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道教文学论略

陶弘景以神秘的谶诗神化其教，以梦幻日志宣扬其教，开山水尺牍小品之先河。陶弘景的文学创作，为后世文学诸如谶诗悬念、梦幻存想、遇仙授密等文学模式，提供了可供效仿的范型。

“山中宰相”陶弘景不仅以道教宗师名垂青史，且参与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明代汪士贤《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均为他设有专集，可见其文学必有特异之处。但后人每每盛赞他在道教和医药学方面的贡献，至于他在文学上的特点和成就，鲜有论及。

一、引谶入诗：以神秘与玄理神化其教

陶弘景传世诗歌共124首，分别是陶集7首（含残诗一句）、《华阳颂》15首、《真诰》和《周氏冥通记》中托名仙真降授诗102首等。它们虽有游仙、玄言、教义教理、修道体验等内容，却因其中诡秘的谶诗趣理而屡见史册，功效特异。

谶诗，即作者有意编制的神秘预言诗，其形式是诗，其实为谶。谶有谶谣、谶语、谶诗等语言形式，最初谶谣为街头巷尾的无名氏童谣，被视为荧惑星降世的预言，内容诡秘灵验。“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史记》虽称谶肇始于秦代求仙方士之手，但谶的起源可上溯到原始时代。早期的卜辞便有谶的性质，先秦时已有谶谣出现，至汉代，受谶纬之学的影响，谶语大为盛行。但将谶与诗结合为“谶诗”，则盛于南朝。从史料记载看，以谶语留名后世最早者当数汉末的安世高。以谶诗产生轰动效应且留名后世最早者有两位：一是南朝道教领袖陶弘景，二是与他同时的佛教徒宝志。宝志只有两首谶诗存世，而陶弘景则以道教大师的身份有大量谶诗留存，是谶文化发展史上以署名谶诗干涉政事、警示后人、引发争议、影响较大的第一人。他的谶诗诡谲多姿，神异灵验，蕴涵着预言趣理。

陶集7首诗歌中有3首可视为谶诗。第一首是《胡笳曲》：“自戾飞天历，与夺徒纷纭。百年四五代，终是甲辰君。”明代胡广撰《胡文穆杂著》将此诗的预言名为“天历甲辰之符”。《元史》对此也有记载，说是元文宗至顺二年，司徒香山认为文宗生于甲辰年（1304），即位后建年号为“天历”，与陶弘景谶诗中“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相吻合，应视为文宗的“受命之符”。建议“录付史馆，颁告中外”。此议虽被翰林诸臣以“从其所言，恐启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而遭否决，但足资证明陶弘景的谶诗为后人所重。

第二首是《题所居壁》。《南史》引述其诗：“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箧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预制诗即谶诗。此诗预言梁武帝萧衍因沉湎于佛理玄谈，最终将遭侯景之乱。历史走向果如所料，故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称赞曰：“古今之变，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第三首是遗嘱诗《告游篇》：“性灵昔既肇，缘业久相因。即化非冥灭，在理澹悲欣。冠剑空衣影，镳辔乃仙身。去此昭轩侣，结彼瀛台宾。倘能踵留辙，为子道玄津。”在诗中，他告诉弟子自己将要升仙而非死亡，嘱弟子们按剑解之法，陪葬以衣冠剑等，他的真身将飞往瀛洲、瑶台。倘若弟子们能按遗嘱去做，成仙的他便能沿旧途返回，传授成仙玄机。由此可见，“《告游篇》实为预言诗”，是对他死后仙踪的预言。

除上述三首外，《华阳颂》15首中《机萌》、《挺契》、《业运》分别有“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重离傥或似，七元乃扶胥”、“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句。宋代王质在《书陶华阳谱》中认定它们是预言：一是丁亥年，即唐太宗贞观元年，陶弘景的后身孙思邈将前来辅佐政治。二是预言梁朝覆灭、侯景篡梁。三是神灵济助陶弘景的行动将在他的后身孙思邈身上应验。

