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禅师访谈纪录（三）

　　白云禅师访谈纪录（三）

　　文：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访问

　　六、西藏绦央寺学因明

　　我在民国26年到西藏业富绦央寺，不是去学密，是去学因明。绦央寺只办了那一届因明学训练，之后因为缺乏经费，就没有再办。

　　我去西藏都是行脚，曾经走过两个方向：一条路走四川，另外一条走青海。学因明的这一次，我是走青海过去。通常我出门行脚不计时间，计时间干什么？要去寻访隐居的高僧大德，即使爬山走三年六个月，如果能找到一位，就能受用无穷，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你需要什么，通常几句话就能帮助你很多。

　　在西藏绦央寺时，我有七个同学，却有五位老师。上课时有汉文翻译，也有英文翻译。老师有尼泊尔人、印度人，也有斯里兰卡人。有一位助理教授是中国人，是《成唯识论》的作者，有中文及英文本，这位助理教授都用中文来表达。同学中，就我一人是华人，另外有韩国人、英国人，也有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在我们还没离开时，就水土不服生病过世了，所以进去时虽有七位同学，离开时却只有五位。英国的那一位姓什么我忘了，但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罗济世（Lodges），英国的梵文可以说是他带进去的。

　　在绦央寺学梵文有一个规定：不准抄写，就是要死记；连做笔记、留下纪录都不可以。本来我们另外有一位同学，他也是一位不错的比丘，讲堂里有一本手抄本《梵文中译》，这位出家僧偷拿去看了一下，结果就被赶走了。虽然不准笔记，但是他们会教我们怎么写梵文，梵文有些基础字，在基础字上再加上一些符号，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句子。

　　我去西藏学因明的时间不长，只有九个月，也不是学得很好。原来预定学两年，但因为在那里教梵文、因明的老师都没有薪水，完全是发心来教的，所以后来教不下去了。

　　不论是行脚各地或到西藏学因明，这段时间都是抗战时期，北方、南方、江苏、浙江都很乱，太虚法师向国民政府建议改革。过去在大陆，佛教会是有名无实的，遇事帮不上忙。可是大陆佛教很普遍，尤其在江苏、浙江一带，「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因此对于出家人来说，抗战期间有个好处，就是日本人、国军、游击队都不会来找麻烦，土匪也不会找麻烦，所以出家人很方便，几乎都是通行无阻。不过虽然抗战期间日本人对佛教寺院很尊敬，然而道教庙宇还是被他们破坏不少。

　　七、学习古梵密

　　我学禅学，是这边参一点，那边参一点，而藏密则不是到处都可以学得到的。我去过西藏两趟，学过因明，也曾探访寺院，有好奇心想学密，但其实没有专门跟谁学过。

　　其实讲起来，我也没有特别要跟能海法师学密法。能海法师并不认识我师父，可是因为刚好那时能海法师到西藏，我们碰了面。或许有些缘份吧，他看了我就很欢喜，想介绍一位教他密法的仁波切给我，我说我不要。那时候我年轻，认为自己是汉人，有点优越感，绝不会拜一个边疆民族的人来做我的师父。后来我们就分手了。我回来中国内地以后，跟他没有什么联系。

　　民国28年我到上海，能海法师也到上海传密法，他有一个剃度徒弟超一法师，是他的大弟子，我在上海看到他的名字。上海有一个哈同花园，现在已经是个商场了，这个花园是一位蒙古王的太太—哈同夫人的，她很相信藏密，特别把超一请到公馆供养，他们不是要学密，而是希望能保护他们更平安、更健康、更有钱。超一有点不务正业，谁要向他学密，每一个密法要5块银元。刚好我去那里，本来不晓得这种情况，后来知道了，气得掉头就走。

