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西游记文化的民族性

众所周知，《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就是唐太宗时西行万里取经的玄奘大师，九死一生的取经路途为小说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想象空间。

早在儿时，父亲就常常和我说起玄奘大师的故事。我们家族四代人前赴后继地在继承、弘扬、发展西游文化和猴戏艺术，祖传四代历经一百年的猴戏艺术也是中国猴文化的缩影，如果没有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就没有《西游记》这部伟大的世界名著，也就不会产生名扬世界的伟大文学家吴承恩。我经常说：感谢时代、感谢生活、感谢吴承恩、感谢《西游记》、感谢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传奇的伟业。

玄奘大师是我国佛教史上无出其右的高僧，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出生、出家、受具足戒及到各地游方参学，其行迹包括家乡河南缑氏（今偃师县）、洛阳、长安、成都、荆州、扬州、吴会、赵州、相州等地。第二个阶段为：冒险西行求法，历经约十七年（首度出关年代未定论），往返5万里，途径110国，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第三个阶段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后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为止。这段期间除有多次陪从太宗到各地巡幸，及在高宗时回家乡探访一次外，大部分时间均用在译经事业上，在其最后十九年的岁月中，共译出75部、1335卷的经典，译作量多质精，无出其右者。

玄奘大师，俗姓陈，名袆，生于隋代（602－664年，一说为600－664年）。洛州缑氏县游仙乡凤凰谷陈河村(今河南偃师县境内)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玄奘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位白衣法师向她辞行，她说道：“你是我儿子，要到哪里去呢？”法师说：“为了求法，要西行。”玄奘八岁时，聪颖早慧，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父亲亲口传授《孝经》，讲到“曾子避席”时，玄奘忽然整理好衣服，站起来立在一边。父亲问怎么啦，玄奘说：“曾子这样尊敬老师，我也要向他学习！”可惜在玄奘十岁那年，父亲就与世长辞。当时玄奘的二哥早已出家，法名长捷，玄奘就跟随长捷法师住在庙里，做少年行者。在十三岁时，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剃度二十七人，成绩优秀的候选人员多至数百，玄奘年幼，根本没在计划内，而负责选拔僧才的官员郑善果发现玄奘气度不凡、慈心广大，问答之中，说出“意欲远诏如来，近光遗法“的远大理想，受到了认可，称赞他是”释门佛器“，破格剃度，赐法名“玄奘”。

玄奘出家后，勤奋用功，废寝忘食，诵读经典，过目不忘。不久之后，他就能够开坛诵经，抑扬流畅，竟非常像他的师父。后又随兄长长捷法师到四川拜访众多著名法师，于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在四川居住研读经文近五年，精通了各家各派的学说。二十七岁时已精通经、律、论三藏，被称为“三藏法师”，声名远扬。玄奘大师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仍感到翻译成汉文的经典数量不足，很多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唐高祖九年（626年），在长安玄奘遇见了印度高僧，了解到了那烂陀寺讲学的盛况，对于精通瑜伽学说的大德戒贤长老非常敬佩与向往。于是就向刚刚建国不久的唐王朝上表，申请出国深造，但是唐王朝考虑局势没有完全安定，朝廷并没批准。这年正逢瘟疫泛滥，玄奘大师就随着逃荒的灾民离开长安，可以说是“签证屡屡被禁，一场瘟疫使他偷渡出境”，开始了既无通关文书，又无同行僧侣的艰苦、漫长的取经之路。

玄奘大师的西行路线是沿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过火焰山、穿大沙漠、翻越大雪山，从现在新疆的吐鲁番、阿克苏、拜城一线，经（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再向东南经现今的巴基斯坦进入北印度。由于大师没有拿到唐王朝的通关文书，所以他的西行，除了要经受大自然恶劣环境的折磨外，还要经历许多想象不到的险阻与考验。有的官员欢迎他，都好心地劝他放弃西行，另有些官员，比如凉州都督李大亮发觉玄奘大师逃走，便叫李昌拿着公文追来，李昌被大师矢志求法的意志所感动，不顾个人前程与安危，撕毁文书，催大师快走。大师没有向导，后来有一位胡人前来请求受戒，作玄奘大师的弟子，充当向导，送大师通过五个烽火台。大师大喜，遂以衣服等物什换得马一匹，随后又与胡人调换熟悉西域路径的老马，师徒二人登程上路。为了躲避官兵，只得绕道而行，夜间露宿在沙漠中。那胡人先是提刀在大师的身后走动，后又劝大师“沙漠漫漫，关卡森严，最好返回”。又张弓搭箭相威胁，始终没有动摇大师西行的决心，他只好跪在师父面前告辞回家。玄奘大师好言安抚他，还把惟一的一匹马送给了胡人。

