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采菊东篱下》

　　桌子上一杯乌龙茶，散播着阵阵幽香，靠在沙发上有意无意地面对电视，享受着退休之后的那份悠闲。我突然想到，退休是不是与退隐有点类似呢？远离了名利场的是是非非，没有了职场上的鸡争鹅斗，而且有口安稳饭吃（当然远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这样，我是托居住在大城市的福了），不必为温饱操心。有空闲时，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不干也没有人催了……如果胸襟宽阔些、为人通脱些，心闲身安，晚年可以说是人生的享受。古代的隐士们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

一

　　也许正像佛教所阐释的人生难以摆脱苦谛，为了追求内心的平和安乐，隐居也是人类社会中某些人的一个选择，因此许多国家都有隐士的故事。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当时用的还是1940年代的课本）里就有一篇欧洲的关于隐士的故事。这是一篇批评隐士的文章，文章认为脱离社会的隐居是不可能的，文明社会所有人的一切都打着社会的烙印，你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仰仗他人、仰仗社会。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这有些无的放矢，因为隐士——起码中国的隐士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地摆脱他人与社会，他只是想摆脱社会上的一些自己不能适应的纷争，选择自己能够适应的生活方式。例如传说中最早的隐士许由，他是唐尧时的能人，很有才德，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国事。尧年老了之后，想把君位传给这位谙熟国事的智者。正在放牛的许由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拒绝，而且赶紧跑到颍水河边洗耳，免得被这些世俗的话污染。可见隐者许由虽然懂得一些治国的道理，但他不喜欢治国实践中种种纷争，所以他逃避从政，但并未要全部脱离社会。这是中国隐士文化的起点。

　　传说中的著名隐士们（被人们称为“高隐”）几乎都有拒绝高位引诱经历，“高位”有时是高官，有时甚至是君位。隐士们为人清高，视世间的名利如粪土，非要到世外漱石枕流不可。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正像现今要表彰一位有成就的“海归”，必须要说他如何拒绝了海外高薪、如何爱国一样。

　　我觉得这不真实。其实，真正的隐士的大多数还是适应不了外部环境，从而选择了自我疏离的人生态度。这些人是平和的，与世无争的，为了生存他们也要默默无闻地工作，以获取生活资料。正像鲁迅所说要“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后世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那样作秀。这些真隐士大多没有名字流传下来，如《论语·微子》中提到的“避世之士”长沮、桀溺闷头种地，声名不彰，只是偶然遇到子路，有了那段问答，才被载入《论语》，为后人所知。而且这二人也仅仅是留下了名字，其“贵姓”（虽然先秦男子不称“姓”，但并非无“姓”）？其“氏”如何（先秦贵族男子必有“氏”）？都不知道。其他如讽刺过孔子的“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不是与圣人孔子有了接触，谁知道那时的民间有此等高蹈之士。可笑的是《韩诗外传》为了抬高隐者还创作了一个故事：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乃夫负釜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字，莫知所之。

　　仿佛只有统治者加以青眼之人才有价值，这又是用做官来高扬“接舆”的老套，可是这位高隐只是从孔子的车旁一过，便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好以“接舆”（从车旁一过）称呼他，而到了韩婴手里“接舆”成了他正式的名字，为了逃避做官还要“变易姓字”，真是可笑。这是战国以来士人的惯技，仿佛隐居世外的士人，个个才大如海，只要出仕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惜的是隐士们都弃名利如敝屣，高卧不出，弄得大家只能仰望长叹：“先生不出，如天下何？”然而，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隐士大多是弱者，他们自知适应性较差，没有铁打铜熬的神经，因之对刺激性强的争斗采取躲避的态度，不是不为，是不能也。应该说，孔子比较理解他们，认为“天下有道”（社会比较安定和谐）的话，他们也会与其他士人一样过正常生活的。

二

　　隐士毕竟还是“士”，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没有文化、或文化过低（所谓“低”随着时代不同也有差异），那就是一般老百姓了。有文化就难免有文字著作流传于世，另外，由于隐士生活及其思想意识的独特性，生活的简约和为人的低调也是扰攘红尘热浪的一副清凉剂，因此很为社会关注，成为文学艺术描写对象，这些就构成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对于士人和社会，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狭仄的知识范围内，似乎除了儒家文化圈内，还没有听到过另一文化圈中也有隐士文化，并对自己文化的发展有深刻影响。隐士文化展现了士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使人感到在人的短暂一生中有许多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

　　传说中的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务光之类，大约是不可靠的，那时“士人”这一阶层还没有分化出来。没有士，哪里来的隐士呢？《易经》中专为隐者设了一卦，即“遁卦”，以隐者的吉凶为喻，占卜吉凶。《易经·蛊》的爻辞中又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来颂扬隐士。如果承认《易经》产生于周初，那么隐士在商周之际已经是一个被人们关注的群体了。从商末周初到20世纪中叶（此时隐士阶层彻底被消灭）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如按人头说何止万千。其中最杰出者有二人，一是庄周，一是陶渊明。有人问老子为什么不算？他不是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向流沙走去，不知所终了吗？然而，这些带有传说性质，老子这个人是谁，连司马迁都确定不了，何况我们二千多年以后的人。另外，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为有权者想得太多，有的地方还流露有杀机，不像是世外人之语，宛然一个强势人物，至少他想做强者，以弱克强。这与庄子甘居弱者不同。

