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艺术论略

从文学的角度读《史记》，《史记》无疑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座高峰。司马迁的“情感判断”决定了其散文艺术的特点和成就。《史记》表达了司马迁至深的哀感和深入肺腑的惊心动魄的体验。

作为散文艺术，首先要考虑到，散文是情感表现的艺术，是心灵的外化，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创造力的张杨。所以，应该在散文的本质——“情感判断”的前提下，来理解司马迁的艺术。

散文的情感判断，包括着情感的批判、情感的爱憎、情感的是非、情感对象的臧否在内的种种内容，而且是有理性，有深度、有广度的。如宗白华所说的是：“深于情者，不仅对于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司马迁当然是深刻的“深于情者”，而且，在《史记》中表达了他至深的哀感和深入肺腑的惊心动魄的体验。

对于《史记》的情感特征，鲁迅已经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做出了精辟的论述。鲁迅在论及司马迁及其《史记》时，驳斥了班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表示“不满”的言论。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言，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以弊也。”

鲁迅认为班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鲁迅指出了司马迁《史记》“情感判断”的四个特征即谬于儒术、发愤著书、感身世之戮辱、肆于心而为文。（一）谬于儒术。正是因为《史记》颇谬于圣人，敢于辨正拔伪，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父）旧业矣。”（二）发愤著书。“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所以有特别丰富的情感。（三）感身世之戮辱，“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四）肆于心而为文。鲁迅指出，《史记》是“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则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鲁迅指出了《史记》以情感人的特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仍然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司马迁的艺术的指导性意见。我从情感的批判、情感的爱憎、情感的是非、情感对象的臧否几个方面来说明和论述，希望对于司马迁的艺术在“情感判断”这一本质要求下有具体的展开，并且能够得出符合《史记》艺术实际的结论。

情感的批判

司马迁持久而深刻的“情感判断”建立在对于历史和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他的“广泛游历”帮助他对历史和社会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他的究天人之际的“通变”论，他的立足于“失其本（即仁义）已”“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的认识判断，他广收博采众家学说形成的“民本思想”和继承先秦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使这种批判精神能够表现对于社会历史的独到的认识和理解，能够表达出对于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情感，因而其文字也就卓立于天地之间。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儒学和道学的矛盾虽然开始激化，而道学即黄老之学的势力并未稍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说：

“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

“法家严而少恩”；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他推崇道家说：“唯有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万物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可以看到，司马迁以道学为宗，张扬道学的“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他并不全盘否定其他五家，而主张都吸收其中一部分，即阴阳家的“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的“其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的“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的“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的“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司马迁服膺父亲对于道家的推崇，谨遵父训，决心继父志，“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立定志向，当仁不让，作《史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就帮助司马迁树立起博大的胸怀和兴衰继绝的意志，而且是以寻找源头的历史渐变和历史发展观来进行，从而具有纵横古今的批判的眼界，可以喷发出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深刻有力的情感。

情感的爱憎

他首先是将这种认识和情感建立在热爱先贤、热爱民族、热爱乡土的基础之上，来表现他对于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认识。这从《史记》的卷首之作，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这些人文初祖怀有着特别深厚的敬仰之情。他遍检百家所言和各种典籍，包括《尚书》《左传》《国语》以及《世本》等等关于帝王世系的记载，并且跑遍中原大地，作实地考察，来验证这些传说与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求真务实，看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爬罗剔抉，辨真拨伪，梳理选择，作风严谨。他说：对于“五帝”，“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难以了解其真实。爱之深，才会知难而进，不畏艰难。为了了解“五帝”的真实，不人云亦云，他“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按照史籍所载黄帝、尧、舜的足迹所到之处，实地考察，访问了各地长老，以印证史籍帝王世系所载，“择其尤雅者，著为本纪卷首”。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依据《尚书》，勾勒出了“五帝”特别是黄帝、颛顼、帝喾简略的形象，记述了尧、舜活动的轨迹和事业的建树。其中，对于黄帝事迹的记载用力最深。 他记录了黄帝修德振兵，平息氏族之间的互相侵伐，打击暴虐百姓的诸侯，歌颂了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而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定都涿鹿，完成统一大业的伟大业绩；充满感情地歌颂了这位人文初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反应急速），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夙兴夜寐，勤劳国事，“未尝宁居”的精神气质和坚定果敢的形象。这种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激情和勇敢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帝本记》对于尧舜时期人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情景的描述，生动感人地写出了尧、舜继承黄帝的事业，开拓疆土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尧时，“流共工于幽陵（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敦煌），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皋，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时，“南抚交趾，北伐西戎、析枝、渠庾、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将疆土扩展到南至南海，北至朝鲜，东至东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金圣叹说：《五帝本记》是一篇“最古劲，最简质，而意义最多，顿挫最大”，“生出通身笔力”之作，也是充分表达了司马迁对黄帝等人文初祖的崇敬之情之作，成为司马迁对于后来的历代帝王所作所为描述的参照系。《五帝本记》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以及秦汉以前的诸王世家和先贤列传，构成了司马迁崇敬先祖和先贤的激情的海洋。