黄沙漫漫，渺无人烟，只有玉门关外五座烽火台每隔百里一座，虎视眈眈。除了烽火台内，便找不到可饮用的淡水。奇形怪状的烽燧间响着鬼哭似的风声，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只能凭借马粪和尸骨辨认方向，艰难行进。时行百余里，迷失了方向，解水袋饮水时，由于水袋太重，一时失手，水全流空了，欲返回第四烽火台重新取水。转念又想，先曾发誓“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仍坚持向西而进。四顾茫然，鸟兽俱绝，心仍无所惧，只是苦于无水，饥渴难忍，四日五夜，滴水未沾，倒卧在沙中。遂向观音祈祷：“玄奘此行，不求钱财，无冀名利，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众生，以救苦为务。这点苦对我算得了什么？”至第五夜，忽有凉风吹来，顿觉清醒，勉强前行数十里，遇一丰盛水草处，停息一日，又走了两天路程，方走出了大沙漠。

玄奘大师在流沙中备受危难，由于意志坚决，终安然走出，到达伊吾（哈密）。遇见汉僧，伊吾国王得到消息，派人接至寓所，热情款待。玄奘在瓜州逗留时，曾对僧人讲经数十日，西域各国商人对玄奘大师无不钦佩，并将他欲去天竺求经的消息带了回去，因此，西域各国早就知道了玄奘其人，无不翘首以待。

贞观元年，大师二十七岁。当时，高昌国出使伊吾的使者即将回国，得到大师到来的消息后，立即报告国王。

高昌国国王得到消息后，立即发文，请伊吾王护送玄奘到高昌国。日夜兼程，换良马，经六日赶到高昌王城。高昌城就在火焰山附近，其实火焰山并没有火焰，而是赤地炎炎，气温极高（现在的吐鲁番城）。高昌国王的热情高过了火焰山，他令文武百官和王妃侍女列队出迎，并供养大师于后宫的重阁宝帐，请求大师长住国中，并拜为国师。这样停留了十几天，大师告辞，国王仍不允许，大师说：“我所以西行，是为了大法，现在遭到你的阻难，我只好把骨头留给大王，我的神识你未必留得住。”说后绝食，三日之内，滴水未进。第四天，高昌王见大师气息渐弱，才深感愧惧，向大师谢罪，允许大师西行，惟愿以兄弟相称，与佛结缘。大师见他信仰虔诚，便停留了一个多月，为王室成员讲《仁王般若经》。讲经之日，高昌王每天亲自捧着香炉，跪着迎送大师。法会圆满后，高昌王为大师备二十四封书信和礼品作为通关之用，恭送大师启程。

玄奘大师又经历了千难万险，过阿着尼国，翻越了银山，在山的西面碰到一伙强盗，大师和同行的人把财物尽数送给强盗。又走了十几里路，到断崖边住宿时，发现走在他们前面几十个商人，都被杀掉，旷野上仅留遗骸，而财产都被劫走。之后不久，又遇突厥贼人，抢掠大师之后，因为分赃不均引发内讧，自斗而散。

再西行约千里，一座直插云宵的大雪山挡在面前，大家吃在冰上，睡在冰上，经历了七天七夜才走出雪山，冻死者十有三四。不久，见到一汪高山湖泊，虽然四周都是渺无人迹的冰山，这湖水却是清洌见底，对冰山而言，大家就称它为热海。

再向西行五百多里，玄奘大师一行受到素叶城突厥叶护可汗的热情接待，虽然信仰不同，却仍供奉了西域所产的素食瓜果。可汗对大师说：“印度烈日骄阳，潮湿闷热，俗民的皮肤黝黑。您这样庄严标致的人才，到了那里可能吃不消。”大师说：“我是追寻圣迹，慕求佛法。”可汗对大师无比钦佩，供奉了法服和丝绸，亲自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

大师继续前行，一路上每逢佛塔，必要参拜洒扫，或请资深的老和尚讲解教授。进入印度境内，虽然高耸的雪山被抛在北面，眼前苍郁的树林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大师时常遭遇恶兽和野象。一次，又逢群贼，见大师面貌端好，欲杀他去祭天神，大师临危，面无惧色，一心念弥勒菩萨，求速往生，群贼见状惊惧，正当举刀之时，黑风四起，折树飞沙，连河上的舟船都被掀翻，大家得知是东土取经的和尚，一起跪倒，皈依了大师。如此这样经磨历劫，又走了一年，终于来到了释迦牟尼成道的菩提树下。大师百感交集，如同游子回家，和随行的沙弥一一参拜，五体投地，悲泪盈目。当时远近僧俗听说东土大唐来了取经的和尚，数千人都来一睹圣僧风采，看到玄奘师徒悲涕跪拜，没有不呜咽落泪的，这一盛大的活动共维持了八到九天。

