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人鱼困局

一方面是中华鲟不断减少，一方面是人类不断努力，只是，人类的努力速度总是比大自然行动的速度慢——

最后的产卵地命悬一线？

中华鲟的“生存境地”已经由原来的800公里江段16个不同的生境区域压缩到惟一的、面积狭小的区域，而这最后的产卵场一旦遭到破坏，中华鲟的野生物种在自然界将难以生存。

葛洲坝看起来并不特别险峻。一坝横跨，但依然江水滚滚，船舶如织，往来过客，风清云淡。

葛洲坝下的长江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江水平坦而浩荡地流淌着。但对一些研究并关注中华鲟命运的人来说，平静江水下的变化让他们焦虑不堪。

危起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所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2005年3月底再一次来到这里察看这片水域，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世界鲟鱼保护协会主席罗声涛（Haraald Rosenthal）博士。

在他们眼里，混浊的不透明的江水下面，发生着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每年，中华鲟的繁殖群体从大海里溯流而上，来到大坝下的这片水域，产卵繁衍。“没有这片产卵场，中华鲟野生种群就有可能灭绝。”危起伟说，“这是已知的中华鲟惟一的产卵地了。从1981年到现在，24年了。”在他看来，葛洲坝下的这一处产卵场是维系中华鲟野生物种的惟一希望。

这是25年前的往事。1981年葛洲坝截流，长江被一道大坝拦腰截断。葛洲坝的截流使沿长江主干道上溯的中华鲟无法继续前行，曾经在长江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的800公里16处产卵场全部消失。

“但是中华鲟都被压在坝下，它们洄游的路被彻底阻断了。”危起伟平静的叙述中特别重的语气在一个“压”字上，“中华鲟就是长江里的蛟龙啊，那么大的鱼，七八百斤，最大的可以到1000斤，从大海里回来，发现再也游不上去了。葛洲坝下满都是鲟鱼，好抓极了，宜昌城里到处都是卖鱼的，吃也吃不了，卖又卖不掉，那一年就捕了1000到2000尾鱼。”危起伟的回忆清晰地再现了24年前的情形。

长江里现在出现的中华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在葛洲坝截流之前出生的，它们在截流之后的20多年，第一次回家，但却不可能再找到出生的地方了。这种“巨型水下潜艇”千万年不断的航程现在就止于坝下了。

幸运的是，被截断洄游路的中华鲟就在葛洲坝下找到了新的产卵点，物种还在延续。1996年，这里被划为湖北省“长江宜昌段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建立保护区后，对中华鲟的保护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中华鲟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享受和大熊猫一样的待遇；二是全长江禁捕，中华鲟的产卵地也有了基本的保障。

“现在，从大海回来的中华鲟已经进入长江了，它们在长江的主航道里日夜不停地向上游，一往直前地抵达葛洲坝下。”危起伟说，从春天开始直到秋天的漫长日子里，他的脑海里都清晰放映着中华鲟的水下前行，当他乘飞机俯瞰长江，或者乘船游行于长江的时候，都感觉到大鱼在陪伴着他一起游过时间和空间。

焦虑油然而生，他担心他研究了大半生的中华鲟在2005年的秋天回到葛洲坝下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产卵场了。

2004年秋冬季节，葛洲坝为了扩大通航能力实施了一项工程——在江中修建一道纵向的与葛洲坝垂直的坝体，这道坝体正好建在中华鲟的产卵场上。

危起伟陪世界鲟鱼保护协会主席罗声涛（Haraald Rosenthal）博士前来的时候，工程已经停止，长江平静如常。但是危起伟知道，在江水的下面有一些结构已经改变。“产卵场分布在葛洲坝到古老背约30公里的江段，核心区在坝下7公里，有上、下两个产卵区，工程正好在核心区，现在上产卵场已经被覆盖。”

让危起伟心里着急的是，工程虽然暂停，但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下产卵场随时都有可能被挖掉。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危起伟和他的长江水产研究院的课题组成员为确定中华鲟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核心区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水下动物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要确定准确的位置相当难。”连续十多年的秋天，危起伟们都要捕捉将要产卵的大鱼，将电子信标搭载在鱼身上然后进行跟踪，以测定它产卵的位置、范围、洄游和分布情况，还用从江底直接捞取卵子，解剖食卵鱼类等办法核定了产卵场的靶心位置，初步了解了中华鲟对产卵场的水文、地质及江底结构极其特殊而敏感的要求，得出的结论是，中华鲟的“生存境地”已经由原来的800公里江段16个不同的生境条件压缩到惟一的、面积狭小的区域，对于中华鲟的长期生存是极为不利的，而此惟一依赖的产卵场一旦遭到破坏，中华鲟的野生物种在自然界将难以生存。