其它谶诗还大量存在于《真诰》中。《真诰》在“取题命篇时，更受汉朝纬书影响。”“今取现在可考见之谶纬言之，即可一目了然矣。”如卷八《甄命授》篇中右英王夫人在赠给司马昱的诗文前特意强调：“今聊作谶，密以相示。”对此，陶弘景刻意加注：“皆是说晋代之事，并有明征也。”与王夫人同行的紫微夫人当时也送司马昱谶诗一首：“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诜诜繁茂萌，重德必克昌。”此诗预言司马昱将生儿子，使晋室昌盛。此事竟在《晋书》中有对应：“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为名焉。简文帝后悟，乃流涕。”看来晋孝武帝取名确有神秘背景。对此，史学家陈寅恪也极有研究兴致，他认为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其名字皆见于上引《真诰》紫微夫人诗中，此诗为后来附会追作，或竟实有此诗。”此亦见《真诰》谶诗耐人玩味。如此诡秘的谶诗在《真诰》尚有许多，此不一一列举。

从本质上说，一切谶诗皆系当事人有意编造，但陶弘景谶诗为何能在后世屡屡神异地“应验”？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综合分析：一是得益于陶弘景创作技巧的成功；二是由时代背景下诸多因素促成的。

陶弘景谶诗有如下创作技巧：一是词语多有歧义。一词多义是谶的共性，而在陶弘景谶诗中更显突出。如“负扆飞天历”的“天历”，既可指历法，又可指帝位，即天之历数，语意不定。“终是甲辰君”和“亥数未终丁”的“甲辰”与“丁亥”是天干与地支相配的时间，可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所指不同，时间亦不确定。谶诗的模糊性提供了后人附会和自圆其说的“应验”表象，使谶诗预言的“准确”成为可能。二是表述故求隐晦。即在所预测的关键处故意设置迷雾，须经破译才晓答案。譬如，《真诰》中有多首牵涉到预言某人的谶诗，多采用离合姓名的方法隐藏其名。如卷二有“寅兽白齿”四字，陶弘景注曰：“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虎牙”即许长史。这种诸如拆拼汉字结构来隐喻预测结果的手法，无疑增加了神仙授秘的隐晦性，更能勾起读者探究的好奇心。三是传播尽量诡奇。除常规的文稿尺牍形式传递外，陶弘景还有别出心裁的新奇方式，如野趣十足的“常题桐叶作诗寄宜都王”的题叶诗；题道观墙壁的《题所居壁》诗；还有“秘在箧里”的《告游篇》等。题谶于道观，既借道观墙壁扩大了流传范围，也借道观神圣的氛围加深了观者对谶诗的迷信。而秘存箧中的谶诗，看似无功利性，但其预制的神秘性足让信众对其灵验度深信不疑。

陶弘景谶诗的“灵验”，既是他洞察时局、预测才学的显示，也是他探索以谶诗“模糊”艺术、展示高道功法的成功。之所以有此功效，与特定时代综合情况有关：陶弘景归隐前曾汲汲于功名利禄，但仕途多舛，壮志难酬。隐遁修道后，仍不忘关注时势，如向梁武帝献图谶、做法事、炼仙丹、论书法、呈异书等，“以一隐士而被称为‘山中宰相’，其实不过以图谶离合姓名之道，受知于梁武帝萧衍耳。”以谶干涉政事，对于陶弘景来说，自有其求“法事立”、“吾教兴”之企图；而梁武帝接受陶弘景的图谶，也正出于谶能神化其政权的目的。那么世人为何愿积极破译、传扬他的谶诗呢？动因有三：一是南朝动荡的时局促使人们密切关注朝廷命运，因而陶氏推测时局的谶诗便引人注目；二是受魏晋南北朝崇道尚奇思潮的影响，人们有意神化道教大师的文才所致；三是在某种偶然性巧合的基础上，宗教崇信者以曲解和附会的方式，拼成了谶诗的“应验”。凡此种种，陶弘景用大量诡秘谶诗以神化道教，张扬高道关心时事、参政济世的文学创作，是道教文人艺术精神的彰显，它标志着中国宗教文学神秘艺术发展的成熟，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及文学地位。

