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洪的老子观

作为东晋最杰出的道教学者，葛洪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全面论述了神仙之存在和神仙之可以修成的道理。现存葛洪的著作，以《抱朴子》内外篇和《神仙传》最能体现他的道教神仙观。东晋以前，道家创始人老子被赋予圆满的神仙性格，并且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教徒不曾怀疑老子神仙性格的先天赋予性，以及五千文的崇高地位。但是在葛洪的著作中，老子的身份、性格以及老子五千文的地位都略有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因由是什么？具有什么意义？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老学史的角度，对葛洪的老子观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老子是“圣人”

神仙思想是人类社会早期具有多功能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几乎所有民族的所有先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地深受神仙思想的浸淫。中华民族的神仙思想生命力特别强盛，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每一位神仙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老子便是这样的神仙。勿庸置疑，老子并不是最早的神仙，但却是道教最先从俗界吸纳进去并竭力神化的神仙之一，在道教中也承载了极为丰富的价值和意义。老子之由人而神，其真正的演变阶段是在秦汉时期。秦汉以后，尽管经过了汉末士人以王充为代表的“疾虚妄”的集中批判，神化老子的思潮并未消减。至魏晋时期，由于士大夫和上层统治阶级的热衷和提倡，服药、求仙之风盛行一时，神仙思想进一步蔓延。同时，魏晋士人在建构玄学体系的过程中，也将孔、老作为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大加评论。以上构成葛洪老子观的学术和时代背景。

葛洪的老子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考察，即对老子其人的认识，和对老子其书的认识。

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有人问葛洪吉凶安危之道，他答以“但谛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那么，何谓“老君真形”呢？

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挺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

老君的“真形”，即是老君的仙貌，由冥想而得之。有真形，即表明其真形不常现，而这正是神仙的典型性格之一。以上“老君”，已经完全被神化。其姓字、五官、体貌、服色、配饰、居址、威仪等，均具有典型的道教尊神的特点。葛洪说他叙述的这些老子外貌特点，皆“出于仙经”。这说明葛洪之前，必有不少道书、仙经已经把老子大大神化了，或者葛洪顺水推舟，借仙经增强其说的权威性。所以他对老子外貌、功能的神化，虽无特殊之处，却具有典型性。

不过，葛洪并非毫无保留地继承旧说，他的老子观，在继承中有扬弃，有发展。魏晋士人推崇圣人，常把孔老相提并论，来表达它们的人格理想。其基本立场是在肯定孔子是圣人的前提下，以老子为仅次于圣人的贤人。葛洪论老子，也涉及到老子是不是圣人的问题，如果是，又是什么性质的圣人呢？

在回答这个前，他首先对“圣”予以全新的解释：“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又说：“圣者，人事之极号也，不独于文学而已矣。庄周云： 盗有圣人之道五焉……”从这个角度出发，葛洪说，道教的神仙追求乃是一种“众所不及者”，因此也是一种求圣的历程，老子理所当然也是圣人。葛洪从《庄子·囗（左月右去）箧》篇关于盗跖的著名故事中得出“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的结论。不过，《庄子》叙述这个故事，目的在于掊击传统“圣人”，批判“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社会现象。葛洪断章取义地借用这个故事，目的在于为老子也是圣人的观点寻找根据。

通过对“圣”的解释，葛洪成功地建立了孔老相通的桥梁。在他为驳斥世人“重仲尼而轻老氏”所作的《塞难》篇中，他宣称：“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认为孔、老不分先后，二者皆为圣人。葛洪抬高老子的地位不是以非难或贬低孔子为前提，与《庄子》中孔子时而是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时而是道家的反面人物不同，葛洪无意贬孔褒老。他对孔子批评最多的是其不能免俗，他认为孔不及老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如在回答“仲尼亲见老氏而不从学道，何也”时，他解释说，人皆有自然之命，仲尼只能“圣于俗事”，而不能“自守无为”，根本原因在于他本非学仙之人。即便如此，这也只能影响他成为“得道之圣”，而不能影响他成为“儒者之圣”。也就是说，老子命中注定将“自守无为”，成为“得道之圣”。孔老皆为圣，差别仅在于各自受命不同，所圣之域不同。

尽管葛洪以宿命式的论说方式，努力证明孔老皆为圣，但孔子不为仙圣，老子不为俗圣，仍然是众人的疑问。因此葛洪还通过对仙、圣关系的论述，极力调和孔老矛盾。他认为孔老分别代表着俗世和仙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仙圣不必兼通：“夫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圣人受命，不值长生之道，但自欲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作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征之国。”老为孔师的故事说明，“仲尼知老子玄妙贵异，而不能挹酌清虚，本源大宗，出乎无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内，其所谘受，止于民间之事而已”。而黄帝、老子则是仙事、世事兼顾的圣人。孔子虽不知仙事，但精通世事，仍不失为圣人。

