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反响不是我的写作目的

有人说，龙应台是2005年上海书展最亮的亮点。因为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和《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依旧是言之有物的好书。8月5日清晨，龙应台带着她的新书与媒体记者见面。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里，龙应台作为一位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跋”中，20岁的大儿子安德烈和16岁的小儿子以不同的视角回应了对母亲的情愫。

　　◎关于《野火集》再版

　　“这本书的影响在公众的良知方面可能更重要。”新京报：《野火集》的再版有何意义？

　　龙应台：《野火集》绝对不仅针对政治，我在离开台北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从高雄带了20个伙伴来台北看我。在20年前，她只是一个带三四岁孩子的家庭主妇，是因为看《野火集》，她才发现，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所以就这么一个带小孩的家庭妇女，她在20年前开始主持环保组织，从最小的环保组织在10年之后或20年之后，发展为全台湾影响力最大的环保组织。

　　所以《野火集》这本书，你要说影响的话，在公众良知的方面可能更重要。

　　新京报：20年前出版《野火集》与20年后再版有何不同的遗憾？

　　龙应台：20年前的版本，写文章的我，就像红苹果里的一条虫，因为当时的台湾，文章无法影响社会的大多数人。我当时认为要改变这个体制的话，必须影响中产阶级。结果写作策略是非常迂回的方式，为了让开计程车、买菜，被排斥的人都能够看到。我当时被写地下刊物的人攻击，他们说“你是假英雄，问题的核心你都不敢讲啊，你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所以遗憾的是，在当时你不能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现在的20年纪念版，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并不想被当成文化英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没有任何一朵花，能背弃她的土壤。我之所以写作，可以发挥作用，是因为那个社会，它其实在等待，等待“野火”出现。

　　新京报：不少人说《野火集》和《孩子你慢慢来》给人的感觉不是出自一个人之笔？

　　龙应台：其实你看得出《野火集》的作者，是对它所处社会的人有最深的关怀和关心，才会去写《野火集》。

　　《孩子你慢慢来》只不过是对你身边人的关怀，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很多人觉得说这两本书是男性写的，我觉得《野火集》只是女性可以写出来的。男性做评论，会比较有负担，会考虑到是否影响仕途。恰恰因为是女性，我对这些毫不在乎。

　　◎关于文人仕途

　　“文人从政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新京报：20年前，你可能比较“愤青”，现在性格似乎变圆滑了？

　　龙应台：毕竟这20年不是白过的，尤其是从政四年，就像看一个钟表，不是看到时间怎么样，而是看到后面的齿轮是怎么回事。像我这样一个人，进入一个旧的官僚体系，其中有很多格格不入的情况。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文人从政的后果。

　　龙应台：一个知识分子很容易清高，而且看起来非常独立地做批判，但是我觉得最后的关键是，当同样一个知识分子，把权力放在他手上来测验，才能检测出人品如何？很多人是经不起考验的，完全经不起考验，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验。

　　文人脑子很大，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最高的，而且一般比较固执，如果文人从政，权力特别大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绝对是灾难，文人做领袖都会有灾难性的结果。总之，知识分子进入的权力体制，是最严峻的考验。

　　◎关于教育下一代

　　“首先要培养孩子独立看问题的能力”新京报：你怎样教孩子做人？

　　龙应台：我小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做“文化局局长”，曾经有一个运动品牌的厂商捐给我8000双运动鞋。

　　有一天小儿子回家了，我说带他去买鞋，而且说了因为认识老板会打8折、5折之类的，孩子一边换鞋出门一边说“你这是腐败。你现在带自己的孩子去买那个鞋子，就是把公共资源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一个11岁孩子说的话。听完后我如醍醐灌顶。

　　孩子的教育，不只来自父母，他在学校、社会接触到的知识和人物都会影响他的成长。如果当时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去买这个鞋子，反正有好朋友帮忙”，那他就会得到另外一种不好的教育。

　　新京报：目前大陆很多青年比较向往安详一点的日子，很少有人愿意站起来呼吁，我不知道你对这些学生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龙应台：在台湾这样的青少年叫“草莓族”，鲜艳美丽，但软绵绵的。不愿意负责任。以台湾作为例子来说，我看到台湾的三代人，前一带是在战争贫穷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牺牲自己成全下一代，我这一代就是被成全的一代。现在的青年是第三代。

　　我想一个社会里一定要有狂欢的人和清醒的人。比如一百个年轻人参加狂欢、听音乐、喝酒，可是到了清晨3点钟，总要回家，开车的人必须要清醒，如果一百人里没有一定比例清醒的人，那就没人开车了。所以，负责任跟清醒人的比例越高，这个社会越进步。

　　新京报：你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什么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龙应台：首先培养他独立看待问题的能力，让他自己决定做什么，第二是给他思考的方式，还有各种语言的能力，当他有这种能力之后，需要什么价值观他可以自己去争取，他自己会有批判能力，他看作品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他不能认同的。

　　一定不能只给他一把钥匙，而不给他一个宝库。

　　◎关于写作

　　“只有为个人写作才能出佳作，社会反响不是我的目的”新京报：余华说过写作与其他人无关，但是你的作品里却不只是关心你个人。

　　龙应台：我觉得他的观点完全正确，我的写作也并不违背这个观点，只有为个人写作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卡夫卡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上面一行是战争爆发了，下面一行是他下午要去游泳，所以他的写作完全是为他个人的。

　　但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普遍参照的价值，会感动人，跟他完全无关的是在他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成熟，跟他自然而然写出来的东西。换成我，我关心社会的发展，我坚持我要在一个文明、有尊严的环境里生活；我坚信，没有人可以剥夺我的政治生活，我是这样一个人，跟卡夫卡不同性格的人。

　　其实不管《野火集》或《孩子你慢慢来》都是为我个人写作，只是写完之后，造成的外在影响翻天覆地，根本不是我的目的，我就是想我怎么写，出来之后就独立了，社会反响不是我的写作目的。

　　新京报：接下来你有什么新作要出版？

　　龙应台：应该是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化这方面的书。

　　这几年我对大陆也做了观察，包括文化遗产处置的方式，包括在北京为了2008年奥运改变的风貌，包括上海的规划，我都做了一些浅薄的观察。

　　■新作自白

　　《野火集》要过20年之后，才被人记得。

　　躲在大变迁的角落里，看现状。

　　在20年前，有压制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现很勇敢，在那样一个时代比较容易出现英雄，但现在想要再出现英雄就不容易了，所以这次能出版，事实上是在讨论，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到开放以及到开放社会之后面临的挑战。

　　《孩子你慢慢来》我写了八年，从孩子八个月的时候开始，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写的，书出版之后，我自己没有预料的时候，自己的书竟然变成一个，不仅是是畅销书，而且是常销书。

　　那这本书中说到的两个孩子截然不同。在为书写的“跋”中，为大儿子文章翻译时一面翻译一面哭，然后翻译之完，还要检查，每检查一遍还要哭一遍，真是受不了。

　　■人物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85年，她的《野火集》在台湾出版，干草烈风，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