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贞消失的风俗：打花脸儿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说：“任何改正，都是进步”。我在琢磨这句话的时候，时光隧道已经穿越百年，定格在辽西一个小镇中学的某个教室里，学生们在唰唰写卷，而我的眼神却停留在教室后面的名人名言板上。无端地，我想起了下面这样一段文字，我不知道一些地方民俗的消失，究竟是进步，还是缺失？
　　
“小村不显眼，地图上找不到。巴掌大个地方，谁冷不丁崩个响屁，全村都能听得到。村子靠山临水，一条官道横贯南北。几十户人家，火柴盒似的道东道西摆成一溜儿”。这就是在我的“边道”系列小说中描绘的雅漠营子，这个隐没于辽西的小村。实际上，它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村子，和许多东北地区的村子一样，名字的后边都被冠以什么什么营子。让人听起来，还多多少少带有满清的体味。

那条官道据说是小日本重修的，青石子用了不少，筋骨硬硬朗朗。但实际上，它的历史还不止于近代，因为这是一条边道。听村子里的老人们讲，过去在村子南边的山岗上修有边壕，壕南和壕北就被分成了边里和边外。
　　
我生活的小村就是边外。
　　
边里住的是清一色的汉人，而边外则是蒙、满、汉、朝鲜族杂居。两边人生活的习惯也不相同：边里人精明，个个都是生意脑瓜，拎着秤杆溜集市，边外人迟钝，土里刨食将就度命；边里人虚，家里来了客，不供饭，用话也送你出去二里地，边外人实，头回来了装假，下回来了不理你；边里人过日子节俭，渴了，站在水缸前，舀瓢凉水咕嘟咕嘟就灌，边外人过日子含糊，大锅烧的水不喝，非得小水壶架棒子上燎，砖茶掐一大块，酱油汤子似的喝，才过瘾、解乏；边里人攒钱，家里余棵菜，也要拎到集上换钱花；边外人败家，一年到头养俩猪，一个不卖烂锅里。
　　
虽说后来闹大跃进，边壕的土都用到了学大寨修梯田上。边壕没了，土沟还旮里疙瘩地在，边里边外的概念直到现在还挂在两边人的嘴边。所以直到我成家时边里有往边外嫁的，而边外的姑娘则往往是就地消化。
　　
我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篇幅说这些好像与主题无关的话，无非是强调我所生活的小村的独特性。它很可能和我后面的分析有关。但它更有意思的是，我所描绘的小村只是我们后街的景象，如果完整一点说，还应有中街和前街。让你想像不到的是，前街和中街生活的又是清一色的汉人，我们平时来往不多。而我们后街的独特之处在于，道西的六、七家是一半的汉人，一半的满人，道东的十几家则是一水的蒙古人。这就决定了我生活的环境在大不同中又有小差异。各族的杂居，婚姻互通，饮食方式也难免相互影响，但更要命的是，一些纯粹民族的风俗在我们那里也有了变异。
　　
在我们雅漠营子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雅漠营子靠大道，闹着玩儿没老少。那是针对汉人而言，而我们蒙系人连家族的嫂子都不闹。按理说，打花脸儿是汉人的习惯，南方的汉人是在正月十五，或结婚的日子，而我们这里的汉人却没有这个习惯。奇怪的是，不该有这个习惯的蒙系人却把正月十六闹得风风火火。据说这一天是黑日子，打花脸吉庆，嫂子和婶子们成了叔侄辈们攻击的对象。
　　
那个时候，我还不大，四五岁的样子。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年的人们，难得有正月里的空闲。大人们打扑克、下象棋，队里分的几斤面，几斤油，让男男女女仿佛春风拂过的衰草，又有了闲心、活力。老人灰土土的核桃皮似的脸上也爬上了久违的红润，俩腿一拧，守在火盆边，撮一块炭火，放在烟袋锅子上，咳声连连地吧嗒上一口蛤蟆赖，仿佛到了仙境。而我们这些不知愁滋味的孩子，一年到头盼的就是正月里的日子。吃饺子，拎灯笼，跟着半大孩子打花脸，那真是快乐无穷。
　　
母亲是她们那一辈人中的大嫂。亲支和家族小叔子加起来有十几个，每到正月十六这天早晨，趁我们还都没起来，她就用手抹点锅底灰，在三个孩子的额头上点个小黑点，以示吉利。接着，就要插紧房门，以防备那几个愣头青的出其不意的袭击。
　　
