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先秦儒家的智慧结晶

《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在儒家思想形成及发展中占有独特地位。它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伦理道德的著作，受到历朝儒家和统治者的共同重视。究其原因，它不仅是一部儒家经典或伦理学著作，它更是一部把治国与治家冶为一炉的政治著作。在现代人看来，《孝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及规范，充斥着等级观念。但是，倘若穿过二千年历史的长河，走进春秋战国那个纷乱的时代，走进不遇于时的思想家们默默思索的心灵，仔细找寻，我们又将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背景，结论才能较为公允。基于此考察角度，从三个层面剖析《孝经》的内容和价值，认为它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智慧结晶，给予了后人无限的历史启迪和现代感悟。

其一，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孝经》开创了中国伦理发展史的新纪元。

人是一种情感动物。相同的血缘引起情感联系，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一种先天心理。“孝”正是人类这种先天心理的流露，殷商卜辞已存在“孝”字。《说文解字》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到了周代，宗法制度的出现，使得“孝”的观念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对父母孝，对兄敬，对弟友，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父系制度下的宗法关系确定下来，家庭伦理就具备了雏形。“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由此可知，礼义最初发轫于血缘亲情之中，而后推广到社会个体，形成一整套严密的伦理规范网络。究其原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群体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一个家庭中，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重要，尤以父子关系更为重要，这种父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就是“孝”。因此，孝不仅是自然的亲情流露，而且被提升为重要的伦理原则。

春秋末年社会急剧变革，使得思想家们对“上帝”公开表示怀疑。在先秦诸家中，儒家无疑是最注重人我关系的一派。天道远，人道迩，他们开始转向对人事及人自身的探索和思考，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对“孝”加以阐发。在孔子看来，“孝”无疑是其正名思想中匡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稍后的荀子反对盲目服从的孝道，他在《荀子·子道》中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相对于上述的片言之句，《孝经》则是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今本《孝经》为十八章，全文不足二千字，但它却对散见于儒家文集中关于“孝”的零星叙述加以系统整理，以孔子思想为本，吸收了《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的精髓，形成自身缜密的思想体系。此书主旨在于宣扬儒家倡导的孝道，认为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孝”体现了“圣人之德”，主张以孝来规范家庭伦理，调整家庭社会人际关系，是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著作。首先，它从“人”最原始的意义这一角度论述“孝”存在的必要性。“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其次，有意识地强调“孝”的作用，将其置于伦理道德的首位。“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最后，系统地论述了“孝”的内涵。“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生事爱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并且，可贵的是书中并未将“孝”绝对化。《谏诤章》有明显体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这至为关键的一点却在时间的进程中慢慢被淡化甚至遗忘了，实属先秦儒家之不幸。

《孝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一种伦理道德的书，其中所蕴涵的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核心，被社会所认同，凝结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的道德惯性而存在。它所缔造的道德准则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性格的最底层，形成本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强大凝聚力。并且，它还构成中国古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作为伦理支柱而存在，从而成为区别他族的明显标志。并且，《孝经》中提倡的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等思想，也反映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对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提倡和发扬。基于此意义，《孝经》一书的出现是我国伦理制度和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它所塑造的“孝”文化与“仁、义、礼、智、信”一起揭开了伦理史上崭新的一页。

其二，从当时社会现实考察，《孝经》借孝悌规范提出以“孝”为治理途径的完整施政方案。先秦儒家企图借这种方式，采取调和、改良的手段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它还是先秦儒家积极用世、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

春秋战国处在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各项典章制度礼崩乐坏，宗法制度逐渐土崩瓦解。权力之争导致骨肉相残，亲疏易位。翻开《春秋》、《左传》，映及眼帘的是亲疏易位的一幕幕闹剧。在这个纷乱的年代，官学下移，私学大兴，孕育出历史上首批伟大的思想家，儒家无疑是其中最具反省意识的一群。他们没有像道家那样自我封闭起来、割断历史的链条，而是广泛征考古籍，在研究前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认真思索，总结规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良方。在他们看来，周公旦的“制礼作乐”是维护国家统治长盛不衰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继承周礼余绪，针对伦理尽丧的现实，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治理蓝图。仁是原则，孝则是仁的实际内容和具体体现。《孝经》一书的内在思路恰是建立在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之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儒家把治国之术与治家之法通过这种方式合二为一，把封建社会的等级金字塔精心堆砌起来。

