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换重建资金 北大教授探索“尤努斯式”救灾道路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纯民间的热情有时候会显得盲目,有知识界的参与就会不一样了。

1974年,孟加拉陷入可怕的饥荒,其东南部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尤努斯,脑海中诞生了一个理想:成立一个专为穷人服务的银行。理想滥觞于27美元的信贷试验,但正是这微不足道的27美元借贷,使得42个制作竹凳的农妇永远摆脱了贫困。2006年,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008年,中国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方碑村在8级地震中倒成废墟。时任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的何志毅集结多名教授来到方碑村调查,网罗知识界的企业资源,将他们的救助款以无息借款的方式借给当地农户重建家园,试图探索一条“尤努斯式”的中国救灾道路。

长期从事贫困地区发展研究的何志毅认为,这是一种给农户以自尊的救助方式。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是很好的一种援建方式,避免了心理上的“施舍”,而且提高了当地人的自主“造血”功能。

4月5日晨8时许,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工作人员朱剑被一个陌生电话吵醒。来电的是都江堰中兴镇村民龚平根。3月底,他从网络上看到,北京大学何志毅等几位教授牵头在绵阳安县黄土镇方碑村推行“‘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

“我是灾区人,家里房子坏了要修护,但我还想做点什么。”他反复强调:“我也是个农民,种地的,拿不出太多钱。”6小时之后,龚平根给朱剑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已经在黄土镇通往方碑村的国道上徘徊多时,兜里揣着1万块钱。

“一帮一”的图景

所谓“‘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在方碑村重建一期林立的“小洋楼”前一块牌子上有如下解释:

以一个企业帮一个村、一户人帮一户人的直接帮扶方式,帮助受灾村民重建家园,度过难关,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在村民自筹、中央政府补贴、地方政府和对口支援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的基础上,该计划通过筹集社会资金,以无息借款的方式给予补偿,解决一个村的灾后重建问题。

元宵节,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晓波收到一份寄自四川安县黄土镇方碑村的邮件,打开来,是一份红色的“荣誉村民”聘书。照“一帮一”计划,参与提供无息借款的人可以获得方碑村“荣誉村民证书”。

为“一帮一”计划奔波的是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何志毅,以及南开大学教授白长虹,北京大学教授王立彦、张红霞、王其文、张俊妮以及上海交大教授颜世富。于是方碑村被吴晓波称为“教授们的村庄”。事实上,教授们在这中间充当的是桥梁作用,他们利用手中丰富的企业资源,帮村民寻找企业和企业员工对村民提供无息借款。然而村民对“一帮一”的名词并不熟悉,他们会给出一个新名词“北大借款”来纠正你。

为了有一个合法平台作为“北大借款”的“中转站”,何志毅等教授以绵阳市投资促进局为业务主管单位,在绵阳市民政局依法注册成立了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协会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是:团结凝聚广大富有爱心的企业,积极投身绵阳市灾区的农房重建和农村经济复兴工作。消息于3月底通过当地媒体广泛传播,此后,协会项目经理朱剑每天都会接到五六个电话询问借款事宜。龚平根是朱剑遇到的第一个前来方碑村实地考察的出借人。

有了“一帮一”计划之后,方碑村党支部书记李付军将灾后村民农房重建的主要资金分为三块:政府补贴1.6万—2.2万元；村民自筹经费；银行按房屋造价的3%进行贷款；北大借款,即“一帮一”计划的无息借款。

“一万元”的信任

清明节后的方碑村,油菜籽郁郁葱葱,眼看着新一季的丰收就要到来。油菜是方碑村村民的主要经济作物。

当日上午9时,出借人龚平根在都江堰取了1万元,踏上往绵阳的车子。像龚平根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在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出借人分布中,更多的来自于北京、上海、深圳,四川仅两人,更何况龚平根来自灾区。

在安县安昌河左岸的一座小镇,龚平根看到,崭新的房子里,第一批村民已经在里面生活一两个月了。

该计划于2008年8月8日启动,9月2日便有第一笔借款到来,尽管这2万元是北京大学王立彦教授的个人借款,但无疑起到了良好的牵头作用。

随后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甘肃40多家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等媒体纷纷向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伸出“橄榄枝”。

“北大借款”有着严格的程序,村支部书记李付军将龚平根迎进板房村委会后开始介绍:“首先是摸底调查,从村民自筹资金的情况,以及经济收入情况入手,确保村民有偿还能力；调查过关后,农户可提交修建房屋自愿申请书,在申请书里明确修建房屋的大小和自筹资金的多少；双方签借款协议,农户给村委会写还款保证书,村委会通过抵押农户的林权证、土地使用证以及房产证,向出借人做担保。”

让龚平根最放心的是“五户联保”制度。农户想要获得北大借款,必须找到五户相互担保,“若一户违约,另外4户承担还款责任”。

何志毅等教授先期通过调查确定的分期还款制度,也为龚平根放心出借上了“双保险”:“若有农户接受龚平根的1万元借款,在接下去的5年内,每年必须还2000元。”

当日下午3时30分,龚平根掏出捂在口袋里的1万元,递给了村里负责财务管理的9队队长董学成。此过程中,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朱剑则在一边见证。

典型的方碑村

震后的5月20日开始,何志毅带着他的学生和教授朋友来到四川,先后去了汶川、绵竹等地,无意间听说有这样一个村庄,“那里灾情重,但外界关注少”。

“对于饱受地震磨难的四川农村而言,方碑村是一个样本。”何志毅在持续一个多月的考察中证实了这一说法。黄土镇方碑村离绵阳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全村倒塌房屋95%以上,死亡13人。

