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孔圣人一生所做的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那部《论语》本身，就是一个大安详源。

　　若干年前，我得了一种怪病，遍寻良医均不得治。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高人，折磨我多年的顽症居然被他治好了。说来你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开给我的全部药只是一个词儿:安详。但事实确是这样。他说安详有许多层次，获得安详是一生的事情。我请教他当下应该怎么做。他说，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当我听到《论语》《老子》《庄子》《六祖坛经》首先出现在他的书单中时，心中大为震动，我没有想到这些平时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竟被他配在这味“汤剂”里，以安详的名义。他还叮嘱我，每天用于阅读这些书的时间不能少于两小时，是否读懂并不重要，关键是读，一遍遍地读。

　　我首先开读的是南怀瑾老先生讲的《论语别裁》，后来直接读原著，反复地读，读着读着，从前觉得十分枯燥的文字出味儿了，活起来了。后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孔圣一生所做的事大概就是教弟子如何找到安详。那部《论语》本身，就是一个大安详源。

　　克服生命惯性

　　众所周知，孔子的核心主张是“仁”。那么到底什么是“仁”？千余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在我看来，它和“反动”大有牵连。

　　“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怎么理解？关键在“克己”。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两个字非常简单，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的什么？我的理解是，自己身上什么最难以管束就战胜什么。比如各种感官享受，比如贪嗔痴慢。假如我们把这些难以管束的东西称为生命的惯性，那么“克己”的过程就是战胜生命惯性的过程。按照圣哲的观点，人的成长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且彼此“性相近”，只不过因为“习”而“相远”。这种“习”在我看来就是生命的惯性，它来自欲望，来自后天的污染。因此，“克己”就是一个往回走的过程，克服生命惯性的过程，“反动”的过程。

　　“ 反动”在古代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它的出处我没有考证，但应该是老子的“反为道之动”。老子非常喜欢婴儿，为什么？因为他是当初，当初最美，当初也最有生命力。婴儿脑海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没有过分的欲望，在小肚子吃饱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处在安详和自足里，可谓大自在。把一个成年人“克”成一个准婴儿状态，那个境界，应该接近于“无我”，应该接近于孔子心中的“仁”。我们想想，当每一个人都达到“无我”境界，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有私欲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按照非此即彼的公理，那么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肯定只有苍生，只有别人了。试想，假如社会上人人心中都只有别人，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吗？

　　但这个“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古人把人的这种后天“习气”形容为“飓风”，一点也不过分。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件事是错的，不合道的，但就是忍不住去做，惯性真是太强大了。“习相远”，正是这种像飓风一样的“习”，使我们的“性” 不再“相近”，因而人心不古，因而礼崩乐坏。为此，孔子才要我们“克己复礼”，才要我们向回走。

　　不迁怒，不贰过

　　在“克己”方面，颜回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论语》中有多处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孔子赞扬颜回的依据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认为，他的三千弟子中，能够做到这两条的，没有第二个人了。孔子为何如此重视“迁怒”？

　　当年读《论语》，读到此处，还不服气呢，心想如果“不迁怒，不贰过”就可以是一个贤者，一个君子，那做一个贤者一个君子也未免太容易了。后来有了生活阅历，才发现孔圣简直是太伟大了，才发现是否动怒是衡量一个人修养的极重要指标。贪、嗔、痴是佛家说的三毒，三毒中治其他两毒相对容易，唯治“嗔”难。只要一个人还有“我”在，就会有“嗔”，“嗔”之于“我”，可谓如影随形。所以孔子在《为政》篇中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直到六十才“耳顺”。就是说，他从十五岁开始“克己”，一直克了整整四十五年，到六十岁的时候才“耳顺”。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宠辱不惊。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耳顺”，说明那个人的小我已经没有了，大我也没有了，既然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不可能动怒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个“怒”了。而当一个人没有我的时候，心里只有众生了，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不迁怒如此，不贰过就是更高深的境界了。先哲认为，人的一生要完成八万四千个功课，才能圆满毕业，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上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课永远完不成了，所谓不圆满，就是指这个。因此，古人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人生。当然，人非圣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犯了，立即改掉，就没有错误，如果不改，就是两个错误，如果再犯，那则不是用倍数能够计量的了。故而有曾子在《学而》篇中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实这个“三”，我认为，他并不是说我一天要三次反省自己，而是时时刻刻，看自己是否在道中，在仁中，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如果你一顿饭的工夫离开仁，那你已经不是君子了，就是罪人了；一个人只有时时刻刻在仁中，在道中，才能做到“不贰过”；否则就会给自己留下“非仁”的缝隙；而只要有缝隙，强大的狡猾的生命惯性就会乘机而入；所谓“留下一个缝，黄金捅个洞”。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贰过”，说明那个人心中已经是一片“仁”的晴空了。而一个人只有处在一种绵延不断的仁中，身心才能得到大滋养，对于外界，也才能随处结祥云。

