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五四”及其反传统

　　如果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层的分析，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

当代否定“五四”的思潮在中国内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其中有“寻根文学”作家指责“五四”切断了我们与传统的“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现实中受挫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也隐隐约约地将矛头对准“五四”，似乎是“五四”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而在新潮学人那里，其热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体与人道主义的颠覆，也往往将矛头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有学人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武器，指责“五四”的西化倾向是数典忘祖的“鹦鹉学舌”。其实，一些具有新儒家倾向的海外华裔学者，早就开始清算“五四”的文化遗产，认为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得不反思：“五四”的反传统是对传统的“断裂”吗？“五四”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五四”就该被否定吗？“文革”是“五四”的结果吗？因此，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全面深入地把握“五四”的文化精神并且予以历史的评价，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从各自不同的知识视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反省。问题就在于，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五四”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利炮坚船与科技工艺，到维新派与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从维新派学习西方的虚君共和，到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可以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五四”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西方的大潮，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西化的高峰———就是不但在物质文化和体制层面，而且在伦理道德与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全面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反省。这里的理论逻辑是，既然我们的文化在竞争中没有优势，那么我们就学习你们的文化，学习部分不行，我们就学习你们文化的全体。

　　然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因为战败以及国家陷入生存危机而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并不多见，也许同属于儒家文明圈而率先“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个例外，而“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斗士也大都留学日本。在其他文明中却多是相反的例证，譬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从西元前281年开始，耶路撒冷先后被推行希腊文化的塞琉古帝国和罗马所占领，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全盘接受来自希腊与罗马的“先进文化”，而是坚信自己的神，仅仅在罗马统治时期，300万以色列人为了争取信仰自由和民族独立就被屠杀了大约150万，而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却反过来在精神上征服了疲惫不堪的罗马帝国。在国破人亡之后，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也不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一些基督徒认为信仰一神教的阿拉伯人容易改宗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但是，尽管十字军东征使无数穆斯林流血牺牲，尽管基督徒利用各种手段诱使穆斯林改变信仰，但是他们的结论是“穆斯林根本不可能改宗”。而中国文化的灵活性使之从来没有这样执着于信仰，而是靠务实的经验与实践来验证理论与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将儒家最高的道德追求“仁”，送给了不知“礼”的管仲，因为管仲给国家社稷带来了实际利益，使人民免于走向野蛮状态，这也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识时务者为俊杰”……正如五四时期鲁迅在《热风·三十五》这篇随感录中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与后来邓小平的“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出一辙，都是中国文化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的表现。反传统的内在文化根源来自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一个悖论。

　　如果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层的分析，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其中缘由，也需到传统中寻根。儒家对于老百姓的要求似乎并不高，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对上崇拜祖宗孝敬父母对下传宗接代就可以了，但是对“士”的要求却很高，要求他们跳出小家而利大家，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在现代就转化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精神。相比之下，留日派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比英美派更具有时代感召力，就在于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他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日本因“脱亚入欧”而成功地挤入列强的行列，给了他们向更极端的方面效法的榜样。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五四”反传统的奇观：就是激烈反传统的精神内驱力是来自传统的强烈使命感，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二个悖论。

　　由于反传统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所以“五四”所造就的新文化既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如胡风所说），亦非中国传统的直接结果（如周作人所说），而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儿。可以说，“五四”新文化是科学分析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结合，是注重国家整体（家国社稷）的富强与吸纳民主精神的结合，是反抗列强入侵的感时忧国精神与个性的自由精神的结合。如果仅凭“五四”人物的西化言论，以为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就会找不到理解这种新文化的门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五四”所造就的白话文本身，就介于精密分析的西方语文与灵动简约的文言文之间。事实上，“五四”人物都是国学根底深厚的文人，他们是以中国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前见”与“前理解”去“拿来”西方文化的，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最能于兴国振邦有力的西方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底，但是“五四”人物很少看取基督教的信仰成果，而更偏重于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等人的现代文化成果。这就难怪，认为西方文学的深刻性与艺术价值在于基督教原罪精神的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指责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学到多少西方文学的精神。而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捷克的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的潜在影响与渗透，他甚至认为，中国现代优秀的短篇小说，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其艺术渊源主要不在传统的散文而在于旧诗。从这个意义上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中国文化视为“儒家文明”，完全无视现实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产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文明冲突”的学说，就没有多少说服力。

