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义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传世之句，更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不仅是一代传世名臣，更是我国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创立的义庄，开辟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纪元。

范仲淹幼时丧父，随母改嫁到朱姓人家，生活极其凄凉悲惨，终年难得一饱。后官至参知政事，忆起童年苦事，忧伤满怀，为避免悲剧在范氏族人重演，于是在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故乡苏州吴县设立义庄，救济族众，捐置良田千亩，以田租为义庄资金来源，并制定管理章程，作为义庄运转依据。

范仲淹捐建的范氏义庄

范仲淹逝世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又将义田扩充，并根据实际情况，“随事立规”，先后十次续订规矩，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范氏义庄虽饱经战火灾害蹂躏，却始终能长盛不衰，至清代宣统年间，义庄已拥田五千三百余亩，创建时间长达八百余年，堪称世界慈善史奇迹。

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受惠颇多，他们每天可领米一升，每月可以领粮三斗，作为裹腹之资，每逢数九寒冬，他们可领取棉布一匹，以抵御寒潮侵袭，若逢红白喜事，他们也可从义庄得到相应资助，使人生大事得以圆满，义庄还修茸诸多新房，供给族人免费居住，使他们不致流落街头，与猫狗同眠。族人若急需用钱，可直接向义庄借贷，利息极低，即使无力偿还，本息可获豁免。

范氏义庄文物碑

义庄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希望族人们都能饱读诗书，终有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因此庄内设有义塾，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族人若进城赴考，义庄也将为他们提供盘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义庄是以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为蓝图，深受族人欢迎，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严密的管理是慈善机构能够长久稳定运行关键所在，为避免因田租发生争执，有伤族内和气，因此义庄通常雇佣佃户耕种田地，而族人不得耕种，义田属于宗族的共同财产，若有不法之徒胆敢侵吞，整房亲友都将受到株连，而他本人非但救济资格要被取消，甚至要被拖到官府问罪，许多贪徒因此生畏止步。

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报酬与管理绩效挂钩，若是管理得当，族人能按时领取钱米，大家都满意叫好，则报酬优厚，若是管理不当，亏损严重，拖欠族人钱米，引得怨声一片，则报酬较低，因此管理人在亲情、财富、声望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必定克职尽守，努力将义庄经营得更好。

义庄鼓励族人捐赠田地，不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帮助，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为族子族孙所铭记，因此，但凡族人经商成功、官场得意，为了避免锦衣夜行的尴尬，他们常会大量购买土地，捐给义庄，使范氏义庄的规模愈来愈大，不为时代所淘汰。

与官府和谐运作亦是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的秘决所在，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生活得到保障，即使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能安居乐业，不至沦为绿林好汉，啸聚山林，因此当地官府自然青睐有加，极力支持，而范仲淹父子本身就是政府要员，注重义庄与官府沟通，以求获取更多的庇护。

治平元年（1064），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宋英宗对此建议予以恩准，于是规矩如同圣旨，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

地方官们还给义庄赋役与免的特权，仅在嘉熙四年（1240）就免除义庄钱米数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咸淳十年（1274），平江府知府潜说友不顾财政困乏，克服困难，在范氏义庄附近修建范仲淹祠堂，从此每逢春秋两季，地方大员都要率领全体官员到祠堂拜祭，极大提高义庄的地位和声望，使异姓人不敢染指，而文人墨客也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令巨族大姓钦羡不己，纷纷派团观摩取经，范氏义庄成为古代宗族建设的旗帜和楷模。

范氏义庄的建立，使范氏家族极其兴旺，子孙众多,繁衍昌盛，人才辈出，而同时代的许多达官巨宦却常如昙花一现，仅历经数代就陷入凋蔽，子孙或为奴或为妓，令人感叹。因此，许多豪族效仿范氏，设置义庄义田，保障族人生活，使宗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成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保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