　　庄周虽然被认为是老子的继承者（其实老子内在精神的继承者应该是韩非），又做过漆园吏的小官，但他对人生采取的是守势的，不是个进攻型的人物。庄周从心底认为自己是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他受不了“与物相刃相靡”的折磨，更怕成为“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草与料豆）”被牵入太庙作牺牲的老牛，因此他是看破了荣华富贵背后的风险（所谓回报越高，风险越大）、安于贫困，彻底出世。他看透了人间纷争真相，从激烈转向平淡。《庄子》的“内七篇”说了许多打穿后壁之言，为后代做真隐士者提供了心理支撑。

　　陶渊明自云“少无适俗韵”，个性很强，连给长官打躬作揖都会引起内心的战争，可是他经济负担可能比庄周大（儿子就有五个），不得不为贫出仕。最终还是“觉今是而昨非”，赋《归去来辞》而归隐。此后虽然不能说再没有“贫富长交战”了，但他终于融合于大自然的雍容和煦之中，感到这才是自己的归宿。陶的突出之处在于真诚，他为贫出仕，不以做官为可耻；他不能适应而归隐，也不以隐居为清高。他没有矫激，没有假面，安时处顺，享受人生。他虽然不适应俗世，但也不自外于人世。总之，陶渊明的真诚成为后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大夫处理仕隐的样板。陶渊明被认识是逐渐的，直到宋代他才成为文人士大夫为人处世必不可少的一面。不仅隐者追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式的达观；就是奔走于官场的人们也把陶氏的“归去来”当作人生休憩的一站。

　　庄、陶二人相隔六七百年，完成了核心隐士文化的创造，成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终南山为道教发祥地之一。

三

　　自19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数亿人口，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内”，再没有世外之人了。不仅城市不可能，农村也断绝了所谓“隐逸”人的生存环境。

　　1949年初，民主人士柳亚子应共产党之邀北上，他与毛泽东交谊很深，又极度自信，以为毛主席将把国事托付与他，可是当他到北京后一看，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牢骚满腹，他写诗给毛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就在柳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柳家世居于此，他想回乡隐居了，作一个像东汉严子陵（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交好）一样的世外高人。柳亚子先生不懂得这次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他想做个太平社会的逸民是完全不可能了。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一些点缀升平隐士（明初，朱洪武时例外）。

　　我们试想，如果柳亚子先生回到老家，土改会不会带上地主帽子？如果侥幸躲过此难，以后的各种运动中他将何以自处？退一万步说一切运动都没有事，柳先生要不要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参加不参加各种运动？参加不参加五十年代中叶的农村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本来士人归隐的目的是追求朝市争斗之外安谧宁静的生活，希望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放松。可是此时农村比城市的生活节律还紧张，对个人生活干扰的力度比城市还要大！当然，柳亚子并没有回到吴江。毛主席的回赠诗中有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于是，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益寿堂，优哉游哉地观鱼于昆明湖畔。当然受到如此优待的柳先生还不开心，因为这与他的初衷不合。然而，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柳老先生大约是解放后唯一的可以不问世事并特许的、住在皇家园林的“隐士”了。

　　隐士这个阶层至此完全消失，隐士文化当然就此断绝。其实人性是多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文化也应该是多层次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现在社会、文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给人性带来更多的解放。我想过去的小农社会里产生过隐士，当社会行政化之后，隐士被消灭了；现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会，还原社会自生性、自发性，社会又像个社会了，这样即使有了新隐士我们也不奇怪了。许多退了休的老人遨游山水，探访名胜，唱歌跳舞，结伴联欢，习书作画，怡情悦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过重，所谓“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种态度是不是深得陶渊明生活的三昧？

　　我这本小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退休之后写的，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与遨游山水、探访名胜一样是令人高兴的事。名为“采菊东篱下”，因为我自来向慕陶渊明的心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我觉得老人读此会感到心有戚戚的，虽然我不饮酒，但脱离了名缰利锁，超然的心态自会悠然而至，不用刻意追求。当然，这种心态是有养老金为基础的。

　　传统的隐士文化出自小农社会，工商社会里会不会还有隐士的存在？这很难说。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干一天活，吃一天的饭；现在有了社会分层，一生吃穿不尽的人有的是，这为某些人士隐居，提供经济基础。听说南方有些成功人士打造退居的园林，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消失了近百年的文人士大夫了，不管你说他东施效颦也好，说他作秀也好，说他“土”、没有文化也好，但确实是个新鲜事。几十年了，没有见过。再过几十年，当暴发户的二三代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真诚归隐者出现？这有待于二三十年后做观察分析了。隐士不是什么祥瑞，只是一种特殊心态、又有物质基础的人生活的选择。

　　总之，只要生活在不过度束缚人性的社会，符合人性某个侧面的事物都会出现。俗话说“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性各如其面。工商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竞争更为激烈、节奏更为紧张，人性更易于被格式化，这更会使一些性情痴重者难以承受。这些人如果吃穿不愁，就没准选择避世的生活。听说，日本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的现代隐士急剧增长，且年龄越来越小。这类人不愿见其他人，拒绝沟通、行为低调、沉迷网络，对外界漠不关心，隐于常态社交空间之外，习惯爱理不理的孤僻形象。据统计人数有三百万之多，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人们把这些当作社会病态看待。实际上，这些人也是不能适应现实生活节律，对社会、人群采取了疏离态度。看来，工商社会更容易出隐士，只是暂时还没出隐士文化。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