《孝经》以“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和睦，上下无怨”开篇，表明作者政治性极强的创作意图，反映了儒家强烈用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希望有补于世的人生理想。它为世人构建了一个以“孝”为统治秩序的出发点，忠孝相结合作为统治秩序基础的大同社会蓝图。此书首先根据阶级差别把“孝”分为五等，庶人、士人、卿大夫、诸侯和天子分别有符合自身身份的孝规可遵循。这显然已超越了家庭伦理而成为一般社会性行为规范，从而使得宗法社会从家庭到国家层次分明、职责明确，对于形成国家的向心力和君民之间的粘合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书采取自上而下的改良态度，宣扬圣人之德以“孝”为最，希望当朝者能从自我做起，百姓皆有“孝”可依。《孝治章》以明王为例，说明实行孝治可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为确保顺利实施，还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加以维护。《五刑》明确规定：“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由此分析可知，《孝经》不仅吸取了原始和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制度精华，还在对现实把握的基础上，自觉将孝亲的血缘伦理上升为社会关系，成功纳入以君主统治为核心的政治规范体系中去，从而构建起更具人性的完整上层建筑。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孝经》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马克思曾言，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孝经》这种以调和精神为主导，以德教化天下的思想在战乱不已的时期不可能得到奴隶主阶级的认同，而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做的第一步是武装夺取政权，然后才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以“孝”治思想无法在这一时期得到关注和施行。而当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儒家这种批判地继承周礼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完全符合此阶级利益的思想被迅速采纳。究其原因，《孝经》不仅维护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它还把忠、孝结合了起来，从而进一步维护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父君至上、移孝作忠的思维方式为确立封建统治秩序和维护宗法家族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孝经》巧妙的将家族内部的亲子关系变成国家的君臣关系，在“孝”中注入了政治等级的内容。如《广扬名》：“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同时，由于“孝”伦理道德的加入使得封建统治蒙上温情脉脉的色彩，更具迷惑性。

“孝”这种伦理规范符合以个体家庭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又与忠结合利于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得到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的宣扬，“孝亲”成为封建道德的最基本规范。封建时代的早期，就规定《孝经》与《论语》同为童蒙识字以后的必读经典，全民提倡“百行孝为先”。汉文帝时，《孝经》置博士，被立于学官，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提倡孝道，不仅选拔政府官员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孝廉”，孝子之道得以大行于世，而且自汉惠帝后，历代皇帝的庙号都冠以“孝”字，如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可谓身体力行倡导孝道观。东汉荀爽曾言，“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此外，历代皇帝都曾亲自御注《孝经》，如晋元帝《孝经传》、晋孝武帝《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孝经义疏》、唐玄宗《孝经注》、清世祖《孝经注》及清世宗《孝经集注》等，均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孝经》的重视和偏爱。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这本书成为十三经中唯一帝王作注的书籍。宋仁宗时期组织编绘了《孝经图》，开创了以图文结合方式宣传孝道的先河。这种由帝王亲自仿效加以推崇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清末，这时《孝经》已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统治阶级从政治、教育、伦理、艺术、礼仪多种渠道，把“孝”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一生恪守的信条。通过历史回顾，也可从此侧面了解此书对于上层建筑的巩固与稳定所产生的非凡意义。《孝经》在政治理论上确实具有匠心独运的成功之处，才能够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占有核心地位，维持相对的稳定性，并在稳定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在谈到《孝经》的重要作用时说：“封建地主阶级对‘孝’德的宣传，比奴隶主阶级更重视，把它视为封建道德的‘核心’，《孝经》就是他们宣传这个伦理思想的一部最系统、最完备的著作。”基于此意义，《孝经》所揭示的伦理规范，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对维护封建政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孝经》所阐述的伦理规范从属于封建道德，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给了统治者有力的思想支撑，但随着时代的推进，它逐渐抹煞了历史进步性。以人的情感顺从理性道德规范本身就蕴含着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因素。这种因素与《孝经》中存在的阶级观念被统治者无限扩大，“孝”这种原本以教育为手段的伦理规范渐渐蜕变成一种以国家机器作重要辅助的制度规范。到了最后，就必然发展成为一种抑制人性发展的异己力量。这时倡导的“孝”已然走到历史潮流的反面，阻碍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所以民主革命时期，它率先成为思想界攻击的对象。但这决不能抹煞它在历史上有过的进步作用。

以上从伦理学、当时社会现实及生产力发展三个方面对《孝经》进行了全面剖析梳理。《孝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伦理道德的著作，反映儒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有补于政的人生理想。其思想之完备，意义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远非一部伦理著作可以概括。权威地位加之通俗表达形式，决定了它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从国家理念到政治制度，从道德意识到伦理规范，从社会心理到国民品性，无不受其惠泽。可以这样设想，离开这部著作，就无法全面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和衍生义，无法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本质特征。《孝经》作为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本治国纲领、一件适合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归根结底，是在封建统治来临时适应社会需要发展变化的结果。至今，孝道仍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受到表彰和提倡。加强《孝经》研究，弘扬《孝经》中所包含的中华孝道文化的精华，充分挖掘《孝经》中传统人学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陶冶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