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中国社会力量的成长
“公民社会特别注重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只有发挥出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志愿者”三字金光闪闪。
“200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在客观上对志愿者事业的发展起到渲染作用。”专注于志愿服务研究的江汛清认为,“志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无私无畏和在北京奥运会中的真诚奉献,标志着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江汛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志愿服务的学者之一。她主编的《与世界同行——全球化下的志愿服务》,及合著的《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等书籍在志愿服务领域广为流传。
志愿者大规模参与汶川地震救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嘉许声中,亦有媒体反映志愿者队伍“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有经验的灾后心理干预人员普遍缺乏等问题。
江汛清说,当前中国的志愿服务虽有不足,但志愿精神是一种公民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都需要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
对志愿服务的省思
《瞭望》: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公民不计报酬、以志愿者身份投入抗震救灾?
江汛清:是每个人心中的爱和关怀。志愿者行动的最高理念是自觉自愿。我国助人为乐、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都是志愿服务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绝不缺乏志愿精神,因此,志愿服务一经在中国倡导和实施,就在社会各界中得到广泛赞同和积极响应。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社区服务方面出现自己的志愿活动和志愿者,他们虽有自己的组织体系,但一直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共青团系统形成了青年志愿者这一全国性志愿者组织,通过一些大型活动、广泛宣传等,志愿者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志愿精神不是停留在传统美德的层面上,而有其时代内涵。在一些国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
《瞭望》:你也提到我国曾经的志愿服务,你认为参与救援汶川地震的志愿者与以前派遣的志愿人员有何不同?
江汛清:参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响应非常迅速,很多人是知道地震消息后就自发赶往灾区做志愿者,但他们的行动往往比较零散,缺乏组织性,调度难度大,其安全也很让人担心。而我们以前则比较习惯哪里出现服务需要了,会有相关机构组织联系相应部门,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设备等,都报告得比较清楚,然后大家在集体的动员或安排下提供服务。
《瞭望》:你认为零散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
江汛清:应该说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早期的志愿者中。媒体曾经报道,有些地方多股志愿者先后抵达,使灾区群众甚至疲于接待,而在一些不易进入的地方,则几乎没有志愿者提供相应服务。而对志愿者个体来说,他们有的也在抱怨,认为自己满腔热情却被灾区群众误解,反复被盘问,反复作解释。
《瞭望》:你认为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江汛清:经验不足。我们习惯了机构跟机构打交道,还不太适应机构跟个体打交道,这暴露出志愿者管理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据我了解,发达国家的志愿者管理组织化程度非常高。比如英国的海外服务社,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会有非常清晰的岗位描述,包括需要你的哪些特长、需要你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以及会给你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等,都会有详尽介绍。然后,会根据报名材料组织专门的考核,通过者才会被派遣到相应岗位。我们的志愿者岗位招募可能描述得还比较模糊。
建立应急志愿体系
《瞭望》:在突发事件的状态下,发达国家的志愿者服务管理系统表现如何?
江汛清:我觉得也非常好。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兑现承诺。在应急状态下,他们可能也无法做到清晰的岗位描述,因为各种危险都有可能发生,形势不可能一下子就比较明朗。但他们通过日常状态下的训练,对志愿服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会显得比较训练有素。
比如在美国“9·11”事件后,有的美国志愿者一连几十天睡在废墟里,早上醒来就又开始挖掘,往往不会出现干一阵子突然就走了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志愿服务中已经充分了解志愿服务的理念,既然作出志愿服务的承诺,就当竭尽全力完成。
我们在缺乏组织的状态下,灾区先是涌入大量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分配不匀,接着志愿者又相继离去,在灾区最需要志愿者的重建工作中,反而显得人手不足。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有比较好的解决。
《瞭望》: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江汛清: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强。比如最早进入灾区的NGO组织,他们很快意识到组织化程度低导致救援效率低的问题,然后他们迅速调整,自发地搞组织联盟,共享彼此信息,实现人员、资源的合理分配。我想,如果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一些信誉比较好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等,他们会牵头做这些工作。
《瞭望》:除管理外,你认为志愿服务事业在中国发展还会遇到哪些挑战?