危起伟在记者的采访本上绘了一张图，向记者清楚地说明了中华鲟产卵场的位置、与大坝的关系、大坝新建工程的位置等等。他认为，作为30公里江段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有明确的缓冲区、实验区和核心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区核心禁止任何人类活动。实际上，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正好在长江主航道上，人类的活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通航、泄洪、挖石、疏浚河道等都会对中华鲟造成危害，在核心区施工更是毁灭性的。

危起伟向记者转述了有关部门、专家和葛洲坝就此事的论证过程，在论证中他和有关专家提出必须改变现行施工方案，绕开中华鲟的产卵核心区。即使不得不进行施工，也应该暂停工程，尽快进行人工再建模拟产卵场的研究，并经过几个产卵年份确认人工模拟产卵场可以替代现在的产卵场后，再进行工程。“否则，就是在冒中华鲟野生物种灭绝的险。”

到现在为止，危起伟还没有听到工程到底怎样进行的消息，所以他的心也一直悬着。

另建人工模拟产卵场从研究到施工到确实得到中华鲟的认可是一个经年的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担心建设部门没有耐心等。在他的经验里，他常常充当一个为某项建设寻找保护替代方案的角色，在他看来所谓的替代方案是不存在的，人所能做的补救总是微不足道。

留给人类的时间还有多少？

长江边上世代相传的老渔夫知道，研究中华鲟的专家们知道：红色警告已经亮起。“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在长江里再也难以捕到中华鲟了，就像现在你很难再见到长江白鲟、再也见不到白鳍豚一样。”

鲟鱼和人类的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美味的鱼子酱。吃过这种贵如黄金的食品的人说，大如绿豆的鱼子在人的舌尖和齿间迸裂的感觉非常美妙而又难以描述。千百年来世界上的27种鲟鱼的命运就这样辗转于人们的唇齿之间。到了近代，江河上的水利工程又彻底地斩断了鲟鱼的生存之路。

鲟就是这样命运坎坷的鱼。

1988年中华鲟随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004年10月，葛洲坝下宜昌江段中华鲟科学研究与人工繁育用鱼捕捞现场，濒危的信号不断闪现。

从10月12日起一直到10月底，渔民像梳头一样在江里上下穿梭往来了近20天，仍见不到一条中华鲟的踪影。两家用鱼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和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焦急地等在江边，这是以往年份不曾出现的，一群了解中华鲟现状的专家心里都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长江里的中华鲟越来越少了。

经国家农业部批准，两家科研单位今年的用鱼指标共24尾，2004年11月2日，在守候20多天之后，第一条中华鲟被捕捞上岸。对于中华鲟迟到20多天出现，专家们有种种怀疑和猜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野生中华鲟越来越濒危了。

以后日子里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担心。长江水产所的14尾指标最后只完成了10尾，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有10尾指标，最后收获了9尾鱼。更严重的是整个捕鱼季结束后，只有一条雄鱼。

雄鱼的稀少为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出了难题：一是没有更多的雄鱼精子用于人工授精，二是遗传多样性会受到影响。但这也是万幸的，毕竟今年还有一尾雄鱼可用，而有的年份根本捕不到雄鱼，或者有的年份有了雄鱼又和捕到的雌鱼在产卵时间上不搭配，“每年都会有不确定因素出现，并且都是人无法控制的，它们常常会使当年人工繁殖不出来一条鱼。”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中心主任刘灯红说。

最后两家研究所在江边将这条雄鱼的精液一分为二，两家共用。

这让刘灯红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明白，中华鲟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他向记者解释了中华鲟野生资源衰退的种种迹象：其一就是雌雄比例严重失调。按中华鲟物种安全性要求，雌雄的比例应该是1∶1，但这几年雄鱼越来越少，有时达到10∶1，2004年秋的繁殖季节甚至达到了18∶1，这意味着可能有部分成熟的雌鱼无法完成生殖，整个中华鲟的种群在衰退之中。

