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中国的20世纪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社会体制等原因，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性的原因？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结构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激进的了。

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后来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京报副刊》请他给青年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的建议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五四时期形成的反传统的潮流，其锋芒之锐利、规模之宏阔、对传统打击之沉重，为中国历来所未有，也为世界历史所少见。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温补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那些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当然胡适后来对此有所解释修正。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裂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傅斯年、钱玄同、吴虞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根本裂断，也必然大大减弱或失去传统得以传衍的“所必需的拥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当时激烈的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缺失和可贵。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以至于后来，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占压倒之势，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泛科学主义的结果，使得科学一词在科技领域之外容易流于口号，而且伪科学、假科学因之而兴。

其实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在艺术与人文的创造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在上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有相当杀伤力的。如果用科学作标准，古代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程朱、王阳明，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科学来衡量。唐代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旷达，列了一大堆，都跟科学没有关系。中国的写意画，也无所谓科学。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鲁迅不相信，连家世显赫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他的曾祖、祖父都擅长中医，他还是不相信。但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

所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引导人们走向现代文明可赋予理性和方法，另一方面却让人们以科学为口实失去对传统的温情。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的反传统思潮和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盛行，是使本民族文化传统流失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因由。因为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缺少科学的传统，如果以“科学”作为决定去取的理由，我们过去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

五四反传统思潮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小传统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变易得相当缓慢。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在后五四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动乱时期甚至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社会伦理，全部荡然无存。全民大揭发所引发的社会伦理的危机，至今还没有完全修复。还有当时的风气影响所至，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实际上这是一次全民的大“易服色”。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也是礼俗错乱、失掉传统的表现。五四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中国为什么“与自身脱离”？难道是因为要走向现代化吗？日本已经走向现代化了，为什么日人没有和自己的传统脱离？台湾在现代化方面一度比大陆先行一步，可是台湾保存的传统礼俗和人文传统比大陆的情况要好许多。所以我们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要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如果你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长时期我们的口号是和传统“彻底决裂”），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因此五四以来的反思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作家龙应台在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写了一篇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文章，其中说：“‘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她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她以前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欧洲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明显的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我同意龙应台的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走到、做到这样一种境界，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