　　但是我和能海法师在上海再次碰面，他还是一直要我跟他学密，我说我对藏密没有兴趣，我喜欢古印度的梵密。他说他也学过一些梵密。他的家乡在四川，这时候五台山邀请他过去，刚好我也要去五台山，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五台山，大概相处了十来天吧，所谓相处，也不是整天在一起，他教了我几个梵密的密法。他从来没教过人梵密，过去都是教人藏密。所以我们有这么一点因缘。可是我并没有拜他做师父；我因为年轻，又是大学毕业，认为自己不错。那时有点傲气。

　　从五台山下来，我就回南方。有一天，能海法师到浮丘山雷音寺去找我师父虚因老禅师，一定要我做他徒弟，因为他很气他的弟子超一拿密法卖钱。我师父说：「这件事我不做主，你问问他，他自己愿意的话，我不会有意见。」这象是师父求徒弟，而不是徒弟求师父了。后来能海法师就在雷音寺传法，那时还是下雪的日子。能海法师赐我法名宽一，他传了法以后就走了。这件事在大陆没有什么人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却消息传开了。

　　民国30年我行脚到泰国，想去泰北山区找一位中国籍的老比丘，听说他在那里修行得不错。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参宝乘法师一起去。我们先到缅甸，再去泰国。

　　我们没什么钱，我的师父在缅甸有皈依弟子，是华侨医师，很有钱，所以我们先到那里。去到那里后，刚好赶上妙善禅师—也就是金山活佛出问题，那时候妙善禅师在拜经塔，他手臂很肿，已经烂到看得见骨头。那里很热，人家都是半夜去拜塔，如果正中午去拜塔，在青石板上摆个馒头，一定可以烤熟，完全烧焦。我师父的信徒是个医生，他也供养妙善禅师住与吃。我们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劝妙善禅师接受治疗，可是禅师听不进去。他的手臂长蛆了，长长的一条一条，他把蛆拉出来，放到草丛里放生。我骂他是在杀生，因为他自己制造蛆，让蛆长大，再把牠放到那么热的草丛里。那时候只有宝乘和我两个人经常讲他，其实他已经到了快要涅槃的时刻，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已经退化到非常无知、恢复到完全一尘不染的原始现象。最后我和宝成法师两人，加上医生，硬把他绑在病床上，我们和医生、护士一起把他洗干净，把他的一些烂肉清理好，上了药，给他治疗。这件事说是好事—在人的立场是很好，可是他却因为这样，不到七天就往生了。所以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难告诉自己，这件事究竟是对还是错。他不只是皮烂了，连骨头都烂得露出来了，可能是最后一点业，用这种磨难的方式去消除吧？很多人都说到金山活佛的事，却不知道他是怎么过世的。

　　宝乘法师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各地流浪，像个乞丐一样，后来出家了。他认的字不多，可是学得一脑袋瓜子典故、寺院家风等等，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事，他是个老参禅和子。

　　本来我们到泰北是要找一位中国籍的老和尚，也是不巧，我们去之前，他已经过世了。宝成就给我出一个主意，他说你每天去山上走走，说不定会碰到什么机缘。于是我每天到山里走走。那里是什么地方？许多从富国岛撤退的军人的村子就在那一区。那里以前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些土人，可是我却碰到一位印度的和尚（《千佛山三十周年特刊》中称其名为忏托那库玛）。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精神却好得很。他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把我抓住。我看着他不讲话。然后他开始讲印度话，我听不懂；虽然某些字音我听得懂，可是连不成句。最后我用梵文和他讲话，结果勉强可以沟通。我懂一点梵文（印度古文），和印度话差别很大，但是某些话是可以通的，所以我讲的梵文他可以听懂一些。他也读过书。他的意思是，现在古梵密就剩他一人了，他一直找不到机缘传人，这时候一定要传给我。

　　他传梵密给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当时他表情很严肃、很凶地叫我跪在地上，我毕竟年轻、气盛，就是不跪，反而在旁边坐了下来。他看我不跪，坐了下来，突然趴地向我顶礼。我干脆合掌不理他。他坐在我对面，好像要跟我商量，希望我跟他学密，不要让古梵密断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讲了这些话：哪里古梵密只剩你一人？不可能的事。可是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相处差不多一星期。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山里面的草根、野菇，至于水，到处都有，一共花了七天七夜。