二、梦幻日志：用冥想与虚幻传道宣教

陶弘景今存有目可考的日志有三部：《真诰》、《周氏冥通记》和《梦记》。《真诰》被称为“早期上清派各类资料之综集”，共20卷，以日记形式记录东晋杨羲、许谧、许翙在晚间或梦中与神仙交通的细节。《周氏冥通记》共4卷，说是他在弟子周子良服毒自杀后，“试自往燕口山洞寻看”时偶获，且言称初稿是周子良死前一年多内断续的日志，呈散乱状，后由他按时间编排注释成书，内容系周子良与神仙通梦实录。此书托名周子良所记，“实为陶弘景撰”关于《梦记》。《梁书》云：“建武中，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其夜，弘景梦铿告别，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记》焉。”此书虽“不以示人”，但仍可推测所记乃萧铿魂灵向陶弘景诉说幽冥秘异的梦。三书均以纯日志形式记录梦幻通神之事，有人物，有情节，自成一体。查中国文学史上纯以“梦幻日志”存录宗教体验、演绎宗教故事者，陶弘景当属首例。除《梦记》无法考实之外，其它两书均有以下特征：

一是真实的宗教体验记录。所谓“真实”，表现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均有史实的外表。《真诰》记录的是升平三年至太和二年（359～367），杨羲、许谧、许翙三人手录“众真降授”的诰语，扶乩降笔多在傍晚或深夜记录者的房内。《周氏冥通记》记录的是天监十四年乙未（515）五月二十三夏至日至丙申（516）十月二十七日周子良去世前与神仙的通梦，多发生在夜晚的睡梦中。如《真诰·运题象第一》中“（兴宁三年乙丑)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来降”。由于内容记录上显示为实录，故《真诰》有“是研究六朝上清派历史、教义、修持方法的珍贵资料”之评。

二是道士遇众仙的情节模板。道士感遇主动降临的神仙，于梦幻中领受神喻是两书情节框架。神仙人物，既是证实仙人实有的修道榜样，又是施教传道的神圣工具。而道士，则是接受仙旨并负责向世人传教授道的代言人。道士遇仙是道教小说常见的模式，所不同的是，陶弘景梦幻日志中的神仙呈群体性出现，如《真诰》中神仙首次出场时共39位，南岳夫人“向杨说次第位号如此”，众仙森罗，场面宏大。神仙不仅位次有别，分工亦有不同。如《真诰》第十九卷注云：“南真自是训授之师，紫微则下教之匠”，职责分明、各管一面，完全是陶弘景编排的神仙谱系在文学中的再现。因神仙的任务是传教释道，群体性的神仙便能传授丰富的知识，故《周氏冥通记》中就有答询家人疾病、生死轮回、师兄前程、修炼法术、请雨法事等。庞大的遇仙场景，博杂的宗教内容，此前未有。

三是梦幻坐实的艺术手法。《真诰》中有69处涉及到梦，标明是梦见且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有23个，其余多为“见”到。《周氏冥通记》共记132条事，每条后陶氏均标注是“梦”或是“见”，以示区别。如“右四条五月中事，今别撰在第一卷。（注：三条云见，一条云梦。）”所谓“见”到神仙，实为幻觉无疑。在内容上，两书均围绕主题思想，按日期将梦与幻连缀成篇。无论是梦或幻，人物形象前后清晰一致，故事情节始终衔接连续，且醒时均可得到“真实发生过”的证实。将梦幻等同于实有的“坐实”技法，显见是他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

