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的政治智慧

中国的儒家学说始创于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末期的孔子。该学说的代表著作是经孔子和其弟子整理而成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及《春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五、六百年间，六经一直是儒家思想传递的主要教材。但是直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后，才逐步形成儒学一尊的天下。由于《乐》已失传，于是五经成为公认的儒家经典，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左氏春秋》。而《论语》、《孟子》也成为西汉时推崇的儒家经典。

到唐代，由于反佛教斗争的需要，韩愈提出崇儒的“道统”思想，排斥佛教的“法统”思想，突出了原《礼记》中《大学》和《中庸》的地位，认为它们的重要性可列为经书一类。这是很有眼光的。到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及南宋大儒朱熹才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与《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编为《四书》。朱熹亲自为其作《四书集注》，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从而确定了南宋以后六百年间，《四书五经》在儒家经典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我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淀积在我们思维方式的深层意识之中。其中《大学》又是《四书五经》的卷首开篇，具有重要地位，表现出儒学特有的政治智慧。《大学》中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今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大学》在《礼记》中原是排在第四十二位的一篇论文，但唐代思想家韩愈却独具慧眼，看出它是封建统治的政治纲领，从而在他著名文章《原道》中予以阐明。朱熹对《大学》则推崇备至，他在《大学章句》中引二程之言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全篇只有1750字，朱熹一生只有40天的京官生涯，就选择了给宋帝讲授《大学》，据说，他临去世前还在修改《大学》中“诚意”一段的注，可见《大学》在儒家经典中之地位。

《大学》中的“三纲领”指的是开篇的前四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之道讲的是大学教育的原则和目的，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明明德”的意思是为仕之人要自明其德，彰明高尚的德性，有人说德性又可称之为“善之端”，发扬德性就可以从善之端走向善，即达到明德。“亲民”按朱熹注原作“新民”，即要革除旧习，勉作新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对“止于至善”，《大学》中已自有诠释，是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说“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文中“止于”是“达到”的意思，“止于至善”就是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大学》的至善说中所列“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于信”等概念，显然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三纲五常”的渊源，其中包含了压抑人性发展的封建性糟粕，要批判地看待。但《大学》中的三纲领却被历代儒家学者所推崇，特别是被宋明以来的思想家不断阐发，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髓。

实现《大学》中三纲领的“八条目”可以看成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也可看成是三大纲领的实施途径与方案，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原文写得很美，现录于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笔者认为这八条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十分集中又极其精辟地体现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方法，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前四条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承认“格物”为第一性，“格物”即研究掌握自然界事物、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到知识，而只有获得广博的知识，才能有追求真理的诚意并展现高尚人生的心灵，而不被“利”、“欲”所动。这正是教育的功能，是政治目的的前提和手段。而后四条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修身”是基础，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庭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一种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其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人对事物的认识有片面性，只有通过“修身”，克服片面性，达到正确的认识，才能“齐家”，即管理好家庭。《大学》中能指出人在对待他人和他事的“亲爱”、“贱恶”、“畏敬”、“哀矜”等方面，往往偏于一面，即有“辟”（朱注辟犹偏也），从而对人与事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这一认识是很高明的，对今人讲求修身，克服片面性仍有重要的意义。“齐家”是以“修身”为基础的，而“家”在中国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会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治国”又要以“齐家”为条件。国家治理好了，才能达到“平天下”。这里“平天下”讲的主要不是武力统一，而是“文治”，是讲统治者要推己及人，仁爱，忠恕，从善如流，荐贤举能，慎言谨行，避财货，崇道义，这样天下就没有不太平的。因此，后四条表达的就是儒家哲学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是前四条教育哲学的自然延伸和思想升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中国厉史上一代又一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可见《大学》精神影响之深远。其中宋儒的倡导，朱子的集注起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朱熹在世时并不得志，一生在清贫的讲学著述中度过，其著作在宋代亦被打作“伪书”而不得传。直到元、明两代才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今天重读《大学》，除被它博大的政治智慧所折服外，对《大学》中几个重要的伦理思想的论述也受益匪浅。如《大学》中把“诚意”与苟子讲的“慎独”联系起来，“诚意”有诚实明理之意，加上“慎独”后是讲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能“心无邪”谨守道德原则。“慎独”是对人道德的真正考验，能做到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要时时处处战胜自我，坦其心迹，诚心守仁。小人则不然，《大学》中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意思是小人在独处时做坏事，无所不为，看到有道德的君子时，就把做坏事的行为掩藏起来，装出做好事的样子。……，其实这种伪善而不诚实的人，君子是一眼就可看透的，因为掩藏得再好，内心的思想也一定会表露出来。所以“君子要慎其独也”。

笔者认为真正品德高尚的君子，不是在众人视目之中表现其品德的，而是在无人独处时战胜邪念，表现出光辉的人格。

《大学》中还有一段对“德”与“财”关系的精辟论述，在今日，更富有启发。文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意思是说在治理国家中道德是根本，财货是末节，如果轻视精神，只重物质，民众就会为财富争斗，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里，人民就会离去，财富如果分给千家万户，国家才有凝聚力，人民才拥护，社会就稳定了。所以国家要倡导正确的义利关系。当然，《大学》中讲的德、财关系是突出了“德”，而贬抑了“财”，是形而上学的，缺乏辩证思维，但仍体现了儒学在“义利”观上的一贯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道德高尚的人仍要“义以为上”，反对非劳而获的“不义之财”，即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

《大学》中的政治智慧是很了不起的，孙中山先生说：“《大学》中所说的……那一段话（即八条目），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国外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没有说出，这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孙先生的评述精确深刻，值得常思。

记得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成为中国文化中历千年之久的美谈。笔者则认为赵普的话是表示谦和的戏说，因为《论语》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行为的原理，而《大学》则是儒家治国安邦政治哲学的纲领，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确博大精深，学之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