玄奘大师在印度期间，常参观佛教圣迹，拜访高僧求学，在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印度著名高僧戒贤法师为师，五年潜心于佛学研究，收获颇丰。离开那烂陀寺后，他沿恒河东下，几乎遍游全印度，巡礼求法。五年后再回到那烂陀寺，受戒贤法师之邀举办讲座，宣讲《摄大乘论》。临回国之际，中印度的羯若鞠暗国的戒日王召开“无遮大会”，即全印度的佛教大会，全印度十八个国王、三千多名高僧、二千多位婆罗门参加了大会。玄奘大师在大会上主讲了《大乘论》和他的著作《破恶见论》。十八天内，无人能攻破他的论点，遂被誉为佛学权威，享受到最隆重的礼遇，坐在装饰华丽的大象上游行市区，万人瞻仰。

贞观十七年，他带着六百五十七部佛教经卷离开印度回国，经中亚、葱岭、天山南路一线。唐太宗派出官员在敦煌迎候。贞观十九年，玄奘大师回到长安，长安城里万人空巷，欢迎这位名扬中外的高僧。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唐王有盛大的仪式送别玄奘大师，天才的作家吴承恩将历史上的唐王迎候玄奘改编成小说中的送别唐僧西去。

玄奘大师回国后，在长安弘福寺和玉华宫组织译场，着手翻译佛经。他精通汉梵语文，佛学造诣高深，所译经文，语意妥切、文辞流畅。在中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中，他的译作最多、最精。唐太宗亲自为玄奘大师的译经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三藏”者，乃佛教的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后人又称玄奘为唐三藏或三藏法师。玄奘大师接受唐太宗旨意，由他口述、弟子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共计十二卷十万余字，追述了他西去天竺取经的经历。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玄奘大师在长安玉华寺圆寂。朝廷用金棺银椁存放他的骨灰，有一百多万人护送他的骨灰安葬于兴教寺内。

上述就是历史人物玄奘大师的真实情况。此后产生的西游故事中的唐僧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在唐僧取经的故事框架、西行路线、艰难险阻及其坚定志向、最终取得的伟大成功中都有玄奘大师的痕迹。小说《西游记》中也同样如此。

文学家鲁迅一生疾恶如仇，对丑恶现象无情鞭挞，对民族的精神高歌颂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和思想家。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大声疾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里虽然没有提及玄奘，但是季羡林先生认为，舍身求法，当包括玄奘西行取经的伟业。

国学大师季羡林这样评价他：玄奘的翻译对原文忠实，读起来又不别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久已蜚声士林，在国内和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印度史、中亚史，《大唐西域记》是不可缺少无法代替的瑰宝。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印两国的交往日益发展。许多中国僧人排除万难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到印度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游历印度的记述，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史和中世史的极可宝贵的文献。

曾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长的星云法师，对玄奘大师推崇备至：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应该要爱惜光阴，爱惜学习的机会。隋朝末年，炀帝下诏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即前往应试，并立下宏愿，要“远诏如来大法，近光佛陀遗教”。玄奘因为少年励志而学，到了壮年时即成就非凡，是中国伟大的佛学家、译经家、外交家、地理学家。我的师父一诚法师曾对我说过：“感谢你对佛家文化的宣传，功德无量。”

印度是比较不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家，记载于历史的原始数据，非常缺乏。后来发现中国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对于古代印度的地理、佛教圣地、风俗民情及语言等记载，非常详细。循此宝典的线索，终于一一找回佛陀的圣迹，以及古代印度的面目。真令人难以意料，玄奘大师的丰功伟德，至今犹能润泽于整个印度。

2006年10月15日，西安大慈恩寺举行了盛大的“玄奘之路•世界和平祈福典礼”，并在古城南门广场举行古典的“通关文牒”颁发仪式，为“玄奘之路”考察队员们壮行。“玄奘之路”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印友好年”系列活动之一。考察队10月15日从西安出发，于11月中旬进入印度，11月底结束活动回国。考察行程共1.2万公里途经6个国家，26个城市。我的好友王石和冯其庸老先生也参加了，我参加了印度段的考察。

