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至上的道德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倡中庸。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慨叹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显然，孔子视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然而，由于孔子直接谈及中庸仅此一处，虽然指出了中庸的至德性，却未讲清中庸的内涵，因而要恰当理解孔子中庸思想的伦理内涵，就必须通过分析后人的不同诠释，结合对相关文本的解读来把握其精髓。

一

按照卡尔·雅斯贝斯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中庸正是中西文化“轴心时代”思想家所共同诠释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孔子提出中庸思想，其后《中庸》一书作了继承和发展：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中庸思想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进行了深入的诠释。无疑，作为一种有说服力的史学观念，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然而，在描述中国、希腊等几大文化由原始阶段跃迁至高级阶段，进而形成各自特殊的文化传统时，他的“超越的突破”主张则未能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特性。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反抗、断裂和突变。然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正是文化的延续性和渐进性，亦即“人文”的转向。孔子中庸思想作为轴心时代提出的核心理念之一，十分恰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在继承总结前人的有关观念尤其是尧舜禹三王相授相受之道以及夏商周三代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察尧舜禹三王相授相受之道，所能接触到的较早而直接的文献材料当推《尚书·大禹谟》中的一段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在《论语·尧曰》篇中，有着内容与此相似的一段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可见，孔子十分重视尧舜禹三圣相传的“允执其中”的思想。在《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话，称为“十六字心传”，朱熹认为：“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言：“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与佛道有自己的“法统”、“祖统”一样，儒学也有自己的“道统”，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正是中庸，“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至宋，有周程张出焉，以接其传。可以说，尧、舜、禹三王的“允执厥中”之道是中庸思想最早、也最直接的思想渊源。

孔子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无疑表明孔子远则推崇尧舜时期的政治，近则遵守西周初期文王、武王时的法度，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这些都在文王、武王时代确立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中庸思想和全部学说。如孔子自己认为，根据他对夏商周三代的礼的考察，周礼是最好的，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与礼是标志伦理与政治内在关涉的范畴，作为伦理与政治理论运思的背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运作，构成了最佳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前提。而仁礼及其统一恰恰是表现和表征中庸的。

二

在对中庸思想的渊源进行追溯之后，将对孔子中庸思想的伦理内涵进行分析。前已提及，孔子直接谈及中庸仅一处，因而对其内涵后人多有诠释，其中以郑玄、何晏、程颐和朱熹最有影响。东汉大儒郑玄在《礼记·中庸》中注解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何晏对“中庸之为德”之“中”的注解同于郑玄，即释为“中和”之义。但何晏将“庸”释为“常也”，即可长行之德。至宋，朱熹在《大学章句》里做了这样的诠释：“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他还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归纳而言，历史上对中庸的注解大概有两种，即以中和或不偏不倚释“中”，以用或常释“庸”。

对于以上诠释，尤其是程朱的注解，现代学人多有否定，认为他们对“中庸”的解释通过词义的曲解将中庸之道演绎成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圆滑。不过，徐复观认为，朱子以“平常”释“庸”极为妥帖，不过“尚惜不够完全；完全的说法，应该是所谓‘庸’者，乃指‘平常的行为’而言”。按照徐复观的观点，所谓平常的行为，实际是指有普遍妥当性的行为，无过无不及的行为。他进一步指出：“仅言中而不言庸，则‘中’可能悬空而成为一种观念。言庸而不言中，则此行为的普遍而妥当的内容不显，亦即庸之所以成立的意义不显。中庸是不偏、不易，所以中庸即是‘善’。”徐复观的观点值得我们咀嚼、借鉴。他实际上从道德的层面对中庸进行了诠释，并指出在孔子那里，作为德性的中庸其实也是平常的行为。徐复观和杨伯峻两位先生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杨先生认为中庸是孔子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拈出这两个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和平常的东西。”