其二是精子活力的下降，据研究人员观察，以前取出的精子快速运动时间有十几分钟，现在已下降到2－3分钟。

其三是雌性繁殖群体的高龄化。2004年季捕到了一尾重400多公斤、年龄估计在34岁的被媒体称为“中华鲟女皇”的雌鱼，刘灯红说，看到这样大的鱼，媒体可能特高兴，但他却特愁，高龄化的鱼群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也说明种群的增殖很困难。“如果我们看到15岁的鱼回来繁殖，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喝酒庆祝，如果能回来几百尾，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刘灯红说，它意味着一个种群的活力，也说明葛洲坝截流后人类所做的补救工作有了成果。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常剑波博士对中华鲟资源状况进行了评估。自1981年至1998年中华鲟的野生繁殖种群可能下降了50％，而中国水产科学院的危起伟教授认为目前的情况较7年前更为严重，在他看来中华鲟的繁殖群已经从1980年代的2000多尾下降到只有几百尾。

“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在长江里再也难以捕到中华鲟了，就像现在你很难再见到长江白鲟、再也见不到白鳍豚一样。”危起伟说，“这不仅仅是一条鱼的事，而是整个长江水域生态问题。”

危起伟提出了“长江水域生态荒漠化”这样一个词，他说长江里的水生物种消失得太快了。他举例说，前些年有一种长江鲥鱼，也是洄游型的鱼，产量很高，现在已经绝迹了，还有长江白鲟，比中华鲟更濒危更稀少，人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它，它就消失了。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中华鲟存在一天，我们这一帮人还有吃饭的饭碗。”研究了十多年中华鲟的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杨德国说。他向记者描述了研究白鳍豚的科研人员的现状：最后一头白鳍豚死后，这些人再也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白鳍豚这个物种的母本父本没有保存下来，人类再也没有希望恢复这个物种了，所能做的只是在如梦的恍惚中怀念伟大的长江里曾经养育过的这样一种大型哺乳动物。

中华鲟的危险正和白鳍豚一样，人类至今仍然不能完全靠人工繁殖将这个物种保存下来，一旦野生中华鲟种群在自然界消失，人类只能是扼腕长叹，中华鲟就会成为第二个“白鳍豚”。

长江边上世代相传的老渔夫知道，研究中华鲟的专家们知道：红色警告已经亮起，长江里的中华鲟已经不多了。

保种的最后防线能否成功？

人工养殖能不能成为保留中华鲟物种的希望所在呢？记者在葛洲坝集团看到了人类自己繁育养大的中华鲟，有人怀疑，那些鱼已经被人养成“老头鱼”了，因为没有钱，它们总是吃不饱或吃不好，因此就永远也不会成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鲟的命运改变始于葛洲坝，而对这一物种的关注和大力研究也始于葛洲坝。

建坝之始，就有了救鱼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建议修一条鱼道，在中华鲟秋季繁殖时打开，让鱼能够穿过大坝到上游去繁殖；另一种方向是采取人工繁殖、放流以保证物种的延续，最后采取了后一种方法。

当时是1980年代初，据说，修一条鱼道要花费7000万人民币，国内没有此先例、是否能成功没有把握、对物种的保护意识不强等等，令这条鱼道没有出现在葛洲坝上。而人工繁殖增殖的办法当时的苏联搞过，很有成效，于是在葛洲坝工程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华鲟研究所，作为水利工程对中华鲟的一个公益性的补偿。

“客观地说你不能用现在的环境意识衡量当时的行为，你也很难判断哪一种方案更好，因为没有实行的你无法断定它的效果如何，也就不可能将两种方案进行比较。”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杨德国说。

但是自葛洲坝截流之后，为了保护这一物种人们一直都在努力。三代人，25年的研究，清贫与寂寞。人类对鱼的伤害，人类对鱼的补救，人类救鱼的同时也在反省和自救。从一种鱼开始，到一条长江，再到人与自然，这是一个缓慢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得并不太顺利，但毕竟在往前走。

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承担的任务就是人工放流增殖，按照设计，这个所每年向长江里放流的任务是10万尾。

所谓人工放流增殖，就是从长江里捕捉野生雌雄中华鲟，进行人工取卵取精，人工受精，繁育出幼苗，放入长江，以增加长江里中华鲟的种群数量，达到物种延续的目的。

1982年，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就繁育出第一批幼苗放入了长江。后来的十多年间每年都要向长江里放几十万尾的小苗。但十多年之后，当相关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人们发现十多年间的放流基本上对补充中华鲟资源没有什么效果，多数年份更是“全军覆没”。那时候的科研能力只能培育1.8到3.5厘米的“水花”，所谓水花就是刚孵化出的尚没有开口进食的仔鱼。它们到浩浩长江里的命运，只是给一些鱼们增加了少许饵食而已。