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民本思想”。这在《夏本纪》中最突出，表现为对于为解除“洪水滔天”、“下民其忧”以及鲧、禹治水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也表现为关注泽惠人民的贡赋方面。司马迁借皋陶和禹之口说，做帝王的关键是“在知人，在安民”；禹也赞同皋陶的意见，说：“知人则智，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智能惠，何忧乎？”司马迁正是按照这一“知人、安民”的思想，记述了禹在治水过程中即开始“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一边记录，一边制定出符合各地的情况，按照上、中、下共九等征收贡赋以“安民”的政策。司马迁将禹的考察土地的情况细细写出，充分反映出司马迁反对横征暴敛，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思想。

情感的是非

这方面，《伯夷列传》是一个类型，《孔子世家》是另一个类型。其“情感判断”表达的是他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的情感，表达的是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性的认识和判断。司马迁歌颂了伯夷、叔齐。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扣马而谏，指责武王的不孝、不仁，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伯夷、叔齐后来“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这实际上是司马迁通过伯夷、叔齐之口，提倡天下人特别是帝王要行仁义的一种主张和矢志不移的气节。司马迁对于伯夷、叔齐的行为“怨邪？非邪？”发出了的慨叹。他的真实意图是进行对于现实的批判，要用伯夷、叔齐这面镜子照见一些作为英雄或贤人的肮脏的灵魂。例如“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谴责如盗跖这样视民如草芥，不遵道德，暴戾恣睢，却能寿终的强盗，也是反思现实，谴责那些“若至近世，操行不规，专犯忌讳，”却“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的人，同情那些不可胜计的“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却遭遇惨祸的人，也是对“举世混浊，清士乃见”的历史经验作出的有力总结。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借贾谊之口抒发他的愤慨，指出现实是“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是“岂以其重（求仁）若此，其轻（天下）若此哉？”司马迁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在实际上是给予那些现实中的卑鄙俗儒和唯唯诺诺、蝇营苟苟、唯利禄是瞻之徒以尖锐的讽刺。司马迁并且在与这些“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之人的对照之下，悲叹那些独立特行、志行高洁的“岩穴之士”却“类名湮灭而不称”，感慨“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表现了他对于不能传之后世的英名盖世的“岩穴之士”和“闾巷之人”的崇敬和惋惜之情。

《孔子世家》在记述对孔子一生事迹时，既表现了他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道崇敬之情，也表现了他提倡坚持理想，积极用世的思想。

情感对象的臧否

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继承父亲的遗愿，遭李陵之祸之后，是“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以先贤圣士“抒其愤懑”为榜样，“发愤”著书，抒发自己的心中的块垒。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情感对象的臧否上。例如《高祖本纪》的开头说，刘邦“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写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本色，表示了他的大不敬。

这种“抒愤懑”表现得最深刻、最动情的是《伍子胥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赞赏伍子胥“道乞食，志也岂尝须臾忘邪？”的精神，说伍子胥是烈丈夫：“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简直就是司马迁自己的心声，就是他悲愤自己的遭遇的写照。《屈原贾生列传》也是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残酷遭遇之作。金圣叹评论《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说：“先是倾倒其文章，次是痛悼其遭遇，次是叹诧其执拗，末是拜服其邈旷。凡作四折文字，折折都是忧窅、萧瑟、挺动、扶疏。所谓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更不可分会何句是赞屈，何句是赞贾。”他说得好极了。至于《李将军列传》，叙述李广遭遇和李广“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对李广作了高度的赞扬，引用《论语·子路》中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赞扬他身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身世之感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