, 舜帝同皋陶、禹等大臣讨论政事。皋陶说：“检验人的行为有九种道德标准。如果言必行，行必果，那么那个人就有德。就告诉他说：你可以从事政务了。”禹问：“什么叫九德呢?”皋陶答道：“做到宽宏而又庄栗，柔顺而又卓立，谨愿而又恭恪, 多才而又敬慎，驯服而又果毅，正直而又温和，简易而又廉正，刚健而又笃实, 强勇而又道义。经常发扬道德，吉祥啊! 每天表现三德, 早晚认真努力齐家；天天庄重恭敬六德, 治理好政事国务。具有才德的人普遍任用，具有九德的人都从事政务，那么官员就都是才德出众的人了。众官员互相效法, 按时处理好政务，而且顺从君王, 这样, 各种工作都会成功。治理国家的人要以身作则, 不要贪图安逸和私欲, 要兢兢业业, 日理万机。不要虚设百官，上天命定的工作，人应当代替完成。上天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常, 命令人们用五典的办法, 把这五者敦厚起来啊! 上天规定了人的尊卑贵贱等级礼制, 要经常遵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五种礼制啊! 君臣之间要相互恭敬、和谐相处、同心协力啊! 上天任命有德的人,要用五种礼服来表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五者啊! 上天惩罚有罪的人, 要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处治五种罪人啊! 政务要努力啊! 努力啊! 上天的视听, 来自臣民的视听。上天的赏罚, 来自臣民的赏罚。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谨慎啊,领导者! ”

“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 刚而塞, 强而义”是皋陶提出的考察衡量干部的“九德”标准。“九德”应该是人的良好素质,皆自然表现而不是伪装，就像舜帝和舜帝任命的九位大臣的道德品行。“九德”之中有“三德”、“六德”。“三德”指“九德”的前三项修身齐家的道德：“宽而栗”表现出阳刚之品德，“宽”为宽宏大量,“栗”为严肃稳重有原则(《周礼·冬官考工记》有“栗氏为量”的记载，“量”为检验、考量。古人姓栗的人从事手工制造业的检验职位)；“柔而立”表现出温柔之品德,“柔”为柔顺,“立”为独立；“愿而恭”表现出正直之品德,“愿”为具有良好的愿望并树立信念,“恭”为恭恪守信。“六德”指“九德”的后六项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乱而敬”为善治而又谨慎；“扰而毅”为驯服而又坚毅；“直而温”为正直而又温和；“简而廉”为简易而又廉正；“刚而塞”为刚健而又笃实；“强而义”为强勇而又道义。

六、箕子的“三德”之说提炼出了道德的基本准则

　　“三德”之说，出自《周书·洪范》记载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之六的“乂用三德”, 即治民用三德。箕子是殷纣王的亲属和大臣。纣王荒淫, 不理国事。箕子进谏, 被纣囚禁。公元前1066年，武王克商，释放箕子。后二年, 武王访问箕子, 问殷为什么灭亡, 箕子不忍说殷的恶政。于是武王改问安定百姓的常道, 箕子便告以大法九类。箕子对“三德”的解释是:“一曰正直, 二曰刚克, 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强弗友刚克, 燮友柔克, 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翻译成现代汉语即：“一是正直，二是刚治，三是柔治。和平安康者用正直, 强梗不顺者用刚治，和顺可亲者用柔治，沉深潜退者用刚治，高亢明爽者用柔治。”这段话阐述了治民“三德”的含义和用法：刚柔正直的含义，是对“九德”的高度概括；一种“正直”的用法, 四种“刚”和“柔”的威福守夺、抑扬进退的用法, 明确指出了“三德”的适用情景。

“三德”一词还出现在《周书·吕刑》篇：“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 虽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此“三德”可解释为刚、柔、正直。如果联系“以奉我一人”要求忠诚辅佐、“虽畏勿畏”要求公正执法、“虽休勿休”要求勤劳节俭，那么，此“三德”也可理解为忠诚、公正和勤劳。

七、《吕刑》认为道德、法律、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尚书》中还提到了道德、法律和行政的关系。周穆王前期，诸侯不睦，政治昏乱，任意施刑。后期,吕侯为相, 劝告穆王制定刑法, 采用中刑。穆王听从他的意见,大告天下，强调要依据刑律定罪和采用中刑, 天下终于安定了。《吕刑》记载：“皇帝清问下民, 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灼于四方, 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 率乂于民棐彝。”穆王说：“皇帝虚心询问下民, 听到孤寡对苗民的怨言。于是，道德和刑律并举,人人都畏服,人人都自觉遵守道德，天下就光明了。命令三位大臣，尽心为民服务。伯夷颁布法典，用刑律制服邪民；大禹平治水土，负责名山大川，后稷教民播种, 努力种植庄稼。三位大臣成功了, 就富足了百姓。士臣又用中正的刑罚制御百官, 教导臣民敬重德行。皇帝在上圣明，大臣在下勤政，道德光照四方, 人人自觉遵守道德，所以能使中正的刑罚昭明，治理百姓以扶持常道。”《吕刑》讲“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说明了道德、法律、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八、《尚书》提供了仁人志士追求的道德目标

　　《皋陶谟》记载：“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 慎厥身, 修思永。C叙九族, 庶明励翼, 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 在知人, 在安民。’”皋陶说：“领导者诚实地履行美德, 就会决策英明，群臣同心协力。履行美德要谨慎自身行为，坚持修养道德；要使近亲宽厚顺从, 使贤人努力辅佐，由近及远，完全在于从这里做起；还要理解人意，安定民心。”皋陶提出的“知人”、“安民”的重要主张，成为君主“慎厥身，修思永”(坚持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尧典》赞扬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皋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C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从中可以得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追求目标，正是源于《尚书》。

《尚书》为古代的政典, 对老子、孔子等诸子的道德观的形成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尚书》经孔子编订之后,保存了虞、夏、商、周这几个时代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道德观的重要依据。因此，了解《尚书》中的道德观即可了解到中国的道德根源。《尚书》中还有许多篇章提到道德, 如《咸有一德》，考虑到有可能是伪作，故不作上古文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