母亲的娘家在百里以外的彰武，那里的蒙系人和我们蒙古贞的蒙系人习惯稍有不同。刚结婚时，就吃了很大的亏。那一年的正月十六，天还黑咕隆冬，就听见敲门声，母亲推了推身边的父亲，说，听声音像他二叔？父亲明知这个规矩，就假装眯上眼，说，听着还挺急，你快去开门。母亲不知这里的道道，急急忙忙穿戴好，趿拉上鞋就跑到外屋地。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声，谁啊？
　　
嫂子，是我。我哥在家吗？我找他有点急事。
　　
啊。母亲一边答应，一边去摸门闩。我们家那时是对开的板门。哗啦——门闩一撤，母亲双手一开门，外边的二叔一抬手，一个早准备好的白菜刷子蹭了母亲一头一脸。还没等母亲缓过神来，二叔拔腿就跑。母亲愣了片刻，醒过神来，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一手。她一下子哭了，跑到里屋，点亮煤油灯，拿镜子一照，成了黑脸包公。她气急了，一把捩起在被窝里嘿嘿偷笑的父亲，非要去找二叔算账。父亲止住笑，问她：在娘家没人跟你说吗？这是讨一年的大吉大利。母亲抹去眼角的黑水，扑哧一笑，说，小二，你等着，来年找你算账。
　　
长了见识的母亲第二年也准备了“武器”，却没有等到二叔，等来的竟是家族的小老叔。小老叔十三四岁，脑子自然赶不上比他有心眼儿的二叔。他们交换的代价是一挂麻雷子。显然小老叔上了二叔的当，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他找的借口大人们早都耳熟能详，那就是借咸盐。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尿炕，大人为了给他点教训，让他记牢，下回不再尿炕，往往也不说他，也不打他，而是让他早晨拎着葫芦瓢，去长辈人家借咸盐。小孩不知就里，还感恩戴德地谢父母的宽容。结果，小老叔拿着葫芦瓢到了四太爷家。四太爷我们都很怕他，但在那一天，他却一改往日的严肃，笑呵呵地接过小老叔战战兢兢递过来的葫芦瓢，说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谁料四太爷一转身，举起葫芦瓢照着小老叔的脑袋咣咣就是两下，小老叔哇哇嚎哭。四太爷把葫芦瓢塞给他，说回吧，看你下回还敢尿炕！小老叔大清早没借到盐，却挨了四太爷的两下打，但真的一下子改掉了尿炕的毛病。

不知是二叔有意调理他，还是出于无意，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年正月十六的早晨，就在小老叔敲响我们家的房门，说：嫂子你家有咸盐吗？母亲悄悄地来到外屋地，一边憋着笑，一边回身拿过葫芦瓢，慢慢地走近门前。母亲故意地大声问：谁呀？这么大早的有事吗？
　　
外面等得心惊胆战的小老叔也故作镇静地回答，嫂子，是我，我妈让我借点咸盐。
　　
母亲差点笑出声来，又尿炕了？
　　
没……没有，真的没咸盐了，嫂子借点吧。
　　
别着急啊，你等着，我给你开门。说着，母亲右手一拽门闩，还没等小老叔回过神来，左手举起葫芦瓢，哐当一下打在小老叔的棉帽子上，小老叔一惊，想跑，却自己绊倒了自己。母亲一边说小尿炕精也起刺了，一边捡起地上蘸满黑灰的白菜刷子，着着实实地抹了小老叔一脸。
　　
这是大意失荆州的典型，还是对方知彼知己的结果？小老叔成了那一年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时间一长，人们就总结出经验：过于精明的不能去冒险，比如像我母亲那类人，她们总是能记得打花脸的日子；劲大的，愣小伙子似的人也不能去逗弄，比如像二婶那样的人，往往是偷不到鸡，反蚀一把米。二婶，就曾把七叔抓住，一个脚拌把他扔了个底朝天，骑在上面，抹了个臭够。
　　
那就找那些心眼不太够用的去弄。这是精明的家族二姑的分析。
　　
果不其言，就在我七岁的那年正月十六，我就在家族的胖婶家经历了二姑导演的精彩一幕。胖婶很厚道，但就是脑子少根筋，做事老是丢三落四。二姑去的时候，太阳其实已经升起老高了，胖婶家的男人出门不在家，而今年又没人去她家折腾。在胖婶的记忆里打花脸儿的日子还早着呐，所以就在二姑派我们几个小家伙打前站，去和胖婶家的几个孩子玩嘎拉咖的时候，胖婶是全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就在我们边玩边等着看热闹的时候，外屋地咳嗽一声，棉门帘一挑，二姑大大方方地进来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坐在炕沿边的胖婶起身，热情地让二姑上炕。二姑一改往日的刁蛮，谦虚地说，不了，坐在炕边得了。胖婶就过来推她，就在胖婶笑咪咪地哈腰的一刹那，屁股刚沾炕沿的二姑，迅速地从棉袄袖子里拿出准备好的白菜刷子，三下两下就涂了胖婶一脸。
