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德性

我第一次自己买的书，是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了一本《少年文艺》。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那里面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之所以把作者和小说的名字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小说吸引了我，让我怎么也忘了不了：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两个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非常想看，却没有钱，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可以换来一张入场券，他们搬了一天，晚上坐在看台上，当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却累得睡着了。

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说是它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应该承认，马尔兹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

那时候，在北京东单体育场用帆布搭起了一座马戏棚，在里面正演出马戏。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尔兹的这篇小说，曾想入非非，小说结尾为什么非要让两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累得睡着了呢？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了马戏，我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还会爱上了文学并对它开始想入非非吗？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买每期的《少年文艺》，以前没有买到的，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余下没有看到的各期，我特意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到了它们。它们伴随我升入中学。在整个童年时期，想想还是马尔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再让我想一位作家的话，那就是我国的任大霖，我也是在《少年文艺》上看到他的小说之后，买到了当时所有能够买到的他的小说集和散文集。让我难忘的是他写的《打赌》和《渡口》，我曾经把这两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现在想想，《打赌》和《渡口》同《马戏团来到镇上》一样，弥漫着的都是那样一丝淡淡的忧郁。文学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不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峨冠博带的赞美诗，也不是后来我看到的小布尔乔亚或自诩进入中产阶级的假贵族的自我感觉良好。它显得有些布衣褴褛，是匍匐在地上的行吟。

进入了中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那是同学借我的一本清末民初的线装书，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我将一本书都抄了下来，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背诵其中的一首，那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

我的中学是有名的汇文中学，有着一百来年的历史，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许多解放以前出版的老书，藏在图书馆里面另一间储藏室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管理图书馆的高挥老师大概看我特别爱看书吧，便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

从尘埋网封中翻书，是那一段时期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的文集，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有的剧本。那时，我沉浸在那间潮湿的屋子里，常常忘记了时间。书页散发着霉味，也常常闻不到了。不到图书馆关门，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时，可笑的我，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其实，说实在话，有些书，我并没有看懂，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感动，但最初的那些印象，却是和现实完全不同的，它让我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了想象，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一定发生，而那一切将会都是很美好的，又有着镜中花水中月那样的惆怅。我一直这样认为，青春季节的阅读，是人生之中最为美好的状态。那时，远遁尘世，又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容易六根剪净，那时候的阅读，便也就容易融化在青春的血液里，镌刻在青春的生命中，让我一生受用无穷。而在这些的阅读之中，文学书籍的作用在于滋润心灵，给予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是无可取代的。日后长大当然可以再来阅读这些书籍，但和青春时的阅读已是两回事，所有的感觉和吸收都是不一样的。青春季节的阅读和青春一样，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弥补。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只是安慰自己于一时的童话。

这样的阅读，在汇文中学延续了整整八年，一直到我去北大荒插队。即使文化大革命图书馆因藏污纳垢封资修而被封，许多书被学校的红卫兵拉到东单体育场在一场大火中烧掉，我依然从那里借书看。高挥老师和我约定，让我把要借的书目写下给她，她偷偷溜回到图书馆帮我找到书，然后用报纸包好，放在传达室我去取。我们以这种地下党传递情报的方式，度过了那段艰难却又有意义的读书生涯，一直到我去北大荒却并未结束。我去北大荒的时候，带走家里两个箱子，其中一箱装的都是书，同学送我一个外号“肖箱子”，取“潇湘子”的谐音，自然是对我的谐谑。箱子里就有学校图书馆里的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柯罗连柯的《盲音乐家》和《三家评注李长吉》几本书。

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一个人，很难忘记，他叫曹大肚子，他参加过志愿军，当时在我们农场兽医站钉马掌，许多书我都是从他那里借到的。那时，我在队里的猪号里干活，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兽医站工作的同学顶着铺天盖地的“大烟泡儿”，走了整整18里的风雪之路找我，告诉曹大肚子不知怎么听说我特别想看书，对我的这个同学讲：你让你的那个同学肖复兴来找我！他不是爱看书吗？我们两人便又步行18里风雪路，连夜赶到场部，第二天一清早，出现在曹大肚子的面前，大概感动了他，他对我说：你都想看什么书呀？写个书单子给我吧！尽管他的那口气让我半信半疑，我还是写下三本书的书名。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艾青的《诗论》。谁想到，再一天清早，他用报纸包着三本书递在我的手中，打开一看，居然一本不差。我对他不敢小看，不知水到底有多深。

在北大荒最后的两年，曹大肚子那里成了我的图书馆。只是，每一次借书，他都要我写个书单子，他回家去找，这成了一个铁打不动的规矩。一般他都能够找到，如果找不到，他就替我找几本相似的书借我。他从不我邀请我到他家直接借书。我也理解，既然藏着这么多的书，他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要知道那时候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谁想惹火烧身呀？我便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借书关系，再一次和高挥老师一样，以地下工作者在秘密交换情报的方式，从他那里借书。在那些充满寂寞也充满书荒的日子里，他的那些丰富而宝贵的藏书奇迹般地出现，让我感到荒凉北大荒神奇的一面，也让我感到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力量，让我对书和那些日子有了丰富而温暖的回声。读书是需要季节的，需要环境的，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才能让读书有了生命。而我的读书近乎传奇的色彩，更夹杂着一个逝去的时代抹不去的浓重影子。

在那个时期，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雨果的《九三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书，我整段整段的抄过，记了好几个笔记本。书中有的地方，我看了两遍，后来翻看笔记，发现好几处地方竟然也抄了两遍。

当社会在剧烈动荡之后，偶像坍塌、信仰失衡、整个青春期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产生了动摇而无所适从的时候，雨果对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和诘问，罗曼·罗兰所塑造的和以前我所热爱崇拜的保尔·柯察金和牛虻为革命献身吃苦而毫不诉苦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克利斯朵夫，其奋斗的历史更具个人色彩，多了许多我以前所批判过的儿女情长，多了许多叹息乃至眼泪，但他让我感到他似乎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有些冰冷的手温、浓重的鼻吸和怦怦的心跳。我就是从那时拿起笔开始了最初的写作。

新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候开始来临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开始有新书发售，每天几乎都会有那么的人排出长队等候买书。那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的壮观，让书成为了劫后复出的主角。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九三年》，定价才1元1角5分。

在以后的日子里，书越来越好找，我读的书也远比以前更多更杂更受益，但是，总会有一种感觉隐隐地袭上心头，那就是再也找不回来那时候读书如同与初恋情人相遇的心境和感觉了，再也遇不到高挥老师和曹大肚子一样与你与书倾心相知倾力相助的人了。有时，我会想，也许是如今书的得来太容易了，也是自己读书功利色彩加重了的原因吧？文学书竟也沦为“howto……”一类的工具书了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以此告诫自己。一句是放翁的诗：“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我想我们的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自己躬身稼穑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一句是北京明永乐年间开业的老药铺万全堂中的一幅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不是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