以宗教冥想整合的梦幻日志有着独特的艺术功效：

一是打开了一条通往展示宗教思想的神秘信道。究其实质，梦幻乃个人的生理心理体验，如不外传，实难对外界产生影响。但梦幻若被记录或公开，人们便可透过梦景获取梦幻者的隐秘信息，解读梦幻者的内心世界。如果说公开的梦幻是了解一个人内心隐秘的窗口，那么，陶弘景构设的人仙通梦、梦幻坐实的场景，应视为艺术展示其宗教思想的独特舞台。

二是以日志实录式保存了宗教史料。陶弘景将博杂且深奥的宗教理论，以日志实录的形式串成一部完整的典籍，不仅用于传播道教，还为后世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宗教史料，是研究道教上清派不可或缺的。

三是以梦幻信息曲线救教。文学救教是两书重要目的，《真诰》书名含义即是以“真人口授之诰”来传达上清派教义教理的，而《周氏冥通记》的撰集更有此意，例如卷四有“二十三日见众真……复论作九转事。”在此，陶弘景加注曰：“此条不显，为恨最深”。查陶弘景撰写《周氏冥通记》时，恰是梁武帝下令驱散道士最严之际。呈献此书，却有意让仙丹药方“此条不显”，而欲制“九转神丹”、延年长生一直是梁武帝梦寐所求的。既然陶氏留下了悬念，梁武帝若想继续试炼“九转神丹”，就必须保证陶弘景所在茅山道教的生存，那么，崇佛驱道的诏令就难波及到茅山，这应是陶弘景呈献《周氏冥通记》的内心隐秘。果然，梁武帝后期并未对陶弘景等采取任何限制，茅山道教得以生存。

在梦文学发展史上，自庄子开创了“梦象艺术”之后，梦作为文学艺术被广泛运用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在陶弘景之前，梦在作品中的场景、人物、情节均较单一，是叙事抒情的辅助手段，而陶弘景的系统复杂且人物众多的梦则是他梦幻日志的主体内容。将梦与阐释道教义理的道教文学进行有机的糅合，这在中国梦文学史上是次突破性的飞跃：一是叙事模式由常规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拓宽到道教徒第一人称的直述内心隐秘的新视角；二是以情节为中心到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重心之转变；三是创造性地汲取了单一梦境的情趣，创构了多场景推移、多梦相续、情节连贯的网络梦幻模式。这一飞跃式的转变，标志着梦文学进入到了可以纯粹以梦构设道教文学的自由创作阶段，这是梦文学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表征。

三、尺牍神韵：开山水尺牍小品之先河

尺牍即信札，它有繁琐的别称：书、奏、章、表、疏、议、奏笺、启等。陶弘景存世的尺牍中有6篇是以启和表的体式呈给齐高帝或梁武帝的，其余7篇是写给家人、朋友、佛徒的。无论是何种体式，都渗透着独特的仙韵灵趣。

呈给齐高帝的《解官表》是请求归隐、“灭影桂庭，神交松友”的。此虽为表，却无卑琐的套话，浓情和真挚的隐逸决心贯穿始终。齐高帝看后不仅慷慨应允，且给予优厚的馈赠，以至饯行者“皆云江东比来未有此事，乃见今日尔。”呈梁武帝的5篇启，均系讨论书法优劣的，“被认为是反映陶弘景书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并广为书法史研究者、道教史研究者所乐道。”另篇启是进献《周氏冥通记》时所附，旨在神秘其书。虽然启、表的阅读对象是皇帝，但在陶弘景笔下都富有神韵，充满真情。