地毯式的入户调查于是在方碑村开始了。调查落实到全村10个村民小组、435户、1462人,每一个数据,每一户都有详尽记录。

由于交通条件差,至今无一企业落户,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业和养殖业,部分人员外出打工,“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

“户均收入1.86万元／年,最高的家庭达到20万元/年,最低的如五保户则没有收入来源。”相对于收入,何志毅他们调查到户均年支出为9500元,“根据统计分析,方碑村家庭收入每增加1元,则支出平均将随之增加0.46元,显示方碑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高。还款是有保障的。”

《北大商业评论》上密密麻麻8页纸,记录着方碑村每户村民的情况,从家庭组成、年收入组成、现有债务以及房屋倒塌情况、国家补助、自筹资金、年承诺还款额等20多个项目数据。这样的调查一共持续反复了四轮。

艰难的筹款

43岁的村民邓明强家如今成了同村人聚集点。阳光强烈的午后,入地干活之前,村民们在邓明强90平方米的新家打牌、聊天。90平方米的两层居室并非邓明强一家三口独住,那是与汪从贵两家共同建起来的房子。

这栋楼若放在城市中央,可以被称为“别墅”。邓明强和汪从贵两家修建此房共花了12万元,分别由政府补助2万,银行贷款5万,自筹资金3万,北大借款2万元构成。

“家具还没来得及买,为了住,春节后就凑合搬了进来。”邓明强妻子李纪蓉对5万元的贷款皱起了深深的眉头:“地震后就一直在打零工,银行贷款加上北大借款,其实一共欠债有7万元。”为了还债,邓家17岁的孩子邓川停止了学业,在外开车打工。

“邓明强们”入住的房屋是该村第一期住宅。该期一共有218户入住,由建筑公司垫资修建。

“年前开工时,这218户的北大借款共有345万元,但其实仅到位了200万,目前尚缺145万元。”村支部书记李付军心里对此一直有点担忧。

担忧的不仅仅是李付军,何志毅本人也表示筹集这笔借款比预计的要难,速度要迟缓。“这其中有部分还是我身边7位教授自己拿出来的钱,此外就是学生、朋友口口相传的过程中筹集的”,当然教授们在给MBA学员上课时也做了推广,而这些学员大部分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协会项目经理朱剑介绍,200万元中,66万元是绵阳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自己的运营资金,44万元是在媒体报道之后各界人士的借款,“没有舆论造势,仅仅是我讲课时插播一些广告”。

由于第一期的款项是建筑公司垫资修建,此后由村委会分四期付款,最后一期款项要求在今年5月20日交齐,何志毅称目前还缺80万—90万左右。

随后的第二期,共有220户,“就不再是村委会统一规划修建了,将是农户按照统一的风格散建”。何志毅表示,劈出这一批散建户,更多是由于农户考虑到要离自家农田近一点修建房屋,“各家就有了各家的特点”。

但是,不管是统一修建还是散建,筹款的效率远远落后于教授们最初的设想,“我们想的是,一年后第二期就要完成,然后就进入到单纯的还款阶段了”。

大胆的推广

教授们在乎的不仅仅是这一计划能够帮助灾区重建的现实意义,他们更希望他们的探索能够在灾区更多地方,乃至为以后的救灾救济模式提供可参考的蓝本。

何志毅透露,目前他们已经把方碑村的模式复制到了北川,同样采用无息借款的方式,他们打算帮助那里的村民恢复生产,项目是种植玫瑰,“我们在北川已经开始了500亩玫瑰园的试验,如果成功,将来会发展到2万亩”。

长期从事贫困地区发展研究的何志毅认为,这是一种给农户以自尊的救助方式。而基于基本信任的小额信贷的可能,会使当地的经济秩序健康。

“尤努斯”借贷中,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实现99%的还款率,对于何志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做了最坏打算,不少出借人本身就是抱着捐赠的心态到来的,而我们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在将来,以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经费随时填补坏账”。

无息就是一种捐赠

———专访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

记者:以无息借款的方式进行援建与纯粹的捐款援建效果区别大吗?

王振耀:这是很好的一种援建方式,无息就是一种捐赠。即便是现在,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慈善捐款,甚至仍然存在高利贷,能够无息援建,这避免了心理上的“施舍”,而且提高了当地人的自主“造血”功能。对目前的灾区来说,捐赠和无息借款都是值得褒扬的。

记者:在灾区推行这种“一帮一”计划,创新意义有多大?

王振耀:总体来说,这种“一帮一”计划有两点创新。首先是一对一,避免了中间模式。无论是资金或者物资,能够一对一到达需要的人手中,无疑是最好的,既保证灾区群众得到实惠,又避免了借慈善之名的谋利。

其次的创新是无息。以前是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现在不仅民间在做,而且知识界也加入进来,既有实践意义,也能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记者:灾区援建中,存在过度捐赠的现象吗?

王振耀:目前灾区正处于迫不及待的重建阶段,这个时候,过度捐赠的情况是极少的。无论如何,这个时候的灾区正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进来,捐赠也好,无息借款也好,哪怕出点力气都是需要的。

记者:“一帮一”的模式在灾区重建中会起到多大的示范作用?

王振耀:玫瑰花项目我已有听说。他们不仅在资金援助上进行了模式创新,而且将技术带到灾区。本身农村的发展,最需要的是信息,教授的到来不仅打通了农民的信息渠道,带来了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市场信息。我们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而且希望更多在书房里的知识分子走出来,不断进行模式创新,将书本上的理论甚至国外可借鉴的模式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去试验,这种试验室越多越好。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纯民间的热情有时候会显得盲目,有知识界的参与就会不一样了。我希望他们不仅能做好,而且能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