　　这位印度比丘教了我不少东西。我在降央寺学过梵文，但因为不准抄写，只凭一些记忆，这次他再教我梵文，就很容易记得。他的古梵密是标准的古梵文，他一教我就会了。我跟他相处久了，最后我才向他顶礼，认他做师父。

　　传完法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个人在山区里做什么呢？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古梵密是强调口授的。和能海法师传的密法相比较，能海法师传的是印度佛教的密法，并不是古梵密。

　　现在我陆陆续续把这些梵密写出来，称为《梵密之钥》，写得并不完整，不能公开的我没有写。

　　在千佛山祖堂，用大理石刻出来的是文殊菩萨的咒语，不是准提菩萨的咒语。另有不锈钢刻成的准提咒语，除了六字真言，另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字配合起来。看起来象是一个咒语，可是如果用梵文拼凑起来，一共有二十一个咒语。

　　八、被抓兵随缘来台湾

　　我要不是因为被抓兵来台，是没有机会来台湾的。在台湾，从大陆来的老和尚95%都是赶经忏的道场出来的，因为只有经忏道场诵经有钱，才能买船票来到台湾。在大陆并不容易看到出家人，除非是在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有出家人。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很整齐、很漂亮，那都是赶经忏的；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破烂，有很多补丁，甚至看起来很肮脏，那都是住山的。可是在大陆，对这些很贫穷、衣着破烂的出家人都很尊敬；出家人穿得太好，人家都会笑，会认为出家人没有钱，怎么穿得那么漂亮？住山的出家人社会地位还不错，几乎任何人对他们都很尊敬。

　　抓兵来台，很难说是好是坏。如果我没来台湾，也不会留在大陆。我本来也有两个可能要去的地方：一个地方是打算在民国37年(1948)农历7月份去法国留学，还有一个机会是9月份到印度中华寺，他们请我去。我在大学时，湘江中有一个水陆洲，洲上有一座基督教堂，里面的牧师有一个女儿，他们是法国人，介绍我去法国，而且刚好那时候他们要回法国，有很多机缘凑巧，所以我有机会到法国留学。

　　我的师父要我自己选择，他说我反正早晚也待不下去，是一个非走不可的人。如果我去法国留学，是由我俗家来供养我。有些事情我的父亲跟我的师父都商量过，可以这么说：我的师父希望我像一条龙，他对我的期望太高。我父亲本身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当然他更赞成我去法国，甚至他希望我去读书，回来就不要做和尚了。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决定要到哪里去，是看哪一个地方机缘成熟就去哪里。没想到当年端午，我被抓去当兵，两件事都没有赶上。

　　被抓的那天，我到一个信徒家里，他们家里有事，希望我为他们作午供。午供完了以后，我要回山，经过河边。这一条河是支流，可以通到湘江，是个有小码头的小镇。阿兵哥在岸上，在大陆我们都称呼阿兵哥为“老总”。他们把东西搬到船上，我经过时，他们叫我：“ㄟ，和尚！来帮我们搬东西！”我想这是举手之劳，就帮他们。搬到最后一箱，我要下船时，他们把船一拉，告诉我说：“你不可以下船！”我就这样被抓了。其实如果我那时候跳水逃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是在洞庭湖成长的呢。只能说我有一种出家人的宗教心态，认为：“随缘吧！”。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这个日子。到台湾这么多年，很多信徒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为什么我都不去？或许和这一件事有关吧！

　　当初军队从资江转湘江，原来坐小船，在资江换了大船。他们在全国各地搜购物资。在资江上大船时，就把我的衣服扒掉，拿军服给我穿上。从湘江再到长沙，把我送到长沙师范学校，送到那里的一间教室。教室里已经有七、八十人，都是被抓来的。地上铺的是稻草，什么都没有。之后我们从长沙出发，被送到广州，交给青年军。青年军素质还算不错。