他有两封书信是回复佛教徒的，热诚地阐释了三教圆融思想。另两封是家书，毫不隐讳地袒露他欲“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即抽簪高迈”的官逸理想之破灭及辞官原由。还有三封是朋友信函，酷爱山水、与真性中透出深邃的思想与才性，这是尺牍文中最具仙风道骨之神韵者。其中被视为六朝山水写景名篇而千古传诵的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尺牍仅用68个字就将他隐居处的自然景观描摹详尽。仿佛不经意间泼出的一幅山水画：壮美与秀丽交互凝聚，静谧幽深的意象脱尽了“欲界”的烟火，观之令人心旷神怡，自然陶醉。然而细读又会发觉，最有灵性者是恢弘之中暗藏的机捩：生命的主题。晓雾与夕阳本是混浊消沉和悲伤的意象，然而作者看到的却是猿鸟鸣叫冲破了迷雾的封锁，鱼儿欢跃映衬着夕阳的柔美，动态的形象不仅打碎了静谧的景观，而生命的鲜活也赋予了即将消亡景象以无限生机。显然，这是道家生命观“万物同于一化”在自然山水中的真切体悟与美学体现。此信应与他婉拒齐明帝诏请时的诗对读：“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诗面似在应答齐明帝的询问，实则抒写这位道教徒酷爱自由、淡泊自持的志向，诗中非凡的机智、清丽的文辞、灵动的意象，与此信相互辉映，充溢着隐逸的神韵。“神韵”，是画论和诗论中常用的审美概念，指文艺作品的情趣韵致既有诗样的纯美，又有深邃的哲思、风格空灵悠远、成天然之趣。陶弘景山水尺牍可谓深得其旨。

虽然作为文体的“小品”，至晚明之后的《四库全书总目》上才有严格界定，但“小品”作为代表篇幅短小、闲雅灵趣并折射出作者思想境界、社会历史和文学精神之蕴含，则渊源甚古。确切地说，兼具实用与审美双重特征的尺赎小品应肇始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有突破性发展。虽然早在汉魏建安作家的书信中就有写景之句，但山水尺牍至南朝方成气候。如果说“南朝山水尺牍的开山之作，应首推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的话，那么，远较鲍氏880多字为短小的陶氏尺牍在尺牍文学史上就不应仅是“以山水风情入尺牍小品，使这块艺术园地更增美感”，当为最早开山水尺牍小品短制的精品，具有标志性意义。

陶弘景道教文学取得的成就，表明他的文学风格已获独立的生命和地位，这对后世文学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丰富了文人的创作心态。陶弘景是深受道家自然性灵思想浸染的宗教领袖，他的诗歌充满着挣脱思想桎梏、追求精神自由的洁风仙韵。简洁纯真、典雅灵动的风格在南北朝文坛矫饰虚伪、繁文缛礼和艳丽淫靡之风下，显得弥足珍贵。同时他塑造的超脱凡尘、形洁心净的向道者形象，无疑也成为失意文人摆脱烦恼、寻求精神解脱的效仿典范。以至“山中宰相”频频出现在诗词中，成为形容文人才高品洁的代言词。

二是创制了多种艺术范型。陶弘景作品中如谶诗悬念、梦幻框架、神仙授密、凡人遇仙等，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视角和基本范型。特别是陶诗的神秘与神韵更是后人艳羡与效法的典范，如唐人徐凝在《回施先辈见寄新诗二首》中就以《真诰》诗来誉美新诗：“此卷玉清宫里少，曾寻真诰读诗来”。还有他以梦幻坐实构建虚幻境界、塑造仙真神灵、传教释理的手法，也对后世神秘文学有深广的影响。当然，我们很难具体考订后世哪篇、哪部著作完全取源于陶弘景的道教文学，但是，一种文学范式一旦形成，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相对的稳定性，宗教人士可用来传教弘道，一般文人可融通于作品中编撰故事。简单列举《水浒》和《红楼梦》为例：它们均以道士参与的梦幻开篇，中间多有谶诗巧设悬念，甚至以梦幻搭构小说框架等，这些多可从陶弘景道教文学的艺术技巧中找出影子，甚至可以说是陶弘景道教文学中谶诗、梦幻、神韵等艺术笔法更高层次的发展。

陶弘景将宗教情怀神秘化、文雅化、自觉化为艺术展现在作品中，这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独特的，因他创作的艺术视角和由此形成的范式，显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