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大学生之死到教育改革

“堂堂正正一个大学生竟然连个工作都找不到，面子又往哪放……总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出来了，总想一直睡着不要醒来，因为醒来就要面对现实。我该怎么办？自己已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这是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学生刘伟在日记中发出的感叹，2009年，她即将毕业。

在另一则日记中，她写道：“每年花着高昂的学费，不但没有学到本领，反而变得郁郁寡欢，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这是干什么呢？毁了自己也负了父母……虚荣心占据了上风，就为了面子，明知道家里穷，还硬要上学，全然没考虑父母的痛苦，然而现在却异常痛苦。唉，真的很懊悔啊。”

今年春节，刘伟奔波在求职的路上，没有与家人团聚……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奔波。

刘伟之死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让我们的大学教育真正能做到‘学以致用、学以能用、学以可用、学以有用’。”一位四川宜宾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对于基础教育则应改‘应试教育’为‘兴趣教育、能力教育’，让我们的学生轻轻松松地学习，健健康康地成长，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身心。不要让学习成为学生们的负担和累赘，要让学习成为学生们的兴趣和爱好。不要让学生们厌恶读书，要让读书成为学生们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他（她）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刘伟之死引起了今春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这不是个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学生都很可怜，最终走上了这条路。我在做校长时，也发现经过高考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心理上已经有问题了。很多同学都有压力，应该关心并进行心理辅导，尤其是对于心理抑郁的人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关注。”

大学生就业难暴露的短板

谈及刘伟之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应该讲，其中有社会的原因，但是也有些是个体的特殊性造成的，比如性格的偏执。出现这些事情，要科学理性看待。极端事件让所有人关注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想到自己的责任，其次整个社会要给予关注。

朱清时说，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很复杂，中国以前很少遇到金融危机，加上大学生这几年毕业人数在增多，高校中专业设置结构存在不合理，这些因素使问题具有了复杂性。

朱清时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我是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当时，也不是都能就业，所以政府就把我们派到青海、内蒙古、东北，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我们的自信心很强。像我学核物理，当时分配到青海的一家铸造厂当修炉工，当时是坦然接受的，而且都能做好，做工人，做采购员，一路做上来，都不是我的专业。生活不是一条直线，每一步都不可能按着理想去实现，要学会自己创造条件。当然，政府应当尽量提供条件，有助于就业。大学生自身也要加强自信心与承受力。现在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与世界产生影响，这就如同到一个原始森林当中去探险，最有才干、最有生命力的人，会活得很好，并且走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首先从自身做起。”

一位长期关注教育改革的学者认为，农村学生在扩招的背景下，大量地集中在“三本”院校和专科学校。与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专科学生的就业更为困难；和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就业更为困难。

“一方面近些年大学招生规模扩大，市场消化突然激增的大学生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是结构性的失调，相当多的专业设置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其中尤以文科、管理、理科这些学科更为突出，比如新闻、影视等专业。此外，在同样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大学生个体表现不同。选择自杀这条道路，毕竟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学校教育的一些不足，大学生个体应该从长计议，经受挫折，还是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

“要把‘一考定终身’改掉” 　　

近一段时间，是否废除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成为教育改革讨论的一个热点。

朱清时认为，文理分科是浅表问题，关键问题是高考制度改革，文理分科取消与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是教育结构和教育思想。”朱清时说，“新中国的教育思想，最起初是全面模仿前苏联模式，一个体现就是分专业分得很早，从中学开始就要分文理科。大学当中，转专业也非常困难。年轻的中学生，很多人并不确定自己的专长，如果学了没有兴趣并发挥不出特长的专业，那么一辈子就不可能有什么创新能力。中国的教育悲剧就在这里。学生后来发现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兴趣，但又改变不了。”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是淡化专业，大学中所有的课程都可选修，一个美国人一生当中要换四到五个专业，中国人绝大多数就是一个专业，就是上大学读书的那个专业。”

葛剑雄说，事关文理分科的这种局部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文理分科，其设计目的是让学生应对高考时集中精力，如果高考不改，学生就会有抵触情绪。而且高中时，学生的心态不同了，“我念高中时，就开始不喜欢理科，但是当时文理不分科，所以一定要学。”

他说：“现在什么都是‘高考指挥’，是应试教育，高考不考的，就不必学，进了大学再说。现在学习应该更加全面，但要考虑不要增加学习压力。可以实行单科结业。文理分科过早，会使很多学生的兴趣被迫服从家长的决定。”

朱清时表示，高考制度改革，就是要把“一考定终身”改掉，要把平均成绩作为录取参考，关键在于平时成绩要做到公平诚信，如果各个中学评判出的平时成绩都是社会公认的，那么，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就很容易改革。“平时成绩作为60%～70%的依据，高考只作为30%～40%的依据，这样，高考压力就小了。至于公平诚信本身的建设，当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葛剑雄说：“不要唯学历论。高校有规定，新评的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我们很多的院士并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是这样，我也不合格，我也没有博士学位。学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应该允许有特殊有例外，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能力来评价一个人。”

“教育改革急不了，但方向要定下来”

朱清时曾是一位有所不为的校长。他对本刊记者说，自己没有扩招、建新校区，没有折腾师生，是自己最大的“办学贡献”。

中国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大学50年取得的成绩。朱清时说：“我们理解其中自然包括最近10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我们真是很高兴。”

朱清时说：“中国科技大学地处合肥，区位优势不多，跟北京、上海远远不能比。办学发展存在的困难就在于最优秀的人才很难到那里定居。但最大的优势是那里不被关注，行政干预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不折腾，安心办学。”

他认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因为遵循教育规律是可以复制的。”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华说，建立大学的现代治理结构，是很多大学校长关注的问题，“教育改革急不了，但方向要定下来”。

他说：“每年我到中学去看生源，都和中学校长强调素质教育。他们说，你说的都对，但问题是孩子考不上怎么办？我们的设想是，作为好的大学，可以在中学里建生源基地，甚至取消入学考试。现在大学的自主招生已经试验了几年，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因为确定自主招生的生源后，这些同学还要参加高考，自主性只体现在降低20分录取，我们学校的分数线降20分，也还是一个高分，这样做意义不大。”

王建华认为，自主招生也会带来对公平性的质疑，在现有社会背景下，如果完全自主招生，大学的校长也是招架不住的，“条子来了一大堆，怎么办？教育现实比较复杂，大家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

王建华说，教育的基本价值导向造成了今天规模化的发展导向，“现在正在进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我希望这个‘规划纲要’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导向予以明确。如果‘规划纲要’的导向能清晰明确，解决问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