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而寂寥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解说：陈寅恪（1890-1969）

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 语言学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

清华大学中文 历史 哲学三系合聘教授

被称为“旷世奇才”“教授的教授”

曾子墨：没有俗世声名也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家喻户晓，陈寅恪的一生显赫而寂寥，吴宓在《吴宓文集》里回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就是这样一个“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25年走进了美丽的清华园。

解说：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解说：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黄延复（清华大学校史专家）：他的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先生说，没有学术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解说：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这一年他刚满36岁，师生们惊叹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的一清二楚。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黄延复：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必恭必敬的，陈先生就跟他讲，他在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那都是好像以学生自居吧。

解说：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

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硬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这是他平生唯一一张文凭，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张国刚：陈寅恪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游学一样，中国传统的游学。

吴学昭（吴宓之女）：他前后在国外学习18年，我父亲常说他和唐僧玄奘是一样，留学的时间。他就是深究各种的古文字，东方的各国的文字他基本上都通。所以他研究这方面的史学，他有独到的方便之处，所以我父亲常说，他走了五大洲，结交了认识了很多人士，但是他感觉到最大的学问最钦服的是陈寅恪。

解说：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张国刚：五四以后到西方去留学，他们感受到一种是什么呢？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在国际地位很大提高，跟现实当中中国的地位低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完全不一样的反差。

解说：陈寅恪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从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出发点的。

曾子墨：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解说：就是这样一个陈寅恪，在1926年走进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抱着书来的。而讲其他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蓝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解说：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邀请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外，就是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出乎陈寅恪的预料，但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

陈正宏（复旦大学教授）：很多的学者都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那么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语文，当然主要就是文言文它的真正的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分在什么地方。

解说：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文言写作，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在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却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后来陈寅恪又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向。

吴学昭：这当时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当然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危难有关。

解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

陈美延（陈寅恪之女）：我祖父病重啦，他是非常关心时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就骗他，说哎呀好消息啊，又打胜仗了，就希望他心情好一点嘛，能够吃一点东西嘛，就是这么骗他，但是骗久了不行啊，他也知道了嘛。

解说：绝食五天后，陈三立死了，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坐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陈美延：他的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剥离了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让它瞎，为了离开沦陷区，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

解说：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流亡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被大部分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陈寅恪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葛兆光：他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你比如说对宗教对文化、种族的关心，对于家族的关心，这是我们现在做很多家族史，做社会史的人仍然在做的东西。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解说：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着。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儿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个身体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解说：《剑桥中国史》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书中在题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当时到中国拜访过陈寅恪的西方学者认为，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但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无法远渡重洋前往英国就职，而他在国内的工作条件则惊人的恶劣。

陈美延：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我们那是茅草房啊，不是说假的茅草房，那是真的茅草房，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工作，就是一个箱子，搬个小凳写文章。

解说：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陈美延：他写完他需要休息嘛，就带我出去散步，散步就聊天，我那时候很小穿个木头鞋，在山上跑，就是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我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是没有营养，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他挤一点奶，我放羊然后他下课了，那时候他还能看得见，也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我也都还记得，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呀，我告诉他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这些他都挺开心的，一支邻居的狗在前头引路，他说为什么狗要在那里撒尿做记号啊等等，这些小时候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

解说：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视力急速下降，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极其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稿《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远在美国的胡适是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的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他联想到三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不胜感慨。

在抗日战争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曾子墨：1948年夏，东北、华北战局不稳，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旭序经仰慕陈寅恪已久，邀请他到广州任教，陈寅恪动了念头，12月15日陈寅恪一家和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此时国务院败退台湾，邀请众多知识分子随往。陈寅恪拒绝，亲友、学生邀请他到海外，陈寅恪拒绝，夫人唐筼赌气地独自一人到香港小住，他也不随，他要坚决地留在大陆，在南国广州中山大学里，陈寅恪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也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解说：他住在这所不为人注目的小楼里，已经一年了居所外，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陈寅恪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五年，很多人回忆，他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便归于宁静。

