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艮”字可了一部《法华经》?
二、宋儒艮卦之阐释
止,观,静,三重意思的成立不是在于语义学,而是有其义理之当然。宋儒周子、二程、朱子、象山对于艮卦基本继承了易传的解释。止、观、静已被纳人到一个哲学的框架中,达到了相当的思想高度。镰溪感叹“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这虽不无偏激,却也表明这“艮”的境界切中了他的“寡焉以至于无”的养心观念了。二程以艮卦义凌驾佛教“止观”的止,以钳制李靓、王安石师徒功利主义。朱子则用“理一分殊” 阐说《艮卦》。象山心学的创立同样得力于对《易》理的体会,他也以之来阐说其心学的心灵境界,尤其是对《艮卦》之旨,陆九渊特别注重。他甚至将《艮》卦的卦义“止”作为学道之法,读《易》之法。
为何宋儒对于艮卦如此推崇?下文以朱子、象山为例,来发现宋儒对于艮卦的基本理解。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大学》首章的解释。
《大学》篇开章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朱子的注释是: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在这里朱子强调了止和静。止,又尤其在于说明“止于至善”。所谓至善。就是天理,无一毫人欲。于天理、人欲处见得分明,则自然心不妄动,静而安。由此于事事物物则能恰当考虑,随处随时得其所止。由此,人必定有其安顿之处,而存天理。
然而,在传统中国哲学史中,多将朱子误解为知识论的进路,将其所讲的天理、至善均作一外在客观对象来看,所以“格物致知”的工夫则变成零碎的知识片段的积累。这里或许可以略做辩解。朱子说,“得其所止,止字大;时止之止,止字小。”前者是理一,后者是分殊。这里一大一小本无本质区别,只在于随时而异。正是在“随时而异”上说,“时止之止”并不小,这毋宁是更为谨慎的人生之途,格物致知也就是时止。而“得其所止”的止意义尤大,则在于朱子特重在人之安顿处说人,于天理存处说警醒人,而不能将它看作是孤悬超绝的外在对象,发号施令“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每每于其时、得其止,则人欲净尽、天理流行,这也即是格致工夫的本义。
不过,偏重于“所止”是朱子自身理论的特点,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质疑的地方。从朱子的有力批评者象山那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两相比较的同时,我们也得以窥见象山所极力突显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两者的相通之处。
象山首先一反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不知止,而谓其能虑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为私意私说,而反致疑于知学之士者,亦其势然也。人诚知止,即有定论,静安虑得,乃必然之势,非可强致之也。此“集义所生”与“义袭而取之”者之所由辫,由仁义行与行仁义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动心,所以背而驰者也。
学而知止、有定论,是象山所重,静安虑得则是顺遂而至。知止,最终显示为什么就是“集义”、“由仁义行”。仅由象山所说“无物无我”,朱子指其为禅,似不为过。但深究象山之用心,总于知止处,开显仁义,则全然是儒家品格。
“艮背行庭,无我无物”,是充实和达到的人生境界之描述。艮背行庭之旨的落实就是要通过克去己私,存养“大体”。由此才能满心而发,达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天地一体境界。在此境界中,“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经过宋儒的阐释,《艮卦》之意义主要落于修行工夫上,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们所选用的文本《大学》来说明。而这种由修行工夫,推至于克己复礼之义日渐明晰,讲求在人伦日用中见其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也遥契颜渊问仁时,孔子所言: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如上文所言,在朱子、象山那里,《艮卦》之旨,最终落实于仁义,及其人伦日用之礼。这或许可以看出儒家义理之所重。事实上,儒释道三家都给予艮卦较多重视。三家意旨究竟如何这里似应作一分疏,以见儒家与佛、道的区别。
老子说:“弃圣绝智”,便是“止”,不过中止的内容已经主要是人的道德观念和理智思维;“涤除玄览”则同时含有“止”、“观”的因素,但已发展为一种直觉主义的领会方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其中的“静”,乃是体悟“虚极”之“道”的条件。正如钱钟书所说:“按《老子》第三章亦曰:‘常使民无知无欲’,王弼阴取其旨释《艮》,孔颖达则昌言不讳,以闭塞视听为静心止欲之先务。”在这里,王、孔援道人《易》,找到了《艮卦》与道家思想的一个契合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便是所达之虚境。
庄子《人间世》说: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按庄子的描述,“心斋”起于“一志”。“无听之以耳”,即中止用感官去感知外物。“听之以心”,即内返以心观照。最后连内观的意念也中止了,于是唯有空虚之境,与道合一。止、观、静都是“心斋”的因素,但庄子更强调虚静。而止、观最后要被超越。超越止、观,才能真正进人“忘我”之境:“堕肢体,黝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这种“坐忘”之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艮卦》的“不获其身”、“不见其人”的描述。
在佛家的禅定中,也有“艮”的基本特征:止、观、静。对此加以充分解释的是明代智旭,他巧用天台宗“六即”阐述六爻之位辞,以《首楞严》三昧比附《艮卦》之象。他的《洗心禅》认为,佛家的“三止”,是“止”见思之惑、尘沙之惑、无明之惑,止惑而得空明“一心”,而且,“《易传》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义极于此。”由此可见,佛家在对止、观、静的阐说上,也最终止于空明心境的显示。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家对于《艮卦》之义都有所领会、发明。然而,儒之为儒,明代黄宗羲所讲“本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倒是一很好的注脚:从止处见其本体。换言之,就儒释道三家所言,其区分在“止”处。释道最终归于虚静,而儒家更强调止于礼。这种礼,并不离于虚静之道,恰恰是依于道,由时不同而生,观而得。(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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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艮卦》中静、观、止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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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卦:止于至善而不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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