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

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也为佛教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

印度阿育王时代建造的桑志大佛塔

　　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专横暴戾。他重用酷吏，设置“人间地狱”，惩罚天下“罪人”。约公元前261年，他兴师征伐羯陵迦（今奥里萨），遇到顽强的抵抗。战争异常残酷，人民大批死亡，这使他怀疑武力征服的效果，意识到宗教在维持统治上的作用。认为“达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依法胜，是最胜”。于是，战后不久，阿育王改弦更张，开始实施“达磨”（法）治国的方针。他对达磨的解释是：“除邪恶，多善良，发慈悲，乐施舍，重诚实，贵纯洁”。同时规定“戒除杀生”。他的达磨就是给他的臣民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他告诫官吏，忠于职守，忠于国王，这就是善行，生时能获得宠信和赏赐，死后能升入天界。反之是恶行，生时要受惩罚，死后要下地狱。阿育王就这样把因果报应的教义与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以维护他的政权。因此，他感兴趣的只是佛教中有利于世俗统治的部分，对于教义中的一切皆苦的厌世思想，涅槃的最高目的，对于思辩性的抽象教理，丝毫没有他关心的迹象。

　　出于同样理由，阿育王也支持其它宗教。传说他在晚年成了耆那教徒。但赞助佛教可能是主要的。据说他本人即是居士，在国师带领下朝拜过佛教圣地。著名的圣地有四处：佛陀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伽耶，初转法轮地婆罗奈斯，涅槃地拘尸那伽。约公元前249年，阿育王朝拜佛陀诞生地，在兰毗尼园留下了石柱铭刻。阿育王还信仰过去四佛，证明当时已有过去诸佛的传说，释迦牟尼只被视作诸佛中的一员。阿育王大规模地供养沙门，最有影响。据说每天只在鸡园寺供养的出家人就上万，当然也包括佛教以外的沙门。阿育王宣传佛教的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据说经他发现的佛骨分成8万4千份，为之建起同样数目的佛塔。虽然这是一种夸张，但表明当时建塔之风已经盛行。建塔标志着对佛教圣物的崇拜，进入了高潮，对神化佛陀起了推动作用。

印度劳里亚南丹加尔的阿育王柱

　　“塔”，来自梵文，音译“窣堵波”、“塔婆”等，意译“方坟”、“圆塚”、“大聚”、“灵庙”等。传说最早的佛塔是用来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遗物的，有纪念的意思。塔形为半圆土塚，后来造形日趋繁多，大都由基台、覆钵（台上半球形部分）、方箱形祭坛、竿和伞五部分组成。据说还有一种没有舍利安置的塔，叫做制多。对窣堵波或制多的供养崇拜，起源很早。各部派曾围绕这种供养可能获得多少福报，有过分歧。如化地部认为所获果少，法藏部认为获果广大。南方制多部当即是以崇拜制多而得名。建塔之风在印度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波及到其它佛教流布的地区和民族，而塔的形式和用途，也更加多样和广泛。随着对佛塔的崇拜，佛塔围栏上出现了各种有关佛陀的雕刻画面，诸如宝塔、菩提树、法轮、足迹、宝座等，以此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动。一头象表示佛陀降生，一匹马表示佛陀出家，宝座暗示降魔，菩提树暗示成道，轮子象征说法，塔象征涅槃，诸如此类，用实物的形象图解抽象深奥的教理。在这些雕画中，完全没有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可能与早期佛教反对偶象崇拜有关。但对塔的崇拜恰巧成了通向佛像崇拜的桥梁。像著名的巴尔胡特大塔，就刻有拜佛仪式，是通过诵经、顶礼、膜拜、献花和烧香等佛徒的行为来表达的。对佛陀的神化，正在进一步变成对佛的偶像崇拜。

　　佛塔和塔的雕刻物的出现，产生了佛教艺术。塔的结构、雕刻物和造型，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风貌；弘扬佛陀生平，图解佛教义理，为佛教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到巽伽王朝时期，佛教艺术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后的佛教文物中，已有波斯、巴克特里亚等外来艺术的影响成分。早期佛教中的神话尚不发达，主要注重思辩，部分注意道德。但由于佛教艺术的兴起，佛教形象化的传播，更容易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也有了产生更多的寓言、神话的需要。佛教艺术促进了佛教更广泛的、多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