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 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上）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因佛教的传播而得以兴起，并在南北朝时大放异彩，唐宋年间达其顶峰，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精美绝伦的佛教艺术，造就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中国佛教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初是以模仿、吸收印度佛教艺术为主，之后中印艺术相结合，中国式的佛教艺术最终在唐宋确立。中国美术由于佛教的传入而产生了新的题材内容，新的技法形式，从而成就了一种新的民族绘画精神。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发展密切关联，中国佛教艺术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繁荣，衰落而消沉。

云冈石窟佛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魏晋而兴起，隋唐而繁荣，宋以后而衰落。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传统文化艺术产生巨大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儒、道、释三教鼎立的局面。中国佛教艺术也由于佛教的传播而兴起，并随着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兴盛而繁荣，衰落而消沉。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佛教艺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佛教艺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其建筑，其雕塑，其绘画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有着强烈的魅力，至今令人赞叹不绝。在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上，在民族精神和绘画精神中，佛教美术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佛教不仅为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题材内容，新的技法形式，铸造了众多杰出的艺术大师(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中) ，不仅创造出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克孜尔壁画、敦煌壁画、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而且给民族绘画精神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入，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将完全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民族精神也将完全是另一种风采。撇开佛教，我们将无法深透包括绘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精神。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教艺术最早在南方的兴起

汉末以后，国家走向分裂，政权更替频繁，南北战乱不息，民不聊生，士不安居，世无宁日，社会苦难空前严重。而作为治国安邦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家思想，这时已流于繁琐、虚伪、荒诞，远远不能适应这一社会局面，于是佛教一跃而登上历史舞台。佛教初传中国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佛教始入时重在译经，传教，积蓄力量，只是在皇族的少数上层人士中有影响，尚未在广大的群众中引起注意，社会影响不大。真正使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发展的是在佛教造像艺术传入中国之后。而佛教造像的传入比佛教的传入晚了几个世纪。这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佛是不可具体表现的，佛是超感觉的存在，佛的无上法力，以任何方式确定下来都是对佛的不敬。故而通常只是用菩提树、象、莲花宝座等来象征代替。直到公元一世纪印度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代才出现了佛像。于是充分运用造型艺术这一形象化大塑佛像、普及化特殊语言来争取广大群众,扩大影响。佛像胜于高深的哲理和干巴巴的说教，更易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佛教又称为像教。其二，佛教初传时是被视为黄老之学，佛陀被视为神通广大的神仙，将黄老浮屠混而为一。中国古代的史籍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而这一特点也通过造型艺术最早在南方表现出来。中国佛教造像最早兴起于南方，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佛像是在汉末及两晋之际。中国正史第一次记载建寺造像的是东汉末丹阳融铸造佛像，在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设像行道取得成效最大的是康僧会，他于吴赤乌十年(247) 来到建康，设像行道，弘扬佛法, 于是“江左大法遂兴”，画家曹不兴就曾据康僧会设像而“仪范写之”，卫协更进一步而有“画圣”之誉。由史籍可知，中国佛教造像最早兴于南方是可信的。

近几年来，在中国南方云南、四川及长江流域一带考古发掘出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遗物。这些出土物主要有白毫僧俑、钱树座佛像、铜片线刻佛像、佛饰铜镜(夔凤镜、佛兽镜) 、魂瓶等，这些出土物的发现在时间上表明南方造像早于北方的造像。现存北方最早的佛教石窟造像是龟兹石窟中的克孜尔石窟，其开凿年代为公元四世纪初, 而有最早纪年的敦煌石窟开凿年代晚于克孜尔石窟, 为公元366 年。这些佛像遗物均是作为丧葬用的明器, 佛像进入墓室与王母、神仙在一起, 可见佛教初传时是被当作神仙依附黄老崇拜。这一方面反映了汉代黄老方术思想的盛行，另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它传入中国之始，中国人就以中国式的思维与方式接受它。

