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故事——先秦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刀法灵秀，变幻莫测，奇趣丛生。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此骨系河南安阳出土，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甲骨文断代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两面共有一百六十余字，背面字内填朱，色彩炫丽，内容为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气等方面情况，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 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又名钟鼎文，是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通高102.1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其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份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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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毛公鼎

毛公鼎，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是金文的经典名作。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颈部饰重环纹及弦纹各一道 ，简朴庄毛公鼎严 。腹内铸有铭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後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於周宣王元年（西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於〔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　　西周晚期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东周石鼓文 《攻吴王夫差鉴 》 局部

东周石鼓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