在那烂陀，我们参观了玄奘纪念堂、那烂陀寺庙遗址和那烂陀大学遗址，与现任那烂陀大学校长PANTH先生及部分学生交流。在德里公共学校巴特那分校，学校临时找了一根水管让我充作金箍棒，在《通天大道宽又阔》的歌声伴奏下表演了猴棍，赢得了满堂喝彩，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无数的摄像机、照相机对准我，闪光灯亮成一片。我表演结束后四五次的谢幕，学生们争着让我在他们的手绢、手上、后背上签字。

我左手的无名指上一直戴着哈努曼的猴像的戒指，我一直认为孙悟空与哈努曼是有血缘关系的，希望通过孙悟空与哈努曼的文化艺术间的交流，使中印人民与艺术有更深入的接触与交流。

我参加重走玄奘路活动的最初动机就是走近历史，寻找真实的玄奘。他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印度、西亚，被奉为英雄，比如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把玄奘的肖像印在地图上，因为游牧民族没有记史的习惯，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帮他们记载了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在19世纪的印度，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佛陀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从英译的《大唐西域记》里，他们才知道原来印度是佛陀的故乡，重新认识和发现了自己的历史，也正是在这本书的指点下，他们找到了大量珍贵的佛教遗产。对于中国也是如此，玄奘取回来的不仅仅是经书，他引入了另一种文化，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佛教名山古刹、文学、雕塑等各种佛教文化的遗存随处可见。但是我们对历史上真正的玄奘却知之甚少。

重走玄奘路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玄奘。玄奘的出现和唐朝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今天的中国也讲开放，但是要引入什么样的东西，塑造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这些需要思考。

玄奘的行动更加告诉我们如何以开放的目光面对全球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指出，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也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今天重走玄奘路，并非是一种复古怀旧情结的宣泄，而是现代人对玄奘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其意义是多重的。按照活动组织者的定位，主要是通过重走来讴歌“玄奘不畏险阻、舍身求法的献身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励志奋进的进取精神，不慕荣利、心归大唐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以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所有这些精神都不是物欲的诉求，重走玄奘之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价值追求。玄奘追求的是一种信念，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和信念远远超出了物质利益层面，而这可能与当今太过“物质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

当然，不能说今天我们没有精神追求，但这其中掺杂了太多的物欲成分，与此相应，当今流行的一些时尚文化，其内涵都太过功利化。而那些有关理想信念的精神文化追求，则有远离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危险。

人需要在精神文化的指引下前行，一个国家更要有民族精神，物欲享乐式的精神追求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玄奘西天取经所代表的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反映，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玄奘取经的故事念念不忘、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今天重走玄奘之路，既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一次弘扬，更是对回归理想信念追求的一种呼唤，体验玄奘、解读玄奘为今天的人们点亮了一盏精神之灯。

交通是与外界联络的信道和窗口，“环境能熏造性质，我民族受此种交通之酷遇，自然养成几分保守的单调的气息，固无庸讳言，然一民族对于外来文化而无容纳之可能性，则其族非久遂成为僵石化。”梁任公这番话论及中外交通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很是精辟。

东汉时期，佛教东来，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气息，引起了中国古代自儒学独尊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基本上是西域僧人翻译的，而且残缺不全，难于满足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中国佛教徒决意西出阳关，直探佛教源头印度求取真经。玄奘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西行的目的是追求佛学意义，在中国建立印度正宗的佛学体系。

中国在历史上不断与四邻异族相接触。中国对外族文化，常抱一种广大的兴趣，愿接受而消化之，用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事物，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在对佛教传入中国问题上，中华文化表现出了百川归海的吸纳性，这也是中国文化绵绵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所有的外来文化，包括世界性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进入中国后，都逐渐本土化。佛教最典型的本土化代表就是禅宗，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

佛教东来，僧人西行求法，中西文化的交流，带来了不仅在宗教信仰上的变化，在衣着、饮食、游戏、礼俗、美术、工艺等方面，中国接受西域、西方新花样的，不可胜举。对唐代的文化影响尤其显著。由于丝绸之路的产生，以及佛教的东来，在丝绸之路沿线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最具代表性。佛教、石窟艺术，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乃至社会生活都有全面的影响，关于敦煌莫高窟，还形成了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影响在世界，敦煌学的中心则在中国。

丝绸之路的畅通，实际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文化的交流，甚至民族的融合。综观历史，南北中外民族、文化交融时期，必然带来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发展。