虽然出土物上的佛像是被当作神仙来看待，但佛像的造型风格却主要是吸收了印度秣菟罗的造像风格，即：脸型短圆、眼睛大而圆、平行下垂的线条的衣纹样式、螺髻发型。秣菟罗位于印度中部，近年来，经有的专家学者根据佛典和史料论证，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此。秣菟罗佛像风格，是在印度民族传统风格基础上发展而成，具有鲜明的印度传统艺术特征。

秣菟罗风格最早由蜀一身毒道，中经滇缅路传入中国南方。据《汉书》、《史记》记载，西汉张骞出使大月氏，在大夏见蜀布、筇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而来”，可知四川所出的蜀布、筇竹杖可经印度运往大夏。可见当时从四川经滇缅路达印度之道已存在，而且《汉书》、《史记》上也明确记载这条蜀一身毒国道“宜径又无寇”、“便近”、“有利无害”。印度佛教及秣式造像正是通过此道最早传入中国南方。初传时比附黄老，“仙佛模式”的特点及秣式风格的造像反映了佛教初传时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及中国佛教艺术的初期特征。

二、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兴盛

佛教经过汉魏之际的译经、传布，加上魏晋时兴起的玄学使佛教依附于玄学而有所发展，到两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十六国时期它在南北方同时兴盛起来，成为一股具有全国规模影响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南北朝时期它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各阶层，在理论上取代玄学成为时代风尚，为隋唐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西晋诸帝尚无奉佛者，东晋明帝、成帝始好佛法，安帝则亲接法事。宋齐梁陈各代皇帝皆敬信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这一描述，正是南方佛教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崇信佛教，尤其是北魏诸帝， 除太武帝一时灭佛外，余皆热心扶持佛教，设立僧官制度，给佛教予合法地位。“缁衣之众，参半于俗”，足见北方佛教的兴旺不下于南方，至隋而佛教大盛。

佛教功德事业的兴盛必然带动佛教艺术的发展昌盛，闻名中外的三大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是在这个时期开凿。

敦煌石窟由乐僧和尚于前秦二年(366 年)始开凿，现存洞窟492 个，壁画415 万平方米，彩塑2415 身，唐宋木构建筑五座。

敦煌石窟壁画

敦煌早期洞窟型制受印度风格影响，为中心柱石窟。壁画内容题材多是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及本生故事，而以本生故事占主导地位。佛传故事是描述佛陀生前经历及生平故事。因缘故事乃是指芸芸众生对佛的供养及表现佛的神通力量与佛有关的度化故事。本生故事是指佛陀“前生行善”的故事。早期壁画内容本生故事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灾祸深重的现实生活中人民祈盼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的愿望。早期的壁画突破了物理时空画面的组合，稚拙而富有装饰性，豪放泼辣的笔触，给人的感觉是激动不安，阴郁而又热烈，奇异而又现实，爽朗而又多姿。敦煌早期佛像的造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印度笈多秣菟罗的影响，一方面是受中国南方汉文化的影响。敦煌早期的壁画、雕像在衣纹、面部特征及总体精神状态与秣菟罗一致。同时，由于敦煌统治者自十六国以来一直都与南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京都的建康文化自然西渗敦煌。又由于北魏孝文帝元宏力图汉化，使得“秀骨清像”这一南朝中原风格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太和改制后一直到隋代，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已基本上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的秀骨清像，一派南朝士大夫的神情了。

最能体现这一风貌的是这个时期著名的佛画家顾恺之、陆探微。顾开创了“清羸示病”的维摩诘形象， 陆发展而为具有一代审美风范的“秀骨清像”，由此对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这个时期著名的佛画家还有东晋的戴逵父子、北齐曹仲达、梁张僧繇，他们在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戴逵的“神明太俗”、曹仲达的“曹衣出水” (曹家样) 、张僧繇的“面短而艳” (张家样) ，充分说明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同时也就开始向着中国化方面发展。云冈石窟同样显示出这一特征。

（待续）

相关链接：

佛教的传入, 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上）

佛教的传入, 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中）

佛教的传入，兴盛与佛教艺术之演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