　　大快乐之源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子曰:不仁者，不可心久处约，不可心长处乐。”可见仁是大快乐之源。

　　看完《论语》，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句子:大快乐者孔子。他对万事万物看得那么开，他是那么随缘，自在，通情达理，活泼，不执著，不僵化，申申也，夭夭也，活活泼泼，开开心心，那么讨人喜欢，让人看着心生欢喜，所以有那么多弟子愿意终生跟着他。像颜回，为了常和夫子在一起，居然愿意吃粗食，穿布衣，住在高危的房子里，而不出仕。如果他是一个僵化的老头子，不讨人喜欢的老头子，大家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吗？

　　孔子师徒在前往楚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粮食吃完了，只能以野菜充饥，后来野菜都没有了，弟子们都愁苦不堪，孔子却兀自在那里抚琴，更让弟子们受不了的是那琴声无比的欢快，了无愁情怅绪。子路站起来向孔子提问：君子也有贫困的时候？孔子说，这要看你如何理解贫困，一个人如果不能处在道中，或者说与道无缘，或者说错过了道，那才是真正的贫；而一个人如果因为挫折降低自己求道的志向和追求，那才是真正的困。简言之，无道为贫，失道为困。子路听了夫子的话后，一边惭愧得流泪，一边把琴从孔子的行帐里抱出来，说，夫子，你接着给我们弹吧。于是，在陈蔡之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随着夫子的琴声，响起了众弟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的合唱。从中，我们听到了大富有，大快乐，尽管，他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这个“窈窕淑女”，我想不是别的，就是“仁”，就是“道”。

　　一个人得到快乐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久处乐”，永远处在快乐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在快乐中，无条件的快乐。孔子为什么能够久处乐？试想，当一个人把他的生活目标定位为孔圣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那人生还会有多少烦恼呢？

　　孔子的喜悦来自大有为。甘地说：“只有永不停息的信念才能换来真正的休息，拥有从不懈怠的激情才能最终抵达无法言说的平静。”孔子虽然马不停蹄地在大地上奔波，但因为他的无我和忘我，大地变成了他的海滩，信念变成了他的阳光，马蹄声变成了他的风。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在孔子身上有一个无比经典无比优美的动作在不停地发生：世人心中的那个小家，那个安逸，被他一次次扔到生命的逝川里去了。于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仁”就在你身边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解释很多。我的理解是拿“仁”到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 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说难道“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你想“仁”，那“仁”就在你身边。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在办公室里聊完天回家时，听到女厕所里的水哗哗响，我连着问了两声有人吗？里面没有人应，就冲进去关掉水龙头。出来朋友笑我，你也不怕人家说你耍流氓啊，我说听着水这样哗哗地淌，我心里就难受。朋友说你又何必，靠你一个人能给地球节约多少水。我说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住我自己，当我把水龙头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快乐的，我已经知足了。

　　这是“习之”吧。就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编发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稿子，就是在“习之”。我也常给同事讲，一部 (篇)文字垃圾被签发，要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其罪孽和印数成正比，和读者数成正比，有一千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千个恶因，有一万个读者就等于你种下了一万个恶因。电影《英雄》里有个情节，音乐可以杀人，我觉得不是演绎，音乐的确可以杀人，文字也可以杀人，当我们每天看着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而气，在中国就是原始生命力。恶劣的文字通过眼睛，种在心田，无异于毒药。所以，作为出版工作者，真应该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姿态供职。

　　作为一个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我在应宁夏人民出版社约请编选拙著《大年》和《点灯时分》时，一改从前哪篇都舍不得的优柔寡断，毫不犹豫地删去了那些可能污染人心的文字，结果受到大家欢迎。在北京召开的《大年》研讨会上，评论家一致的评价是它温暖、智慧，特别是干净。有评论家说，读了《大年》，才知道作者是一个不忍心把世界弄脏的人，这让我惭愧，事实上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每有新作诞生，我都先让儿子看，我把能够拿给儿子看作为我写作的一个标准之一。

　　我想这也是“习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作者简介：郭文斌，祖籍甘肃，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作协副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等。散文《永远的堡子》获冰心散文奖。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