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破历史烟尘的“汉籍之路”

1143年11月3日，是日本大学者藤原赖长异常兴奋的一天。这天他借到了一部当时日本国内甚为稀见的宋朝刻本《礼记正义》，读罢爱不释手，连连赞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迅速命人将此书誊抄一部。书抄成之后，他又发觉那部宋朝刻本的字体精美遒劲，足见刻工技艺之精湛。好文好字好技艺！读书人对书的占有欲开始在藤原心中翻腾。于是他与原主商量，许以此书抄本和《全经末文》抄本交换，结果如愿以偿。藤原大喜，宋朝珍本从此花落扶桑。

　　此事反映在藤原赖长的日记《台记》中，而这仅仅是日本人笃好中华文化的一则小小的历史见证。在中日交往的历史长流中，无论风雨飘摇的战乱时期，还是风和日丽的和平年代，都有大量汉籍漂洋过海到东瀛。往来的商人、使节、僧侣、技术工人犹如蜜蜂采蜜，采集并携带着中华文明的花粉，在另一片土地上结出文明之果。最初，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穿越东海有葬身鱼腹之忧，中日来往并不密切。汉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是四世纪时由其近邻的韩国人完成的。后来，人们开始有能力直接穿越东海，于是中日交流越发频繁，流入日本的汉籍也愈发多起来。不过近代以来，日本利用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势，大肆攫取中国的文化宝藏，则无异于抢劫了。1907年,归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全部为岩崎幸之助所得，被运往日本，构成了今日静嘉堂文库藏书的主体部分，此事成了当时中国学人心中难以释然的伤痛。

　　时过境迁，那些繁华与阵痛都已经在历史的车轮下成为滚滚尘埃。待尘埃落定，书韵却依然悠悠。飘逸的墨香、方正的文字，今日的日本处处有中华文明的影子。

中华古籍的浸淫何止于日本！在亚洲地区，朝鲜、韩国、越南等，无不和日本一样，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中国的音符也早已融入世界文明的奏鸣曲之中。今天，散布在全球各地图书馆的汉籍已成为人类的文化宝藏；与中国有关的学问如汉学、敦煌学等等，也纷纷成为国际性的显学。中华文明的载体——汉语和汉字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起了汉语和汉字。这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复苏，而那一条条曾经传播文明的汉籍之路，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清晰：汉籍从中原起步，经历烈日炎炎的中亚荒漠，穿越人烟稀少的俄罗斯大草原，来到日落之地——欧罗巴。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和虔诚的传教士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身影。汉籍又从东南的海港出发，驶过星夜下寂静的南海，穿过看似平静却暗潮汹涌的印度洋，绕过地球之角来到大西洋峻峭的东海岸。这一趟万里迢迢，凶险莫测，使中华的星火得以在南洋点燃；再历经马可·波罗、拉达等人风尘仆仆地回到欧洲，终于在欧洲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斗士们在温暖的火光中看到了推动历史车轮的方向，找到了打开现代文明之门的钥匙。伏尔泰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莱布尼茨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了我们一大觉醒。”他们奉孔子为“天下先师”，四书五经成了当时的时髦读物。儒家思想给予他们的心灵以启迪，仁政、德治成为他们解除神学枷锁的武器，中世纪的黑暗与残酷终于燃尽，被扫进了历史的烟灰缸。

　　那么在今天，不断有人发问：这些已经尘封在域外数百年以至上千年的汉籍，可否有回归祖国、让国人一睹芳容的机会？

　　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之后，整理和出版域外汉籍的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持编纂的域外汉籍项目、由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于近日面世了。这里的“汉籍”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其内容有三：

(1)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2)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的汉籍刻本与学人的汉字著述(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3)明、清以降西方来华传教人士的汉字著述。全辑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合计20册,115种,含2000余种珍贵汉籍,基本囊括了多年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汉语珍贵文献和版本，其内容宏富，内涵深刻，真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因此，《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在动议之初，就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新闻出版署柳斌杰署长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并为全书作序，书的出版也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套《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不仅引发了国内外汉学研究的热潮，也引发了学界对域外汉籍的关注。这是出版界的大事，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