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科举第一人

在清朝，汉人以汉文参加科举考试并夺魁，虽甚艰难，但不稀罕，若蒙古人与汉人同应科举而夺魁，则堪称空前绝后，这个人就是崇绮。 　　

崇绮（？～1900年），字文山，蒙古阿鲁特氏，原隶八旗蒙古正蓝旗，后奉旨入满洲镶黄旗。他的父亲即大名鼎鼎的赛尚阿（？～1875年）。赛尚阿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参加翻译科乡试，得中举人，后任军机章京、主事，升员外郎、郎中、内阁侍读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曾担任户部尚书、满洲正红旗都统等职。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赛尚阿奉命到天津、江浙治防，抵抗英军。崇绮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对清朝忠心耿耿，且仕途坦荡，少有波折。史载他端雅方正，颇有儒士之风，显然与他精通汉学、事事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是分不开的。

崇绮自幼习汉文，在当廪生时，即以捐输军饷获八品笔贴式，不久参与修撰皇族系谱，升任工部主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崇绮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其父赛尚阿前往镇压，因督战不力，一度被革职问罪。崇绮也因此受到株连，废举人，丢掉了工部主事一职。但他很快复出，参与截堵太平天国北伐军成功，因此被恢复举人身份，并补七品笔帖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他为保护内皇城昼夜不怠，事后以功加赏五品衔，迁员外郎。 　　

崇绮仍念念不忘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治三年（1864年）他参加了会试，与众多汉人举子同堂较量。清朝虽在顺治年间（1644～1661年）即已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但主要是针对汉人而设，对于满蒙八旗子弟，则认为应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故不大提倡八旗子弟应科举，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即使考试也是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考试内容亦有区别，满、蒙生员乡试为满文或蒙文一篇，会试增为两篇。后来因满人入关既久，满洲学子和蒙古学子都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熟谙儒家经典，赋诗为文，不让汉人。于是康熙之后规定，八旗子弟可以与汉人一体应试，只是在考试前要先试马步骑射，合格后方可参加考试。就这样，崇绮与汉人同场同题参加考试，以出色的答卷而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了状元。此事轰动了朝野，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名满族或蒙古族人在汉文考试中夺魁。慈禧太后为此颇感犹豫，为免招致非议，竟一度想取消崇绮的头名状元。后她将此事交军机处会同阅卷大臣讨论，讨论会上，大家惮于慈禧的权威，有人附和慈禧的想法，有人干脆不表态，最后有人说了一句公道话：“但凭文字，何论满汉！”慈禧对此亦表同意，崇绮的状元郎才算坐稳。新科状元崇绮得授翰林院修撰，后充任庶常馆提调、侍讲、河南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等。

同治十一年（1872年），崇绮的女儿被册立为皇后，父以女贵，从此崇绮的官运更加亨通。先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又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 、吏部侍郎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充会试副考官、正黄旗汉军副都统、镶黄旗汉军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等职，光绪三年，又管理镶蓝旗满洲新旧营房，任专操大臣。当时清朝国势日衰，灾害频发，地方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崇绮出于对国势的担忧，很想有所作为。有御史弹劾河南官员借连年酷旱之机，不但不体恤民情，反而“捏造虚户，冒领赈银”，从中渔利。崇绮也立即上书，陈述河南灾情，恳求蠲免百姓，整顿吏治，被命偕同侍郎邵亨豫赴河南查核实情。他查核到“藩司刘齐衔贻害地方，巡抚李庆翱玩视民瘼”，上奏朝廷交有关部门议处。 　　

光绪四年（1878年），崇绮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度暂署吉林将军，办理地方案件，次年授热河都统。为此有一位御史上疏说，崇绮“忠鲠亮直”，应留在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仅使效用边疆，未免可惜”，但未获批准。光绪七年（1881年），崇绮调任盛京将军，总管奉天地区军政。盛京（今辽宁沈阳）东界朝鲜，西南濒海，对外贸易频繁。崇绮整顿吏治，充实军队，并且严格限制边民私相交易，卓有成绩。次年，法国图谋占据越南，中国边境危机加深。崇绮虽然身在北方，亦及时添练军队，加强各海口的警戒，随时提防可能出现的险情。光绪十年（1884年），朝廷以崇绮在盛京将军任内“捐廉添购洋枪”而“下部优叙”，将之调回朝廷，任户部尚书。同年，安徽凤颍六泗道任兰生被劾“盘距利津，营私肥己”，崇绮奉命偕同内阁学士廖寿恒前往查核，弄清了情况，奏请朝廷将任兰生议处；同时还了解到安徽关局的动支和外销等问题，要求朝廷给予审核。崇绮效忠清廷，怀有济困扶危之心，虽然他不可能在清朝江河日下的形势下真正有什么作为，但他能殚精竭虑，以有限的力量整治贪官污吏，巩固国防，其精神值得称道。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崇绮历任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考试阅卷大臣等要职。青云直上的殊荣，使崇绮对慈禧太后更加感恩戴德，他积极襄助慈禧“己亥建储”即是一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幽禁并企图废黜光绪帝，另立皇帝，一时未能如愿。次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慈禧献计，为同治帝载淳立子嗣，借以废黜光绪帝。慈禧采纳了荣禄的计谋，这一年是己亥年，因称“己亥建储”。随后慈禧召开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预定在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由光绪帝让位，改元“保庆”。在此过程中，崇绮完全顺从慈禧的意旨，积极参与废立之事，深得慈禧信任，为此慈禧特意任命崇绮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弘德殿师傅，专门教授溥读书，还下旨给崇绮以“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的特权。不过这次建储未能得到各国公使的承认，国内一些绅商和维新人士也通电反对，最后建储计划付之东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东北各省迅速发展，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即设坛八百余所。义和团运动引起西方列强的恐惧，要求清政府限期将义和团“剿灭净尽”，并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进入京、津。为此清廷数次召开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崇绮自然站在慈禧一边。史载诸大臣对义和团在北京的蓬勃之势，“朝贵尊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实际上崇绮只不过也是如慈禧一样，希望借义和团之力帮助以慈禧为首的权贵们渡过危机而已。但义和团的英勇并不能改变清政府腐败、军事装备落后、指挥无能的现实，1900年8月，英、法等八国联军还是攻下了北京城，义和团不得不退往农村。情急之下，慈禧太后只好携带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离京，经太原、大同，逃往西安。忠心耿耿的崇绮担心八国联军尾追慈禧一行，特地与荣禄等组织了一支南下队伍，伪装成皇帝乘坐的车辆，以遮敌人耳目。这支队伍到达保定后，崇绮痛感清王朝的命运已危在旦夕，为了表示对王朝的忠心，他留下遗书：“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之后，在保定莲池书院自缢身死。死后，谥文节，入祀昭忠祠。 　　

综观崇绮一生，他是学识淹贯、值得蒙古人骄傲的族人，同时也是为垂死的清王朝殉节的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