但是在比较中我们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玄奘等僧人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获得了思想感情的一次求真，乃至文化的昌盛。然而在中西文化交流、物质交换中，中国人似乎更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而对物质的输入、吸收是比较淡化的。西方国家则不然，不仅获取了中华的文化精髓，也渴求火药等物质的文明，并对中国输出的文化、科技产品加以研究、提升、发挥其最大价值，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使其更具现代化的威慑力，于是便有了鸦片战争时期的船坚炮利。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有一段名言：“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玄奘等西行求法的僧人实际上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玄奘对佛教的向往、热忱追求与虚心接纳，表现出对真理的渴慕；他独来独往，不畏艰险，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悟真理，立地成佛；他的勇于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从小而言，是个人实践佛教，从大而言，是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打破古代中国闭关保守的禁锢，使中华民族能够傲立于世界。他与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具有同样的效应，不仅仅是为了贸易发展，而更主要的是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了玄奘等僧人的西行求法，才使中国人的眼界，从以前局限于五岳之间，从而一跃透过葱岭以西，看到地中海以东、印度洋以北的广大地区。中国文化也因佛教的加入而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2008年6月5日我应外交部长杨洁篪及印度驻华使馆的邀请，参加了在故宫宴请印度外长慕克吉的活动，杨部长开玩笑说，如果印度在艺术文化方面需要形象大使，在中国可以请六小龄童先生出任，因为他扮演的孙悟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时至今日，如果要评价古典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西游记》应数第一。中国人最早接触的古典名著就是这部作品。《西游记》被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的范围和次数，也是中国第一。由于我前后用十七年的时间完成四十一集的电视剧《西游记》，被加载大世界基尼斯记录。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西游记》到目前为止回放率和收视率还是最高。《西游记》涉及到戏剧（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艺、电影（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电视剧、漫画、卡通画等几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两岸三地，可以随处看到《西游记》的影子。我父亲在六十年代初拍摄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行七十二个国家，获得第二届电影“百花奖” 最佳戏曲片奖，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国家都曾放映过该片，我主演的电视剧《西游记》1988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八十年代末先后在台湾的中视、华视两个电视台播出，受到了台湾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台湾的观众看到“六小龄童”这个名字感到很有意思，开始都以为是六个小孩出演的美猴王孙悟空，随着信息的沟通才了解到美猴王孙悟空是由作为大陆猴王世家的后代的我扮演的，现在我在收集台湾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西游记》的文字小说、图画书籍，通过我的官方网站美猴网及我的博客，我与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加深了友谊与情感，他们会随时给我寄一些与《西游记》有关的书籍。

北猴王李万春先生的弟弟李桐春、李环春一直在台湾出演有关《西游记》的京剧猴戏，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喜爱，我希望世界佛教论坛举办期间如果有机会能在台湾拜访到这些前辈，通过海峡两岸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这样的机会，把属于世界的、中国的南北猴戏艺术的精华融在一起，共同来探讨表演和文化艺术以及如何来延续。

2008年4月底，偃师市政府向我颁发了“玄奘故居纪念馆名誉馆长”证书，这是在玄奘故里对我多年来弘扬西游文化、推崇玄奘精神的肯定。2008年6月18日，在玄奘大师译经最多及他圆寂的陕西铜川玉华宫，我被当地市政府聘为“玉华玄奘研究所名誉所长”、“玉华玄奘纪念馆名誉馆长”，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弘扬西游文化、推广玄奘精神做出自己的努力。

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六小龄童品西游》上册，2008年出版了下册，在中国发行了数十万册，受到了男女老少读者的喜爱，通过我自己十七年演《西游记》的经历及我的家族百年的历史，把西游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去弘扬，我也希望去一百所大专院校、中学、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去讲演，现在已经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六十多所学校，还在继续进行中。应新加坡有关方面的邀请，我于2008年9月19-21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嘉庚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六小龄童品西游：《西游记》与猴王精神”主题演讲，还到菜市联合宫的竹云宫祭拜“齐天大圣”、拜访了圣家庙、在三清宫当仪式主宾，带领上千名小朋友祭拜孔子。

今年上半年，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拍摄完成的全球首部立体电视连续剧《吴承恩与西游记》将在中国播出，海内外的观众都会陆续看到，这部剧介绍了吴承恩伟大传奇的一生以及如何创作《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我们《西游记》的原班人马25年后继续合作，投资方王咏酮女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导演是著名导演阚卫平先生（《大宋提刑官》导演）、总制片人是许明哲先生，希望通过这部戏的播出，让大家再一次回顾我的“师父”唐僧原型玄奘大师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作为一诚大师的佛家居士弟子，我个人还希望通过这个佛教论坛共同为世界和平、民族和谐做出自己应做的努力，同时也希望有机会出演根据玄奘大师所著《大唐西域记》改编的影视作品，如果能扮演玄奘大师将是我三生有幸的事情。建议在教科书中增加一个章节，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从中了解到玄奘大师传奇而伟大的取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