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有原创力的思想家。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深厚的学养，对中外各家学说都很熟悉。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孙中山向西方思想学习的事实，而对他同中国固有思想的联系似乎没予以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孙中山思想不可能出现在中华文明大道之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不能不在他思想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孙中山一方面清除儒家思想业已僵化的躯壳，另一方面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以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审视传统，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有直接的影响。

一、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思

孙中山不是埋首书斋的学究，而是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的革命领袖。他从革命家的立场出发看待儒家传统文化，自然不会受到传统的束缚。他尊重传统，但绝不迷信传统，对于儒家传统中的糟粕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精神。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已蒙上一层封建主义尘垢。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权势，将儒学改铸为他们手中的思想工具。官方化了的儒学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首先必须去掉思想上的枷锁，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最初以自发的形式进行。自戊戌维新开始，进步的思想家从西方引进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以西学反对旧学，向官方儒家发起攻击。辛亥以后，窃取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袁世凯再次举起祭天祀孔的旗帜，鼓噪复辟帝制。袁氏的倒行逆施激起思想界的极大愤慨，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进入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思想解放运动由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呼喊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清算官方儒学，造成空前未有的思想震荡。

孙中山出于革命家的敏锐，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他在《关于五四运动》一文中写道：“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从这篇文章反映出，孙中山相当重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正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在新旧两种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孙中山不是站在旧思潮一边，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思潮的一边。这充分显示出他伟大的革命家的识度和气魄。

实际上，孙中山对官方儒学一直抱着批判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官方儒学的封建专制主义倾向上。

早期儒家虽然有浓重的忠君意识，但并不主张绝对地顺从君主。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甚至认为反抗暴君亦未尝不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自汉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论，才把君臣关系说成片面的服从关系。唐代的韩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韩昌黎集·原道》）他的诛民说把权力和义务作了分离：君主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臣民只有顺从的义务。这种君臣关系论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正统意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被视为不可更改的天经地义。

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正统意识极为反感，他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愈益腐败的祸根，以至于弄得民族衰败，列强入侵，使中国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他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当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对象，三民主义就是针对专制主义而提出来的。民族主义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民权主义就是“倾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生主义就是防止少数资本家垄断国计民生，平均地权。三民主义都是围绕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一根本宗旨而展开的。孙中山指出：“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为不愿少数……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第79页）

是向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是向它妥协？这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孙中山认为，保皇党“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第172页）为此，他提出“大击保皇毒焰”、“扫除保皇邪说”的战斗任务，号召革命派同保皇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地提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第52～53页）孙中山决心同封建专制主义一刀两断，丝毫不能容忍保皇派向封建专制主义妥协、退让的行径。他清醒地认识到，改良主义之路在中国行不通，要改造中国社会，除了革命之外别无选择。

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起到了极大的政治动员作用。他帮助广大群众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踊跃地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首义告捷，终于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促进民主精神高涨，使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袁氏称帝、张勋复辟迅速失败，同国人的观念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孙中山所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使国人获得极大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这是他立下的一个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继续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又把批判的重点转向儒学陈旧的思维方式上，从更深的层面反思儒学的缺陷。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一些革命党人渐入颓唐，对民主革命的道路、理论和方略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据孙中山分析，从思想根源上看乃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一陈旧的思维方式在作崇。必须搬开这一思想障碍，才能振奋起革命精神，开创新的局面。“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见于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左传》也有类似的提法：“君子曰：弗知实难，知而弗从，祸莫大焉。”（《左传·昭公三年》）由于这种知易行难说强调道德意识必须落实到道德践履上，因而历来受到儒家的拥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都是从知易行难说中演绎出来的。倘若仅从道德学的意义上看，知易行难说并非全无道理；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却有明显的缺陷。由于它对知作了狭隘的限定，不能起到鼓励人们勇敢探索、大胆实践、追求新知的作用，容易助长盲从、保守、因循守旧、畏缩不前的心理。孙中山不是从道德学的意义上，而是从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批判知易行难说的。他分析说，如果按照知易行难的思维方式行事，将会导致“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第145页）换言之，这乃是一种无所作为、缩手缩脚的懦夫哲学。如果信奉这种哲学，革命将永无成功之日，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时。

针对知易行难说，孙中山创立知难行易说。他把行摆在首要的位置上，主张知从行出。他说：“人类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而为之变易者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三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第185页）不知亦能行，故称“行易”；真知之获得“要经历试验而后知之”，故称“知难”。本文不想全面评述知难行易说，只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是在清理儒家陈旧思维方式时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思维成果。孙中山所说的行，已不是儒家的“躬亲践履”，而是指“习练”、“试验”、“冒险”、“探索”、“国民革命”、“革命之破坏和革命之建设”等等活动，包含着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意义。他所说的知，也不再是儒家心目中的道德信条，而是指各种科学知识。他已突破儒家知行观的伦理主义限制，从现代知识论的高度对知行范畴重新加以界定，并且正确地理顺知行关系。这对于国人摒弃陈旧的思维方式、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挖掘儒家思想的精华

