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等于儒学 中国应走出文化封闭圈

　　我们拿什么打动世界

　　——访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

　　毕生难忘的读书体验

　　新闻视点：您的经历很有意思，没上过大学，后来却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据说您的启蒙读物是下乡时中学英文老师赠送的两本书，看了3年，那是怎样的学习体验？

　　张隆溪：那两本书分别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本和英美文学选读，都是经典之作。那时候干完农活后才能看书，常常看到深夜。我记得某日午夜，读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读到最后一句“在一个人生命尚未终结，没有最终摆脱痛苦和忧伤之前，不要说他是个有福的人”，此时，四围是无边的暗夜，只有一灯如豆。竹林里传来萧瑟的风声，河里远远传来潺潺的水声，我好像独自一人处在洪荒旷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种原始、神秘而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印象特别深刻，毕生难忘。

　　新闻视点：凭这两本书，后来就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张隆溪：我很幸运。1972年春天，我从山村调回成都，在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修理工。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欧阳子隽先生。他曾在报社当过记者，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文革”期间他居然奇迹般地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他住在一个破旧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屋子里，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有排木板做成的书架，放满了各种旧书。在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每天上班时，我都背着一包书去，一干完活，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

　　新闻视点：真是奇遇！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要是当初有更好的环境，您在学术研究上会否又是另一番天地？

　　张隆溪：客观而言，那个时代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本人未必全是坏处。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记得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去找川大的谢文炳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当时正受批判，很灰心丧气。我把自己翻译的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我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并不太在乎得失。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换作现在的环境，条件当然好，但治学是不是会变得更功利化，反而丧失了一些乐趣？

　　“大师”时代渐行渐远

　　新闻视点：您在北大时，和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等前辈学者都交往甚密，能说说对他们的印象吗？

　　张隆溪：在这3位前辈学者中，朱先生年纪最大，他性格平和，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小老头。我有次陪他去未名湖散步，一个骑车的学生把朱先生撞了，那孩子点点头就走了，朱先生也不生气。钱先生很好玩，我第一次去见他时，北大外事办公室的人警告我说，钱先生不喜欢你的话会立即表露出来。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发现钱先生是真性情。季先生为人谦逊，很照顾晚辈，我离开北大后，他还特意嘱咐北大学报给我留个位置。当时北大西语系还有杨周翰、李赋宁等好几位大学者，对学生都好极了。

　　新闻视点：前段时间，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先后过世，大家感觉“大师”们的那个时代渐行渐远，用书法家章祖安曾经的说法，大师远去是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

　　张隆溪：这跟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老一辈学者生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变时代，传统还在，年幼时都有中国古典教育的经历，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钱先生的家学底子深厚，后来又有机会到欧美留学，兼备中西学之长。对我们这一辈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你想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这一辈年轻人呢，环境比我们好点，但如章祖安先生所言，物质诱惑太多，人生选择太多，潜下心来阅读变得很奢侈。

　　新闻视点：但他们也有优势的一面，生在互联网时代，东西方的屏障几乎不存在了，知识爆炸，鼠标一点就手到擒来。

　　张隆溪：对网络我持保守的态度。《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网络也有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时代牵着走。

　　不薄今人爱古人

　　新闻视点：怎么看待国内目前的“国学”热？

　　张隆溪：“国学”这个概念很模糊，钱穆先生早年说过，“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如果把“国学”定位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热起来当然是好事，但要防止把“国学”简化为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是很强的。

　　新闻视点：对当代而言，您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张隆溪：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以君臣父子这些尊卑名分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和伦理的价值、文学和哲学思想，依然能超越时间而与现实共存，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可以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当然这只是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更偏爱文艺些，但绝不是说古代的政治、经济等思想不重要。

　　新闻视点：在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反省中，有种风气是厚古薄今，比如要恢复汉服，要废除简化字……

　　张隆溪：中国在近代以来的遭遇，使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但其实这两方面并非截然对立。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特别强，所谓“过钢者易折，善柔者不败”，所以得以绵延几千年。陈寅恪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中国律诗理论中四声等音韵的确立，是南齐时沈约等人对佛经中的声调运用而形成的。“五四”以来，西方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养分之一。杜甫曾做诗《戏为六绝句》来总结诗歌创作的传统，我借用两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也就是要既不否认传统，也要注重现代，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接受。如果能采取这样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

　　新闻视点：作为一名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又长期在国外生活，能谈谈你观察到的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吗？

　　张隆溪：以我的观察，西方真正敌视中国、持“中国威胁论”的极端分子很少。我更关注的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误读，即“停滞的中华帝国”，说到中国，不是孔夫子，就是兵马俑。包括我知道的一些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凝固在古代，看中国还是出于旧有的思维模式。

　　新闻视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而且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误读？

　　张隆溪：欧洲的文化传统是把东亚文化当成一种异质性文化来看待的，他们把东方看成西方的对立面，是“他者”，研究东方是为了反观自我，所以他们通常看到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在东方的一些观念，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传播自己的形象方面也在摸索阶段，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元素和符号，气魄很大，不过，我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可能文化精神深层次的传达，光靠电影或舞台艺术是不行的。我和一个德国学者在共同主编一套中国人文研究丛书，用英文翻译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由欧洲一家老牌出版社即布里尔(Brill)在国外出版。我们已经出版了洪子诚和陈来的著作，还有陈平原、葛兆光、荣新江等一批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论著，不久也将陆续出版。长期以来西方是忽视中国当代学术的，我希望能逐渐改变这种状况。一个民族的强盛，最终说来重要的是要依靠其精神文化的力量。

　　新闻视点：继北京奥运会后，2010年世博会又将在上海召开，怎样向世界展示一个更为开放、自信、友善的中国形象？

　　张隆溪：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从我的本业———比较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感想。我不太主张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事实上，伟大艺术的秘密就在于能让全人类的声音在个体心中产生共鸣，一个西方人不懂东方的儒释道，他也能看懂《红楼梦》中对人性的描写。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希望我们能超越一切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使视野尽量开阔。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一旦跨越文化差异，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不曾注意的细节，找到文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