　　
胖婶懵了，小枚你……
　　
我们吓得往炕里就缩，手里的嘎拉咖吓得东奔西逃。二姑抓住这有利的时机，一抽身，从胖婶旁边，脚底抹油——溜了。
　　
胖婶愣在炕沿边，问我们，今个是正月十六？
　　
我们捂嘴，忙点头称是。
　　
嗨，小枚你个小丫崽子……胖婶气的哭笑不得。
　　
我们定了神，没事人似的看着胖婶。胖婶的脸油黑发亮。二姑够狠的，胖婶的脸上好像抹了皮鞋油。事后，我们问二姑，才知道她在白菜刷子上还加了荤油。
……
　　
可惜这样的好事我没能赶上。就在我已经具备了打花脸儿的本事时，却没人去张罗这件事了。打花脸儿也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闲来没事的时候，我也经常琢磨，那个时候人们为什么把打花脸当成一年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它似乎和先民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和东北的许多村屯一样，人员的构成都很复杂，像我们前街的汉人既有跑关东的盲流，又有当地的土著。他们和远道迁徙来的蒙古，满洲杂居在此，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提防，同时，又要防范胡子和地方宗族的势力侵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道东的十几户蒙系人也设有防范进攻的土围子，在这小范围之中，从迁徙地带来的习俗，各自为政。打花脸儿就和蒙古贞一些部落的查玛舞以及满族的撒蛮驱鬼一样，无非是在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里，祈求神灵的保佑，以求得宗族的繁衍。在那个经济相对闭锁的年代，是一些民族特有习俗的鼎盛时期，而后来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生存环境的安宁，各民族防范心理的弱化，都为这一时期民俗的相持转为相融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边里和边外的交流更加频繁，经济的互补，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家族四太爷的孙女就是我们后街的蒙系人嫁到边里的第一个姑娘。随后，又有我的一个家族妹妹嫁到前街，成了关里盲流人家的媳妇。而我们家族的小婶就来自边里。蒙汉，满蒙，满汉的通婚，带来了生活习惯和一些习俗的变更。打花脸儿的习俗也渐渐消失了。但民俗的消失还仅仅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忧虑还在于民族口语的殆尽，这究竟是进化的进步，还是东北一些多民族杂居村屯的缩影？在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巴音波罗在写《女真悲歌》时的心境。
　　
“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又快到过年了，想一想过去的风俗，心仍是热热的，跳跳的。和孩子讲起打花脸儿的故事，我的脸也仿佛罩上了核桃皮，嘴也变得一瘪一瘪的了，就像当年的二爷，在给我们讲那久远的传说……

作者简介：海东升，男，1987年毕业于阜新师专中文系。大学在读期间开始发表杂文和散文诗。1996年发表散文，已在《鸭绿江》、《辽河》、《新蕾》、《辽宁青年》、《涉世之初》、《阜新日报》等省市报刊发表多篇。《在角落绽放》被《华文读者文摘》、《读者》、《少年文摘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并有小说多篇发表。辽宁阜新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