从表面上看，葛洪心目中的孔子和老子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隐约看到，葛洪眼中世事、仙事兼顾的老子还是高于只通世事的孔子的：“且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黄帝先治世，后登仙，两全其美，兼而得之，显然要高于只能治世不能登仙的孔子。

既然周孔治世可以获得“圣人”的尊荣，那么既“善于道德致神仙”，又能治世的黄帝、老子，难道就不能称为“得道之圣”吗？有些人对圣人求全责备，希望他们无所不能，葛洪不以为然，指出，得道与治世，受人生之初禀气之种类和数量的影响，二者很难兼得，因此不可过高要求圣人：“何为善于道德以致神仙者，独不可谓之为得道之圣？苟不有得道之圣，则周孔不得为治世之圣乎？既非一矣，何以当责使相兼乎？”“众所不及者”便为圣人。最后，葛洪将“神仙圣人之宿”与“治世圣人之宿”追溯到“结胎受气之日”，最终逃不出宿命论的理论归宿。圣贤之别，上天早有定分。而具体到圣人之宿，则“又有神仙圣人之宿，有治世圣人之宿，有兼二圣之宿”。葛洪在不否认周孔是治世之圣的前提下，努力从多方面对孔老皆圣予以证明，从而在面面俱到之中，为自己的圣人观涂上了浓重的调和色彩。

二、老子“非异类”

务成、郁华均为先秦时期的道家仙人，关于他们的传说代代有之，《汉书·艺文志》里就记载了作者为务成子的著作多部。后世道经触类而长之，逐渐将务成、郁华等演化为老子在不同时代的化身。南北朝时期道经《太上老君开天经》叙述老君世为圣者之师时说，伏羲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无化子，一名郁华子；帝尧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务成子。或说务成是舜的老师，如《荀子·大略》：“舜学于务成昭。”葛洪不认同老子世为君圣之师的说法，而是将老子和彭祖、务成、郁华等神仙并列，作为俗人经过修炼而成仙的典型。如《明本》篇设问“昔赤松子、王乔、琴高、老氏、彭祖、务成、郁华皆真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来，为道之士，莫不飘然绝迹幽隐，何也？”老子和诸仙并列、无高下之别。批评老子世为国师的传说，乃“晚学之徒，好奇尚异，欲苟推崇老子，故有此说”。认为老子不过是“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在《神仙传》中，葛洪说道士代代皆有，“何必一老子也？”

老子世为圣者师的说法，在葛洪看来，显然属于“异”说，他反对此等异说把老子过分神化，认为如此下去，将使后世学道者把老子当成是与生俱来的神仙，老子的神仙性格是先天赋予的，是不需要后世努力学习的，甚至是不可学的。其危害之大，最终将导致后世不信神仙之学：

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

《抱朴子·内篇·对俗》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葛洪直接将老子的身世界定为“人”的宣言：

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

正因为老子原本是人，《神仙传》叙述老子生平事迹，言辞朴素，无过多虚幻之辞。对于老子其人，葛洪采用了有历史根据的事迹如孔子问礼于老子、阳子居师老子等加以叙述。此外，葛洪虽然也记载老子西行出关之举，但未及老子化胡之事。对于老子之学，葛洪在《神仙传》中着重强调了三点，其一，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老子是长生的表率。其二，遵老子之术者，则需外损荣华，内养生寿。其三，将修身、炼养以及服食金丹和神仙化了的老子联系起来，使老子蒙上了浓厚的神仙道教色彩。

“本起”经之类，多以渲染某个仙圣诞生前后的神奇故事为主线和内容，如佛教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楼观道的《文始本起内传》等，则《老子本起中篇》也应是叙述老子神话故事的道经。前已论及，葛洪的《抱朴子》在当时仙经对老子的神化基础上，对老子“真形”之外貌、威仪有生动的描述。尽管葛洪出于神仙可学的理论需要，并未过分夸大老子的力量和继续强化老子的神仙性格，但葛洪仍然给予老子这样一位“得道之圣人”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葛氏丹道理论之一，即口诵神名，则可致长寿：“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不尔，则卒至而忘其神，或能惊惧，则害人也。”所以他提醒道徒，只要谛念老君，使老君现出真身，则可以“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

