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再沉湎在对大师辈出的想象中

一个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的大师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被这股潮流所稀释，思想激荡大师辈出的时代正在远去，我们大可不必忧郁地沉湎在对大师想当然的膜拜之中，不人云亦云地期待偶像来支撑我们的文化信心，而是理智地发掘文化的真义所在，这恐怕才是为季老所赞同的。

　　季羡林先生走完一代学人的学问人生，驾鹤西去。但他身后的喧嚣依然没有终结。有关各方的追悼活动异常隆重，新闻媒体的报道追忆不惜笔墨，社会民众亦是自发哀悼这位近数年来几成为中国文化象征的老人，发出“季羡林之后中国大师何在或何时再来”这样沉重而焦虑的质询。凡此种种，皆表明季羡林先生在当下中国人的文化想像中令人高山仰止的地位。

　　然而，这样的哀荣，看上去更像是盘旋在宏大文化幻象之上的浮尘，尚未有丝毫触及季先生留给我们的民族真正宝贵的文化遗产。如若撇开强大舆论掀起的浮尘，真正的季羡林，首先应该是一个本色纯真的学者。在治学上，他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留德十年，在哥廷根大学专攻印度学，主修梵文、巴利文。他终生勤奋治学，即便在严峻的年代亦耕耘不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撰述颇丰，并用流畅的文笔搭建起与一座与大众沟通的桥梁。在品性上，他是一位中国式的书生，早年勉力于较为单纯的读书教书生活；递及政治风暴来袭的时代，他“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以智慧坚守着基本的道德良知，晦暗的年代反衬了他的光辉；对待学生晚辈一如自家亲厚长者，成为传之海内的佳话。乃至到晚年，从日记的出版到接受访谈时的谈话，依旧表现出他作为学者的不息信念。

　　季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质朴的学者，与人为善、静守书斋，满足于布衣素食的简单生活。季羡林先生的这些品格，作为学者、师者和老者，都是值得国人尊敬和学习的，尤其在人心之内和人际之间功利流行的今天。此种学人，即便是学界浮躁功利之风遍地吹拂的当下，在北大校园里古朴的一院到六院间依然不难找到，这可能是我们透过浮尘看到的薪火相承的希望。

　　直到生命承载他进入一个倡导国学、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季羡林，这位平淡乐天的长寿老人，才在时势和媒体等强大力量的烘托下，逾古稀之年被戴上国学大师等炫目的桂冠，被裁剪为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这恐怕当非其本意所在。他应景的话语时常被媒体随心引用或无限放大以敷宣传之效，这或许连他本人亦料想不到。作为一个单纯的学者，他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此时自己的身份角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身处公众舆论漩涡中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身边包围着各种各样对他礼敬有加同时心有所图的人，这些恶俗的文人甚至将学术的师承演绎为娱乐的秀场。

　　晚年的季羡林先生，已经被变为大大小小文化礼仪机器上的象征。笔者曾数次目睹季先生参加这样的活动，简短的开幕式，刻板的开场白，站成一排的宾客，季先生除对热情谦恭的问候点头应答之外，不发一言，仪式完毕，在他人搀扶之下颤巍巍离开。以笔者之懒惰，亦曾在北大西门碰见过问路到季先生家的记者，曾在研究生院的办公室里听到过两位工作人员热情洋溢地谈论季先生家的猫。

　　像所有平易近人的善良学者一样，他或许不习惯于拒绝，特别是来自友朋、学生、熟人或工作人员的请求。身不由己，浮华背后可能是被羁的痛苦，乃至这位老人晚年还不得不向热爱他的社会大众郑重地辞谢被戴上去的桂冠，以莫克奈的笔调写道：“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他的这些言行，对他自己是无奈，对我们的社会和大众，更是一种不能言说的刺痛。

　　而且，时间流淌到今日———一个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的大师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被这股潮流所稀释，思想激荡大师辈出的时代正在远去，我们大可不必忧郁地沉湎在对大师想当然的膜拜之中，更不必人云亦云地期待用偶像来支撑我们的文化信心，而是理智地发掘文化的真义所在，这恐怕才是为季老所赞同的。他希望的不是累人的高帽子，而应是他作为一个学人所具有的那些伴随他漫长一生每时每刻的品性美德。就像奥运金牌的光环和大众体育的坚实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些美德不那么显见，不那么光华灿烂，但若能传之后世普及开来，我们社会大众的文化自然能够整体提升，大师当会自然绽放，中国的文化也会因此与文明同辉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