这十多年间，中华鲟的数量已经锐减。

1995年中华鲟的培育技术获得突破，幼仔可以人工养到10厘米以上，并获得了90％的高成活率，1998年两家研究所向长江放流了3万尾10厘米以上的幼鱼。有关专家在长江口进行的资源监测表明，从宜昌江段放流的幼鱼部分可以顺利地到达长江口，进入大海。

但是资源评估调查的结果同样不容人乐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幼鱼放流对补充中华鲟资源增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在长江口人工放流的鱼只占资源总量的3％－5％。而同时显示的中华鲟产卵群体较大坝截流前下降了50％。

一方面是中华鲟不断减少，一方面是人类不断的努力，人类的努力速度总是比大自然行动的速度慢。

人工放流增殖的死穴是必须依赖于野生亲鱼。一旦野生亲鱼断绝，人工放流增殖将无计可施。这在前苏联已经有了先例。伏尔加河上由于梯级水坝阻断了欧洲鳇（鲟的一种）的产卵洄游，特别是欧洲鳇的自然产卵场全部消失，欧洲鳇的来源全部依赖于人工放流。但放流必须是大量的不间断的，1950至1980年欧洲鳇每年的放流量是2100万尾。1980至1990年是4000万尾，近年来欧洲鳇的野外数量锐减，放流量也大幅度地减下来，物种危机再一次显现。

中华鲟的难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现在，欧洲鳇曾经历的危险正在中华鲟身上显示出来，野生亲鱼越来越少，留给人类作为的时间越来越局促。现在人能够做的程度是繁殖出第一代鱼，也就是说人工养的鱼还不能生产出第二代、第三代，人类还不能将中华鲟物种的链条连接起来。

记者在葛洲坝集团看到了人类自己繁育养大的鱼，它们有25尾，最长的已养了18年。它们是国内人工繁育养育的年龄最大的中华鲟。18年来，它们除了长了100多斤体重外，没有一条性成熟的。有人怀疑，这些鱼已经被养成“老头鱼”了，因为没有钱，它们总是吃不饱或吃不好，因此就永远也不会成熟了。这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是从技术上来讲，人养的中华鲟能不能性成熟；二是人能不能养得起。

如果仔细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养一条中华鲟比养一个孩子还贵。从幼小的苗，一直要养到20多岁，和养一个孩子成人在时间上是相同的。在金钱上，一条中华鲟养20年需要40万元，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中国大型城市里养育一个孩子的水平。问题是一家可以只养育一个孩子以节约成本，中华鲟不能仅仅养一条或几条，要保有一个物种并形成大规模的向长江放流的能力，必须建一支由数百尾不同年龄段的中华鲟组成的梯队。

那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如果每年保持能够生产50万尾鱼苗的能力，处于塔尖的，是一年10尾可以繁殖的鱼，以下每层都要有10尾的储备，这需要5年50尾鱼，再往下是每年30尾可供选择的鱼，如此累叠，长江中的中华鲟才可以在人工的条件下持续下去。

“一条中华鲟小的时候还好养，越大了花费越大，所需要的资金是呈几何上升的。更让人扛不住的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投入，而是永无间断的大量的投入。鱼不像人，你给他吃得再不好，饿到皮包骨，人到了年龄还是要成熟，中华鲟如果喂不好它就永远都不会成熟。”危起伟说。

所以国内有投资中华鲟想开发鱼子酱的企业，投了几年顶不住跑了，四川的一家研究机构养了几条鱼，都养了十几年了，还是扛不住，只好把鱼放到江里去。

中华鲟如此沉重的命运扛在两家研究所身上。在长江水产研究所，记者了解到，进行中华鲟研究的只是所里的一个课题组，主要进行中华鲟的野生和人工繁殖研究；而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的任务则是人工增殖放流。这个所设置在企业之下，人归葛洲坝集团管，资金由三峡总公司长江电力拨付，业务由农业部指导。100多员工，每年经费185万，这意味着人有了吃饭钱，鱼就没得吃，鱼吃了，人就得饿着。

“给我们5年的时间，给我们200万的资金，完成人工繁育子二代研究是可能的。”刘灯红认为他的25尾鱼只差那么一口，让它们好好地吃5年，就有很大的成熟繁育的把握。

这是一道必须修建的保种的最后防线，它能给中华鲟最后的希望——自然界里一旦灭绝，还留下了一粒种子，留下了物种恢复的可能和希望。

“如果想保有这个物种就必须有一长期的规划，要有国家的投入，只靠一家研究所的一个课题组和一家企业的公益性投入远远不够。”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中心主任刘灯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