其实葛洪在论述仙圣关系时，就已明确指出，圣人也是人，并非从天而降，这和他认为老子非神灵异类的观点一脉相承。如《辩问》篇云：

圣人不食则饥，不饮则渴，灼之则热，冻之则寒，挞之则痛，刃之则伤，岁久则老矣，损伤则病矣，气绝则死矣。此是其所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过绝人者，唯在于才长思，口给笔高，德全行洁，强训博闻之事耳，亦安能无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谟，安上治民，复欲使之两知仙道，长生不死，以此责圣人，何其多乎？

总之，葛洪对老子其人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老子是人，因学而得道，老子和周孔一样，也是圣人，是得道之圣人。葛洪的老子观，服务于他神仙可学的道教理论，并对魏晋以来士大夫“孔圣老贤”观点做了修正，提高了老子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由于葛洪自身深厚的儒家情怀，致使他在表达其老子观时，采用了和儒家圣人孔子对比的方法，得出了孔老皆为圣等一系列观点。

三、关于《老子》五千文

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葛洪对凡是与神仙之学有违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他对老庄道家的态度亦是如此。一方面，葛洪肯定了老子是长生不死的神仙楷模，是“得道之圣人”。另一方面，葛洪也不忘对老庄之学进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生命观上批判老庄道家。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学成的。有些人多年执着求道，却不得其方。验之无效，求之无果，皆因学道之人“不分道书良莠而求长生之效”。在这里，葛洪将《老子》五千文也纳入批判之中：

又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有况不及者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于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葛洪批评老、文、庄、关“泛论较略”、“永无至言”，显然是指这些书籍无关神仙之事。言下之意，只有大谈神仙，才是“至言”。道徒暗诵五千言，不得要领，于修道无益。能力不及者，更为徒劳。因此，对于《庄子》宣扬的齐生死观，葛洪的批判就更为用力。他认为，《庄子》“或复齐生死，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庄子》离神仙如此遥远，当然不值得学道之人耽玩。

众所周知，在《老子》和《庄子》内篇中，并无长生不死的思想。《老子》只讲长生久视，《庄子》虽讲“养生”，但主要是指顺应自然之“命”，追求精神上超脱，而非肉体不死。在生命观上，老庄道家和道教仙学存在着严重冲突。道教贵生，《抱朴子》中有许多贵生言论，如：“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死为贵耳”。葛洪对《庄子》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大加笞伐，便是从道教仙学宣扬肉身可以不死的神学目的论出发的。因此，清人孙星衍在《校刊抱朴子内篇序》中评价《抱朴子》时说：“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

葛洪还从儒家的政治立场批判老庄。“尊道贵儒”是葛洪思想体系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他认为，儒、道不可偏废，它们的社会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以此为原则，葛洪对老庄思想体系中除养生之外，凡违背儒家政治立场的内容进行了批驳。如《外篇·用刑》云：“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措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校瓦胾无救朝饥者也。”这即是说，老、庄是不能“救朝饥”的“诞谈”，申、韩才是为政之“实事”，其着眼点在二者的“为政”之“用”。他还说，“道家之学，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如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以捕鼠……，治理国家还得用儒、法的那一套理论。葛洪还声称自己“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对庄子言辞怪诞、超脱世外、贬毁忠贞仁义十分不满。因此，在他看来，《庄子》之言丝毫无益于社会：“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很显然，以上评价均是以老庄对社会是否有“用”为标准的。

葛洪的老子观，鲜明体现了他在政治观上反对消极无为，主张积极有为的倾向。在“属儒家”的《抱朴子·外篇》中，他多次呼吁“兴复儒学”，其中，《勖学》、《崇教》篇以谈论儒家之学和儒家之教为中心。例如《勖学》以子鄙为例，论及“渐渍道讯”，“成化名儒”；对周公、孔子、董仲舒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分别是“上圣”、“天纵”、“命世”，表现出对杰出儒者的赞赏态度；对“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的现世十分担忧，明确提出要尊崇儒教。所以，分析葛洪的老子观，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学者，是通过种种努力尽力调和儒道矛盾的。

事实上，从总体上来看，葛洪对老庄是维护的而非全盘否定。他曾强烈批评魏晋士人的言行是“污引老庄，强为放达”，是对老庄的滥用。作为道教的理论来源和依托，葛洪不得不吸收和借鉴其关于“道”的理论及其宇宙观、养生观等资源。但当老庄的道家理论和他要建立的神仙学说和政治观发生矛盾时，它们就不可避免成为了葛洪批判的对象。

总而言之，东晋时期，道教发展迅速，真正“成为一完备意义上的有很大影响的宗教团体”。葛洪对神仙思想的总结，构成这个时期道教迅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老子观，否认了老子的先天神仙性格，是对老子的重新定位，也是其老子观的最大特点，对于说服信众、推动神仙道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葛洪的老子观，也反映了魏晋以后儒家和道家进一步融合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