　　从长沙到广州是坐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用一条粗绳，一串串把人绑起来，两头绑在火车的门把上，有带枪的军人在那里看着，晚上如果要去上厕所，要主动喊报告，如果随便站起来，他会拿枪打你。对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还好，因为过去我在大陆苦行过，什么苦都受得了，在军队难不了我。当时大陆的情况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从广州坐登陆艇来到高雄，被送到凤山，在湾仔头。

　　过去军人是用抽壮丁的方式招募的，类似现在的团管区要交兵，有人愿意当兵，有人花钱去买，买了之后可以不用当兵。不够的再去抓兵，抓来之后补缺。由于是补缺，到现在我身分证上的名字还不是我，而是那个逃兵的人，当初他也是被抓兵，后来逃了。因为军队里不准改，到现在我还是用那个身分证。本来我复姓欧阳，身分证上却姓徐，这个人的学历还蛮高的──南京艺专毕业。

　　后来我在台湾部队当教官，有一次参加一个校官班，当时我已经是少校。逃兵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也在军队，也来受训。他看我贴的名条是“徐昌龄”，下课时就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九、引进新式教育法

　　我在军队那段时间，除了当兵一百天之外，其它十年的时间都是当军官。本来我在高雄凤山勤务连站卫兵，一班两个小时。连上有一位指导员，也就是现在的辅导长，他感觉我这个士兵好像跟一般士兵不太一样，要我去考孙立人办的干部训练班，一出来就可以当少尉军官，有机会转出来。我去考了，也顺利考取，所以总共当了一百天的兵，之后当了十年的军官。

　　考上干部训练班没多久，又被派到宜兰通讯连学校受训，在那里学无线电的原理，从事无线电工作。后来我发展传播事业，和这项经历有点关系。[1]我都是待在学校，最早在第四军训练班，后来改为陆军官校，我在那里当教官。步兵学校在民国41年(1952)复校，我们被派去创校。那时候当教官比较方便，都是上、下班；也很自在，可以穿便服上课。因为政府接受美援，一切都依美国式作法。

　　如果说我在军队时曾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是在教育方面。我曾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受训九个月，专门针对怎么做老师的主题上课，课程教得很仔细，所有有关教师的知识都教了，包括制作图表、讲义、教案的方法，甚至授课时间的比例分配、教鞭的使用、黑板的写法等等细节，要求都很严格。

　　例如授课时间的方法，那时候一堂课通常是一小时，实际上是50分钟，可以分两小节，第一小节大概23分钟，23分钟结束，再来是第二小节，要讨论问题，把握时间和学生交换意见。之后留下一些时间做结论。一堂课讲完，刚好50分钟。

　　又比如使用黑板，写黑板时，假使用右手写字，必须站在左边；左手写字，则必须站在右边，都是用侧面写字，每一个字学生都要看得到。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因为写下去的每一个字，学生看得到，再解说下去，学生一定会有印象。现在有些人当老师，背对着学生写黑板，一个人搞自己的，那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背对学生写黑板，学生会自己在下面聊天、捣乱。

　　另外，他们教怎么示范图表，包括图表要怎么放、怎么翻。他们新发明一种用透明纸做的“夜间图表”，利用电灯的光，晚上也可以看到。

　　从美国受训回来，我们带回了这些教育改革方法。早期台湾的军事教育都是从大陆带来的传统式教育，到我们那时候，政府已培养出我们这一批由军队出来的教官，再让我们去培养教师。部队中成立了教官训练班，完全用美式教育，班主任是校长［步兵学校校长张立夫］，他是中将；我是副班主任，只是上尉，但因为在美国受过专业训练，学得正规教育，因此训练三军所有的教官。培养教官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改变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训练班结束后，我们跟教育部、台湾省教育厅合作，继续做了很久的教育训练。当时台湾除了教导训练班之外，最早是由我们培育三军教官。