孙中山虽对儒家有所批判，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价值。他没有象西化派那样把儒学贬得一钱不值。孙中山既不同于西化派，也不同于国粹派，他能够以一种健全的心态对待固有文化。他大胆地否定儒家思想体系中应该淘汰的糟粕，也充分肯定其中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

（一）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将其提升到民权主义的高度。民本思想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以民为本”的主张，他认为民、政权、君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在这三者之中，民最重要，民心的向背乃是政权之所系。即使在极力维护君权的董仲舒那里，仍然保留着民本思想，他曾向汉武帝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议。孙中山极其重视儒家的民本思想，多次引用“ 民为贵”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儒家经典中的名句。他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主张“唤起民众”，实行“平民革命”。他从民本思想出发，进而提出民权主义政纲。年， 他主持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 亲自在其中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字样。他强调，民国与帝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前者是“公天下”，后者是“家天下”。在民国中，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官吏必须“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官吏“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对于不称职的官吏， 人民有权罢免他。孙中山在他创立的五权宪法中特意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就是借以体现人民对官吏的考察和监督。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出于民本思想又高于民本思想，成功地实现传统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接榫。

（二）继承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将其提升到民生主义的高度。儒家认为大同之世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礼记礼运》篇对大同之世作了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孙中山很欣赏儒家勾勒的这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这段话逐字逐句抄录下来，写成条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收了儒家的大同思想。他在解释民生主义的内涵时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又说“民生主义，则抵抗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他认为民生主义远胜过西方的资本主义，因为它已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光明大道。为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提出平均地价、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项政策， 都着眼全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儒家把大同之世放在人类历史的以往，而孙中山将其置于未来，使之成为一面鼓舞人们进行改革与革命的旗帜。他终生都在探索一条通往大同的道路。

（三）继承儒家的爱国主义传统，将其溶人民族主义之中。儒家历来是讲爱国主义的。孟子将爱国主义思想凝结在仁学之中，强调仁德关系到国家的兴废存亡。“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樱，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 离娄上孟子把国家的兴亡同每个人的身家性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儒家爱国主义思想的哺育下，历史上涌现出岳飞、文天祥等一批民族英雄，为世人所景仰。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把儒家爱国主义思想凝炼为一句名言“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它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祖国的命运奔走呼号，即便是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仁人志士。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爱着自己的民族。他在其民族主义中注人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强调，“什么是民族主义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第页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清王朝的思想武器，但反清绝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总的来看，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旨在反对列强入侵。他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动员全体国民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他用民族主义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 鼓舞斗志，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他本人就是一面爱国主义旗帜。就连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也不能不为之折服，他曾表示“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

（四）发扬儒家乐观向上的精神，炼就愈挫愈奋的革命意志。儒家哲学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教导人们积极向上，不断进取，锲而不舍教导人们无论左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要灰心丧气，都不要自暴自弃，因为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易传》主张作人当效法运行不止的天道，永远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儒家的这种观念对孙中山有良好的影响，成为他汲取必胜信念的思想源泉之一。他在革命斗争中虽经十起十败， 屡遭挫折， 仍然斗志弥坚， 从不动摇。他明确表示“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这种必胜的信念至死不渝。他在遗嘱中仍告诫革命党人“ 现在尚未成功，凡我同志， 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第生页他把儒家乐观主义精神同追求革命结合起来，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发扬儒家革故鼎新的精神，寻找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易经革卦》录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孙中山视此为中国改革、革命思想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唯有继续发扬这种革故鼎新的精神才能走出困境。他认为中国应当寻找一条适应本国国情的改革富强之路，绝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现成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造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些学说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不愧为中国”世纪末世纪初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

（六）发扬儒家以德辅政的伦理精神，确立新国民的道德规范。自从孔子提出“ 为政以德”的主张之后， 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紧密结合便成为儒家的思想特色之一。依据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原则，《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三纲领， 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夭下等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孙中山十分重视儒家以德辅政的伦理精神，视之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 。在他看来，儒家创立的这种政治哲学相当完整、系统并且很有实用价值。他感慨地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 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看到，都没有说出， 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应当从《大学》中获得启发，把民国的政治建设同伦理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同时并进，相辅为用，相得益彰。只有造就出新的国民，新的民国才会得以稳固。

新国民应当洛守哪些道德规范孙中山强调，新国民的道德规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参考固有的道德规范，细心拣择，取精用宏，确立推广。他主张以批判的态度继承儒家留下的道德遗产，“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传统的道德规范有哪些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呢孙中山举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他指出，即便是这八德，也应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涵，做出新的阐释。比如，在民国时代，讲“忠”不再是忠君的意思，而是指“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孙中山认为，利用、恢复、改造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宏扬民族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从他的这些言论中反映出，他心目中的新国民也就是新式的儒者人格。

