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之花

喜从悲来？萧条时代，让我们发掘幸福的哲学源泉。

金融海啸正席卷而来，报纸上一片悲观的论调，人们聊天时谈起此事也不免忧心忡忡。这个世界遇到了大麻烦，健忘的人们纵使早把人类历史上更为凄惨的贫苦和战乱的年代抛诸脑后了，可是发生在80年前的那次经济大萧条，以及由它引发的惨景人们多少还有些记忆，人们不禁有些不寒而栗了。

可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是祸福相依的，当人们身处顺境时，多数男女都忘记了他们借以成功的谨慎、中庸、慈爱等等优点，他们得意忘形，变得傲慢和挥霍，不久他们即不配享受他们的幸运了，幸福随即变成厄运，这次金融海啸本质上也是如此。反过来，当人们身处逆境时，困苦和磨难反倒有可能激发他的勇气和智慧，使他有所作为。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逆境和作为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种历险，少数人之所以最终能够披荆斩棘成就自我，是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理解痛苦并从中获得教益的人，而更多的人只不过停留在抱怨、怨恨、焦虑和伤感的层面而已，听凭命运的驱使。正如法国的随笔作家蒙田所说，生活的艺术恰恰在于善于利用逆境：“我们一定要学会忍受无法避免的苦难。一如世界的和声，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砺的、尖厉的、平缓的、轻的和响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他必须掌握所有这些，然后糅合在一起。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把善和恶糅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二者本是同一物。”

同样，顺境或者说财富和幸福也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在世俗的眼光里，财富当然地可以产生幸福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可是事实是，台面上光鲜的踌躇满志的人物私底下也有痛苦，而精神抑郁症和自杀现象显然也不是穷人的专利。对于财富产生幸福的拙劣信念，美国诗人庞德早就在他的诗中痛斥过：“哦，自大透顶的一代，别扭透顶的一代，我见过渔民在阳光下野餐，我见到他们一家衣衫破烂，我见过他们咧嘴笑着，听过他们粗野的狂笑。我比你远为幸福，而他们又比我们幸福多倍；鱼在水中乐，连衣服也没有。”穷人的幸福，富人往往没法理解，却远比物质塑造的幸福真实，富有“同情心”的人们往往会感叹穷人们有勇气不幸地生活，可是他们果真不幸吗？谁需要同情呢？同情心不过是优越感矫情的伪装罢了。

和庞德同时代的诗人桑德堡则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了幸福的定义：“我问大讲生活真谛的教授，什么是幸福，我去问那有名的经理，他雇了几千工人，他们摇摇头，冲我一笑，好像我在耍他们，而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沿着德斯泼莱纳河闲逛，我看到树下一群匈牙利人，带着女人，带着孩子、啤酒和手风琴。”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它无关物质，它只是一种把心中固有的喜悦传递给外界的精神状态而已，不幸的事件只有在最初的时候短暂地让众人惊讶，然后人们自然会凭藉自己的智慧继续幸福，或者相反因为愚蠢而继续痛苦，如果我们碰见一个人喋喋不休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在有转机的情况下他仍然会照旧抱怨的，最后他的生活往往“如他所愿”变得更加糟糕。幸福当然不是财富，毋宁说它是一种能力，至少它也算是一种天赋，只有不以幸福本身为目的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它。

追溯杰出人物个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身处逆境并从中迸发而出的杰出人物，明显要多于在相对优裕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这也许是因为在优裕环境中的人多了一重突破自身环境的先在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拉罗福什科说：“承受好运比承受厄运需要有更多的美德。”而逆境带给人们的冲击大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人内部发出的，比如人自身的精神危机，恋爱和仕途的挫折以及最明显的——疾病；一种是外部发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逆境，比如时代的衰落、家仇国恨等等。前者带有普遍性，人们在人生之途多多少少都难免要遭遇几回难耐的疾病或是难熬的失恋，可是只有少数杰出人物能把这些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生的馈赠。多少人得过乳腺癌，只有桑塔格写出了《疾病的隐喻》；19世纪梅毒是常见病，但是只有波德莱尔、尼采和莫扎特将梅毒的低烧化为疯狂的诗篇、思想和音乐；在所有的疾病中，也许精神抑郁症是一种天生的“哲学病”，患者多半会怀着厌恶的情绪，对生命和死亡做形而上的思考，可是只有少数人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比如孔德、罗兰·巴特和马克思·韦伯，韦伯因为抑郁症中断工作数年之久，他的朋友劝他到风景区疗养，可是在疗养区他整天一样足不出户，一小时一小时地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疾病是一种财富，但是多数人并不会善用它。