江汛清:我们往往不是不愿意帮助别人,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别人。换言之,我们缺少帮助别人的技能。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社会上有些人几乎把救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身上,好像只有他们能够做这件事。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军队和社会共同去面对的问题,只要你有过相关训练,掌握了有关技能,你完全有能力进行科学的救援。
而且,任何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首先一定是社会成员自救、互救。在汶川地震的初期,军队还没能够开进去,大家靠的就是自救、互救。只是,在救援中,大家的救援技能掌握还不够,也缺乏相应训练,导致救援中出现二次损伤。
我认为,一定的救援知识、救援技能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绝对不可抱有等正规部队的想法。
《瞭望》:据你了解,中国此前是否有应急志愿服务相关的提议和研究?
江汛清:我在2007年底恰好参与一个国务院应急办的有关课题项目。当时我们就在论证应急志愿体系的可行性,以及怎样在中国推展等相关问题。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我们觉得特别遗憾,觉得这个研究真是有些晚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展开研究,并建立起这个体系,我们的伤亡损失情况会有所不同。
《瞭望》:这个体系包括什么内容?
江汛清:研究建立我国应急志愿者机构和应急志愿者管理框架,包括管理体制、管理内容(如《章程》、人员和经费来源审核,志愿者招募、培训)、运作模式等。同时,研究建立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应急工作的长效机制,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注重发挥社会捐助方面的作用,完善社会互助机制。
“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资源”
《瞭望》:你是否掌握中国志愿者的总体人数?
江汛清:这个数字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青年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是中国两支最大的志愿者队伍,学界一般采用的数字是,青年志愿者约2000万人,社区志愿者约1500万人。
《瞭望》:你认为这大约3500万人中,大约有多少人如你所说的很好地理解了志愿服务理念?
江汛清:我的看法是不必对这个数目字特别纠缠。我的理解是,你不一定要对志愿服务的理念有特别准确的认知才能从事志愿服务,你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特别是志愿服务中有些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服务。
《瞭望》:那么你对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满意?
江汛清:志愿服务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热心的事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资源,利用好了,能做很多事情。
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重视志愿服务,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肯尼迪总统说过,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小布什总统则认为人一生中最少应该做4000小时的志愿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愿服务也是国家凝聚力的一种表现。如果每个人都付出一点,那么国家就会变得好一点;反之,如果每个人都琢磨着能从国家得到点什么,那么每个人实际都得不到什么。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凝聚人心,需要提倡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志愿服务。
《瞭望》:有人认为,志愿服务是有钱有闲的人做的?
江汛清:这种观念在一段时间内曾非常流行。甚至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人看到媒体上说某志愿者是乘飞机、自驾车到的灾区,还会说我没有钱也没有车,所以我没办法去做志愿者。但是,现在大家慢慢接受,志愿服务的形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并不需要你付出很多钱、很多时间,只要你有这份心就好。我也不主张一个人花好多年的时间去做志愿服务,我希望你的状态是有时间就去做。
《瞭望》:你接触到的志愿者大概是些什么样的人?
江汛清:很不一样。有的NGO的志愿者非常有主意,一个人比十个人都要能干。但在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感觉接触到的志愿者就比较没主意,主意都在上头,让你干什么让他干什么,上面早有安排。
《瞭望》:那你希望志愿者有主意还是没主意?
江汛清:还是有主意吧。我希望每个去做志愿服务的人都有自己的愿望,知道自己想通过志愿服务获得哪些体验。我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志愿者的力量,如果只是消极地、完成任务式地做志愿服务,那么就失去了很多意义。
公民社会特别注重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只有发挥出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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