从如上论述不难看出，孔子所提倡的中庸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中庸，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品质或德性。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史上，道、德本是两个概念，前者多指普遍的法度、准则以及运行规律：后者有品德、德性之义，又与“得”相通，指心中有所得。道、德二字连用而为一个词始见于《荀子·劝学》，其义表现为道与德的统一，从而道德成了一个表述人们外得于物、内凝于己的内在的德性与品质的范畴。德性不同于作为行为准则的规范，它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特质，并以人格为其存在形态。而成就德性，也即塑造道德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人格在孔子的价值体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学者多认为道德人格的完成是孔子学说的落脚点、逻辑终点，显然不无根据。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说：“在孔子那里，人格的设定，始终关联着仁学：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的内容。”孔子贵仁，提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仁礼结合的伦理学说。而其中庸人格首先表现为仁、礼的统一。仁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爱人，成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仁以孝父敬兄为先，又扩大为泛爱众，即爱父兄以外的其他成员。其后孟子对孔子仁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并以“不忍人之心”释仁，视之为人人所固有的天赋德性。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道的外化即为礼，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仁作为内在德性和礼作为外在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孔子提出忠恕为仁的实现途径和根本原则。如此，仁的本质则体现为在“己欲”和“他欲”、“己立”和“他立”以及“己达”和“他达”之间建立一种在中和关系，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可以说，中庸是仁的内在生命。此外，就礼而言，是以外在规范的方式使人的行为具有“中”的特点，体现出中庸的方式和原则。

在以仁作为中庸至德性的人性根据后，孔子进而提出了要达到这种至德性还需具备的两个要素：智和勇。智，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性能力。“未知，焉得仁？”没有这种理性的能力，就无法达到仁，自然也就无法做到中庸。孔子之中庸强调时时用中，事事合理，这就必然要求一种理性的认识能力。至于勇，可以视为意志的品格，它首先具有自主选择的功能，还表现为一种勇往直前的坚韧毅力。中庸之为至德，它同时也不仅表现为一种自觉自愿选择的能力，而且与刚直不阿、勇敢不惧密不可分。后人多将孔子的中庸斥责为圆滑媚俗、没有原则的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然事实上孔子的中庸却不是这样的。孔子的中庸是刚勇的而非圆滑的。从对“乡愿”的鄙薄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反对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的做法的。

综上所述，孔子之中庸，是仁智勇的统一，并且也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成就中庸人格。

三

显然，在孔子那里，中庸是最高的“至德”，也是最高的人格。德性作为精神性的内在品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相对于个体情景和行为的多变性，德性及人格表现出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品格。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性是德性所固有的最大特点，它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格。任何一种道德选择，抑或道德实践都是在具体的情景中完成的，而德性的根本意义也正在于指导不同的人们根据具体的情境做出合理的选择。中庸之为至德，在孔子那里，也表现为一种生活行为中的价值取向。从经权关系而言，内化为己的德性和人格给个体面对具体的道德境遇或复杂的生活做出合理选择提供担保。孔子设定理想人格为君子和圣人两种。“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可以看做是对其中庸蕴含的最具体的表述之一。按孔子之意，君子对于所有的事情，没有规定必须要怎样做或者不能怎样做，而是怎样做合理恰当，就应该怎样去做。孔子提倡“无适”、“无莫”、“义之与比”，“不仅表明他主张中庸，重视道德理性，也表明他把中庸理解为‘应该’，理解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换一个角度看，德性无法与具体人格分离，也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个体总是无法避免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过程总是要涉及普遍的社会规范与个体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接受教育以及学习等逐渐接受社会普遍规范，并内化融合于个体意识，这一过程以天性向德性的转换为其内容。可见，社会性是德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诚如陈根法所言，惟有生活的广阔的边界才是德性价值的边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又是始终在人我关系中运行和展开的，要完成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决不能离开他人，离开人群。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十分重视群己关系，提出了修己安人的主张。所谓“修己”，主要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和实现，其意义主要在于“从道德涵养的目标上肯定了自我的价值”。而在孔子那里，修己内在地关联着安人，安人是修己的归宿，从而德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呈现为统一的关系。正如杨国荣先生的观点，孔子的这种看法“注意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个体的社会化）及个体的社会责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之相似，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中，德性与城邦政治紧密相连，个体应该获得城邦的善，才能最终获得德性。培养德性，也是为了能创造一个优秀的城邦——伦理学以政治学为最终目的。

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从道德层面对中庸进行解释，的确有他的魅力和意义。这种取向使得早期儒家十分重视道德自觉与自律，以及道德自觉对于培养人的品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功用。道德自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存在形式。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孔子的这种学说主张也的确培养出了一些具有崇高人格和完美德性的君子。在道德领域，成就自我首先意味着成就德性。德性作为内在的道德品质，表现出自律的特征。成就德性，对于扬弃人的行为从他律走向自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道德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表现出自律的特征。因而，对于孔子的中庸德性观，无疑应予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