中国历史上最抠门的皇帝明神宗有一回生病了，长时间不愈给折磨得很厉害，于是良心发现，下诏书要取消众多苛捐杂税中的几种，没料到几天后病竟然好了，这回他可后悔得不行，连忙派太监去内阁大学士处讨回诏书，连续派了20名太监追讨，终于讨回。这疾病唤起的良知不过在这位皇帝身上存在了几天而已，算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继续想方设法压榨人民，最后使民怨高涨，奠定了明朝衰亡的基调，到崇祯帝时想要振作已是积重难返。那次疾病带来的宝贵警示被白白浪费了。世间大多数人本质上也多属此类，疾病带来的对自身的观照和自省，只有最聪慧的头脑才能真正理解，这同样考验天赋和毅力。

杰出人物在恋爱上遭遇的挫折也不遑多让。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都堪称情路多舛，叔本华中年时属意一位17岁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向她献殷勤，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后来姑娘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也许这正是叔本华那些恶毒攻击女人的文章的灵感之源吧。尼采的几段恋情也是倍感煎熬的单相思，他最爱的美人莎乐美也只是对他的著作有兴趣而已，要论情感她当然更喜欢年轻有魅力的诗人里尔克。两情相悦又怎样？夭亡会让曾经的花前月下更形凄凉。贝阿特丽奇和劳拉的早逝分别重创了但丁和彼特拉克，也是《神曲》和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灵感之核。这些杰出人物在情感上的失意，使他们免受一般家庭的负累，可以将全部精力用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上，同时失败的情感体验亦赋予他们的哲学和文学更加厚重的质地。失恋的结果是著作，两情相悦的结果不过是性行为而已，你会选哪一个？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这也是杰出人物稀缺的原因之一吧，享乐和幸福总有它平庸的一面。

时代的衰落和动荡虽然不像疾病和失恋带给人直接的冲击，但是它笼统地对整个人类施加全局性的影响，它带给它那个时代的人身心病痛之外的负担和灾难，相较于个人身心的创伤，这是额外的负累。这次金融海啸号称“百年一遇”，也就是说这不是每一代人都能“有幸”碰上的，而那种国家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的年代历史上更是罕见，人在乱世中内心体验的复杂和丰富自然也是繁华盛世中的人难以想象的，衰落的乱世更容易造就杰出人物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历史上动荡年代，比如国家处于割据状态或是朝代交替之时，往往是杰出人物聚集的时代。从学术方面看，春秋战国时代至今无法超越，孔子生于春秋时代，孟子、荀子、老庄生于战国时代，汉朝最伟大的经学家郑玄一生正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清朝学术风气很盛，但是要论大气魄，还得要算明末清初乱世里的那几个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动荡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人才辈出，比如它有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诗人陶渊明，有最好的书法家王羲之，有最好的批评著作《文心雕龙》，有最出色的文学选本《昭明文选》，魏晋人物做派一再被后世推崇也绝非偶然，东晋名臣谢安接到淝水之战的捷报，仍旧不动声色和客人继续下棋，别人问起何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仗打赢了。这种气度在和平年代里的人怎样具备呢？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勉强学也只能学到皮毛和表面的姿态而已，因为在魏晋人物洒脱的言行背后往往是国破家亡、生离死别，这样的时代底色才能衬得起魏晋的风骨啊。谢灵运在广州被砍了头，谢眺死于宫廷内斗，鲍照死于乱兵之手，难怪他们的诗里有那么浓重的虚无感，有那种“高树多悲风”、“客心悲未央”的慨叹。

再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个著名盛世：周代的武丁中兴、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强盛之时，可是从中产生过几个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呢？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反过来说，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少几个名将未尝不是好事，可是盛世和乱世一样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真的当危难不可避免地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新的希望孕育的时候，时代会通过它选定的人传达出新的思想新的声音，历史也因此而继续向前，绝不会受阻于人们功利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