当年眼睛看不见，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且坚决。但一个瞎子被评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备了三个助手，这些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陈美延：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好，我父亲是非常注重数学的，你们可能不会知道。他对我的要求也是数学要考一百分，思维逻辑要清楚，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解说：他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工作之外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面著名的“陈寅恪小道”。陈寅恪失明后，上课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为了方便他，课堂搬到了他的家里。陈寅恪的家阳台很大，挂上一块黑板，黑板下放着一张藤椅，这是陈寅恪专用的藤椅，围绕藤椅又摆了几把椅子，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听课。常来这个特别的课堂听课的还有许多教授，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

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受到震动，《再生缘》的作者是陈端生，这个清代的杭州才女，用弹词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十分离奇曲折的故事。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女扮男装考科举，连中三元，竟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这个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孟丽君》变得家喻户晓，陈寅恪是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他由此开始了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这是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

章培恒（复旦大学教授）：《论再生缘》里面，他一方面固然是一惯的用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恐怕是对当时的学术，以及思想方面的一种感慨。所以他曾经说到，《再生缘》作者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甚至说到，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那么这些恐怕都是他有感而发的。

解说：陈寅恪沉浸在新的学术领域，这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主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他却拒绝了，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他当年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马上就谈崩。事后清华有人批评汪篯，不能用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陈寅恪确实受不了，他感受到这个“顺应时代”的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陈美延：他是很生气，不从我说，就不是我的学生。这个“说”不是说我的文章里头的观点，应该是说我思想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

解说：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这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美延：我们去看过那个碑，他叫我们去看那个碑，他自己却不能去了。他的一些思想，反正总的来说，他就是一直坚持着他，他没有改变他所坚持的东西，一直到去世。

解说：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师生为其树碑，以志缅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他最终没有北上。

曾子墨：陈寅恪一生颠沛多难，他壮年失明，暮年膑足。夫人唐筼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两人经赵元任夫妇介绍，在清华园一见钟情。1928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上海结婚，从此两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41年的人生岁月。

解说：在工作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美延：在我们眼睛里头，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天天这样跟我们说的，一直他说的就是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我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头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我们家里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解说：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亲自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首诗，隐喻心境和志趣。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他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陈寅恪不再教课，有人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

他专力著述，而事实上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陈寅恪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教，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陈美延：也是口述她记，或者周伯母（黄萱）念他听，她今天叙述了一大段，然后他觉得可能要改有些地方，他就一直晚上都不敢睡，就记住这个地方，明天早上告诉她，哪个地方要重新改一改词句或者是什么。

解说：就这样过了七年，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陈寅恪很感慨，他又颂红妆，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陈寅恪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他完全是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给它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

解说：这部“百科全书”煌煌85万言，陈寅恪为此用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期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柳如是别传》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眼睛瞎了以后啊，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较。有点像我在不能够直接地去阅读史料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通过我的记忆，通过助手黄萱的帮助，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而且是非常严密地去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晚年那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解说：《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

章培恒：陈寅恪先生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大概很多材料是蒋先生在上海找到了以后，然后再寄给陈先生的。那么找这个资料并不是在图书馆里面，去找一下就可以。蒋先生事先他必须认真地查阅资料，查阅了以后然后再，觉得有用的，再寄过去。

解说：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做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来将来他编写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这种临别赠序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传统。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

章培恒：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蒋先生自己的著作他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自己的著作都放下来，首先是整理陈先生的书。

解说：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有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文革爆发了。

陈美延：当时要把我父亲抬出去批斗了，只能抬了，他又不能动。那么当然我们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说没有来，结果我们后来才知道，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解说：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45天后，夫人唐筼追随他而去。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曾子墨：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骨灰落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墓茔左侧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的字样，右侧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