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晚学盲言》及书外思考

一、钱穆其人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七岁入私塾，熟习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十二岁时，他的父亲、晚清秀才钱承沛英年早逝。自此孤儿寡母，家境陷入困顿。钱穆十三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后因和刘半农、瞿秋白等作为学生代表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未果，自动退学。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爱其才，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钱穆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1912年春天返回家乡。此后十年，辗转乡村，执教谋生。这一时期的钱穆虽然心中常有不能进入大学读书的遗憾，但是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1923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转眼又是七年。1930年，由顾颉刚举荐，钱穆出任燕京大学讲师。其后，在北京、清华、四川、齐鲁和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抗战胜利以后还曾出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此间，获得了香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1990年8月逝世。

钱穆高中肄业，完全靠自修苦读在学术界确立地位。治学上受“六经皆史”的思想影响较深，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钱穆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在历史研究中，他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的贡献即在于“天人合一”的思想。钱穆晚年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潜心比较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钱穆著述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其中多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分量极重的作品。

二、《晚学盲言》其书

《晚学盲言》是钱穆在双目病盲后，费时六年，由其夫人协助完成的。完稿时，钱穆已九十二岁高龄。全书共九十题，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次为政治社会人文，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作者在序言中说，“（此稿）大率皆久存于心，偶尔触发，漫无条理，又语多重复。倘能精心结撰，或当更多阐申，或宜更多删节，此则非盲目老年之所能从事矣。唯余之为此书，亦不啻余之晚学，爰题名为晚学盲言。”老夫子遗憾不能精心结撰的同时，一番谦虚，打趣说这是老了之后的学问、瞎了之后的言语。其实，初读这本书，确实有如观随感讲稿、读经典注疏，不像是阅览一本结构严密完整、语言艰深晦涩的学术著作。但是书中所有篇目，却都集中体现了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的主旨，体现了作者独有的思路与视角，体现了新儒学思想。何况钱穆博古通今，兼修中外，把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信手拈来，写出来的文字使人能读得进，读得懂，读得亲，读得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说，钱先生每一题皆久存于心，博而返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至晚年臻于化境。欲了解钱先生学问之最后进境，《晚学盲言》实为入径；欲把握国学之精要，本书也是最好的入门。本书是关于中国学问少有的可深可浅之作，初入者与深入者读之皆有大启发。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晚学盲言》分题立论，便于阅读。作为初读者，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摊开这部大作，读上一篇。几乎每篇都大量援引百家学说和理学精要，更有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思想闪烁其中。引用、例证虽然繁多却不显得杂乱，内容浅显却是讲大道理大智慧，不仅可让我们去横向比较中外文化传统之长短优劣，还能让我们去领略经学典籍的精华，直叫人叹为观止。

三、书外的思考

爱国当爱史。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1938年，钱穆将其历史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并在卷首加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引论。引论开宗明义，要求凡读《国史大纲》者，必须具备四个信念：一是任何一国的国民，特别是达到平均知识水平的国民应该了解本国历史；二是略知本国历史者，须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三是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者，不能认为本国历史一无是处、没有价值，更不能将人们当下的罪恶和弱点和民族的劣根性推诿、归咎于古人；四是任何国家具备上述条件的国民越多，其向前发展的希望就越大。这一史学主张，即使放在今天，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和传统不能断裂，那是人类的根。我们谈爱国，必须爱祖国的历史，爱祖国的文化传统。钱穆晚年虽然热衷于比较中西文化传统的良莠异同，但是我们透过《晚学盲言》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到他那颗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心。他始终相信，“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换言之，只有也只能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开辟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

顺势而为之。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对诸子百家学说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西文化思潮交汇碰撞，大师也没有停止思考，于是有了《晚学盲言》。由此可见，凡是大学者，总能把握住学术发展的规律，暗合学术发展的潮流。

兴趣是良师。钱穆早年在无锡果育学校读书。这是辛亥革命前当地一所开风气之先的新式学校。教员中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其中，对钱穆影响最深的革命党人钱伯圭。钱伯圭是学校的体操教员，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较为激进。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曰“是”。钱伯圭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这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钱穆日后回忆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事实上，钱穆选准了自己想弄明白的问题，一辈子都没有放弃。我们看钱穆做学问，做到最后还是在探究两种文化的得失优劣。

治学必严谨。朱学勤先生讲，鲁迅、胡适与钱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知识界的柱梁。鲁迅善于社会批判，胡适秀在自由思想，钱穆长于治学严谨。写《晚学盲言》时，钱穆的两眼已经不能见字、读书和阅报，只能通过听电视新闻来了解世局，幸而能够握笔写字，每有思索，便随兴书写下来。写书过程中，不能引据古典书文，写这一个字的时候看不到上一个字，经常字与字重叠，出现误笔。每写一篇文章，总要嘱咐夫人搜寻旧籍，考证文中援引经典、掌故的真伪。稿子写完之后，再让夫人诵读，自己在一旁听着，逐字逐句地增减修改。耄耋高年，学富五车的大师尚能如此兢兢业业，难怪成就了《晚学盲言》的含英咀华和字字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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