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对话 解时代之感

关于“五四”的纪念、追怀、论述、阐释等，说“汗牛充栋”，一点也不过分。凡在中国念过小学、中学、大学的，不管你日后从事什么职业，多少都知道一点“光辉的五四”。可所谓“知道了”，不等于真的理解；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

　　为筹备“‘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两篇论文，一为《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一为《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前者，我选择了以下四种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文艺报》，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表现，呈现1949－1999年间，中国大陆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以及如何借谈论“五四”来因应时局变化，让史学论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纠合在一起，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

　　后者呢，则是描述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其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这一争夺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一时之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延续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这点早已成为常识；连绵不断的“纪念”，也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对“五四”的批评越来越尖刻。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9年4月23－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邀集国内外诸多前贤后辈、旧雨新知，举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103篇论文中，我挑选了十篇，请作者撮述大意，长话短说，提交给时代周报发表。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书斋里的思考与公众的目光交汇。这些文章，既关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震荡，也探究此后九十年间我们如何与“五四”展开不懈的对话；既强调新文化运动内外的复杂性，也牵涉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历史联系。

　　在我看来，诸如此类发人深省的话题还有很多，值得你我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