　　由此可见，“五四”并没有割断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而是吐纳东西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合璧的结果。“五四”造就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文化范式，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否定“五四”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轻佻的文化举动。而肯定“五四”巨大的文化贡献，并不等于说凡是“五四”人物的言行，就一定是真理，更不能当做今天的言行规范。譬如，不能因为“五四”人物否定中医，就认定中医是没有价值的，中医药大学就该取缔。“五四”人物对于中医的否定，既是对以科学分析精神为特征的西医的推崇，对以整体的悟性与经验为特征的中医的批判，又是一种文化策略。在全社会尤其是底层还笼罩在西医是骗子以至于洋鬼子的照相术与电线是挖眼睛做成的氛围时，极力提倡西医并贬低中医不是非常必要的吗？在全体国民一有病就先看西医的今天，发掘中医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弘扬于世界，不也是非常必要的吗？曾说“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后来不也说《本草纲目》中“含有丰富的宝藏”？因此，对于鲁迅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等激进的反传统言论，也都可以做如此的诠释。因为即使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国学都占了压倒性的比重，这与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在今天，即使在我们的政治课本里，也很难发现《四书》、《五经》、《老子》等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当年，即使是在新文化的大本营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英语的林语堂，也觉得不补中国文化的课似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难以对得起教授的称呼，而在今天，除季羡林等老一辈外文教授颇通国学之外，年轻一代讲授外文的教授对中国文化又知道多少？所以，我们对鲁迅在那种语境中的言论的合理性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一定不能成为今天教育的指南。看看那些抗战将领用文言文留下的充满民族气节的遗书，你能轻易否定中国书的价值吗？“五四”人物几乎都是留学归国的，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蹂躏的危险，他们对中国文化由失望而走向反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绿卡”住在外国，都充满了传统文人所承担的强烈使命感，毅然归国拯救华夏，这不正是他们从小所读的中国书使然？倒是“文革”一代“不读中国书”的学子，成为“物质女孩”，高喊“我爱美元”，走出国门就不想回来，有的还拿着绿卡回国傲其邻人！事实上，胡适、鲁迅等“五四”人物是意识到自己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主张的策略性的，鲁迅就说你要开一个窗子国人是不肯的，但你说要毁坏房子国人就允许你开窗子了。基于当时文化语境的策略性主张，当然不具有普遍的文化指导意义。因此，从历史评价的意义上，我们反对否定“五四”，并且充分肯定“五四”对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文化价值；而在现实的文化选择中，我们又不能盲从“五四”，而是要根据当前的文化需求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

　　至于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进而否定“五四”，其理论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五四”与“文革”确实都具有激烈的反传统的外在形式，但是在实质的文化内涵上，“五四”与“文革”却是尖锐对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觉者”而向广大群众进行启蒙的姿态出现的，目的是使群众的思想观念由传统形态转化成现代形态，这其实仍是传统士大夫使命感的一种现代转换；“文革”则是一场拿文化领域开刀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权威都在被打倒之列，进而完全颠倒了“五四”的启蒙主体与对象。“五四”张扬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反对社会群体对个人的束缚和压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与专制；而“文革”却是以“合群的自大”来反对“个人的自大”，以社会群体来压制个人的自由，以阶级的共性来抹煞人的个性，甚至最有个性的文艺作品也极度抹煞个人，在署名上也多以集体的旗号。“五四”反对各种对人的自然欲求的束缚，反对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与风化主义；而“文革”对人的自由的剥夺与个性的抹煞，导致了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非常典型地表现在“样板戏”中。在文艺上，“五四”文学社团蜂起，流派繁多，多元共存，各种文学“主义”争芳斗艳；而“文革”则是“我花开后百花杀”，一切都是一元为尊，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文艺上的表现就是豪气冲天的“革命呐喊”汇成了一律化的“红海洋”，最后是八个“样板戏”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用连坐的方式由否定“文革”进而否定“五四”。“五四”的成功与“文革”失败的文化经验教训是，应该基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吸取西方各家各派的文化精华，正如鲁迅所说，这种文化的吸取应该是，外既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仍不失固有之血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然而，这都不能构成否定“五四”的文化理由。“五四”是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的语境中急于挣脱传统而走向现代，在吸取西方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了现代文化的各种范式。由于“五四”反传统与西化是建立在多重的悖论之上的，因而并没有失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其创造的新文化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集大成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吸取佛道之营养推陈出新的结果，其中反传统的魏晋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就更能理解“五四”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