孙中山对儒家思想的挖掘、提炼、继承和宏扬是多方面的，并不止上述六点。我们仅从上述六点便足以得出结论儒家传统思想是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努力撷取其中的精华，将其汇人时代精神的洪流，使之焕发出新的光辉。在如何使儒家思想实现现代转型问题上，孙中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三、对现代新儒家的启迪

孙中山对儒家思想的反思与批判，对儒家思想精华的认同与宏扬，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他对现代新儒家的启迪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导向作用。

现代新儒家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文化现象。[5]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大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或同情者，都直接或间接接受孙中山反封建思想的影响。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全盘否定儒家思想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什么“封建卫道士”。一般来说，他们都能正视传统儒家思想的缺陷，注意清除羼入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现代新儒家之所谓“新”，就包含着对传统儒家思想加以改造、扬弃的要求。就拿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梁漱溟说，他虽然屡屡表示认同于儒家，与西化派针锋相对，但他并不维护、遮掩传统儒家的缺陷。例如，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宋儒“不甚得孔家之旨”，“取途穷理于外”。他重新阐释孔子之学，认为孔子之学与宋儒之学有原则区别。“在孔子只有所谓人生无所谓性理，性理乃宋人之言孔子所不甚谈者”。“自宋以来，种种偏激之思想，因执之教条，辗转相传而益厉，所加于社会人生的无理压迫，盖已多矣”。[6]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态度一直影响到港台的新儒家学者。他们极力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死人”，但并不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乃是“病人”，有待于救治。他们提出的“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等主张，实质上是要求用科学和民主意识纠正正统儒学的封建专制主义偏颇。现代新儒家思潮正是因为承接孙中山反封建思想的导向，才会赢得众多的同情，才会引起学界的注意。从现代新儒家思潮同孙中山反封建思想的联系上看，显然不能把它视为旧学的分枝，而应当看作新思潮的一翼。

第二，孙中山对大同之世的向往，启迪着现代新儒家设计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建构新的外王学。

孙中山对“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的向往对现代新儒家思潮发生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熊十力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在《原儒》一书中，对大同社会的情形做了大胆的设想，认定“天下为公”便是孔子外王学的最高原则。按照熊十力的设想，大同之世人人自尊自立，享有高度的民主权力。虽没有天子，然“天子之职与俸，与民主共和国之首长正无异。”大同社会已废除私有制，一切事业皆属国有，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人们组成各种经济联合体，互相协作，共同发展工业生产，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大同社会由于废除了私有制，人们已消除私有观念，道德水准极大地提高。“天下一家之制度下，人人可以表现其道德智慧。所以者何？天下之人人，皆化私为公，戒涣散而务合群，则智慧超脱于小己利害之外，而与日月合其明。”他真诚地相信，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盖社会发展，由蒙昧而进进，终乃突跃而至于全人类大同太平。人类以格物之功而能开物、备物，变化裁成乎万物。利用安身，驯至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之盛而人道尊严极矣。”[7]熊十力勾勒的天下为公的社会蓝图显然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可行性如何大有问题。但应当肯定的是，其中确实包含着民主思想的精意，生动地表现出他对私有制的厌恶、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憎恨，透露出他关心人民疾苦的古道热肠。这种理论倾向与孙中山在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

第三，孙中山对儒家传统道德范畴的认同，启迪着现代新儒家构想现代儒者人格形象，建构新的内圣学。

孙中山对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认同态度，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是一笔最丰厚的精神遗产。他们作为这笔遗产的继承者，沿着孙中山开辟的思路，进而构想现代儒者人格形象，以期建立新的内圣学。贺麟主张，在当今时代仍须由儒者出来做社会的柱石。关于现代儒者的内涵，他做了这样的界定：“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我们说，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做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成为品学兼优之人，参加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皆大大提高，庶可进而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8]他认为现代儒者应当具备三种品格：一是合时代，吸纳现代意识；二是合人情，调协理欲关系；三是合理性，确立道德形上学之根基。在贺麟心目中，孙中山堪成现代儒者的楷模：“他在创立主义、实行革命原则中，亦以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为标准，处处皆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符合儒家的规范。”[9]一些港台新儒家屡屡标榜“道德自我之挺立”、“道德形上之体认”，实际上也是从哲理层面为现代儒者做论证。现代新儒家关于新国民的构想在基本思路上同孙中山是一致的：都立足于发掘儒家道德学说中的精华，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沟通。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能在建立新式内圣学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同孙中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新儒家思潮与孙中山思想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在许多问题上，都是孙中山拟其纲，而现代新儒家述其详的。笔者无意把孙中山描绘成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成员，也不认为现代新儒家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思想，只是指陈这样一个事实：孙中山思想是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思想来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前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