　　我们带回的教育改革是老师方面的改革，几乎每一样做老师的条件，我们都教。包括怎样做教育计画、教案、讲义，怎样上课，怎样使用图表、黑板、教鞭，甚至怎样考试。

　　例如我们要求上课要做重点提示，把重点标出来，不能让人觉得老师在玩手法，不告诉学生重点。过去上课很少有重点提示，都是要背整本书，可是学生一个学期要念多少书，没有重点的话，要学生死背一本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考试方式中，问答题或测验题都不是问题，可是过去的考试，总是让学生没有太多联想的空间，这是我们要改善的。我们很讲究要求学生自己思考，包括怎么样独立思考去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当初带回了一个课程~速读，通常一般速读法是一行一行很快地读，可是我们的速读是钻石法而不是平面法，把一本书一个中心点像钻石菱形、立体一样来读。可是最后这种速读方式没有办法推广，因为要学会并不容易，不只是要眼睛快而已，也要从很多文字中马上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什么；这样读书会知道大意，把握这个观念后，书读得快，对整本书会有个概念。

　　此外，我们从美国带回来的教育方式，对于出题技巧、评分也都有改善。比如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答案、三个答案都对，如果全部答案都打勾，那应该没有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以上皆是”，这是一种新的出题方式。

　　智力测验也是我们带回来的，以前台湾没有智力测验。这些都是全国比较优秀的教官去美国受训带回来的新方法。

　　从国外带回来新式教育方式后，学生读书确实比较活泼了，不会那么死板。以后军队教育却变质了，陆军官校出来的虽然都有大学程度，可是没有真正培养出对军队教育有很大帮助的人才，甚至原来的目标是影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方面的倾向却慢慢消失了。现在的老师好像都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在讲话时，通常不喝水，这是因为过去我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时，对这一方面有研究过。如果上课连续讲话，口腔会产生黏膜，有润滑作用，所以这时最好不要喝水，喝了水或喝茶，会把黏膜洗掉，声带容易受伤。这都是经过研究的。（未完待续）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开办公益性质之白云广播电台，民国91年(2002)5月设互联网两个网站，并将白云广播改为“金禧之声”。

　　十、申请退役

　　我在军队十年又百日，之前和之后都是出家人的身分，心理上设法去适应，但也同时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出狱」？所以虽然在军队时，我全心投入，尤其努力学习发展教育训练。但是教训工作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我又在想：怎样才能离开军队？

　　到民国48年(1959)，我因为在部队上课太多，太劳累而生病了。从预官队第五期、六期、七期，我都在带训；加上步兵学校有士官队、尉官队、校官队，并且另外成立将官班，将官班是老蒋总统亲口下条子做的。以前的将官连手枪都不知道怎么用，一般的轻武器、轻兵器，他们都不会使用，那时候新式的手提式无线电就像现在的大哥大一样，他们也都不会使用，老总统看了很伤心，因此就在步兵学校办了一个将官班。我兼将官班的职务，班主任是校长，副主任是教育长，我兼名誉教育主任，有很多事，很累。那时候我一天有八个小时的课程，晚上还要给他们补习，没有星期六、星期天。

　　到民国48年(1959)，有一回我骑脚踏车摔下来，掉到水沟，营房的水沟很宽很深。我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经检查，肺部有点问题，因为太劳累了，造成一般所说的痨病，我就住院了。刚好那时候政府的政策，有病的、年纪太大的、需要长期休养的军人都可以退役，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申请退役。

　　本来那一年7月，我的退伍令已经下来，但被校长张立夫把我的退伍令压下来。一直到11月底，跟我一起申请退伍的人都拿到退伍令了，我却还没有。我就到学校的人事部门去查，那些科长跟我很熟，他们说：「这个命令早就在校长那里！」我就打电话给校长，校长叫我过去，问我：「你一定要退吗？」他不希望我退伍。我说：「如果我不是想退伍，我就不会提出申请。」校长说：「你究竟为什么想退役？是不是想在社会上有什么好发展？」我说：「不是！我老实告诉你，我本来是出家人！」他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也不相信。无论如何，我终于退役。

　　在军队时，我没有随缘吃肉，吃肉边菜，那是没办法的事。通常我比较客气，同事都知道我一定吃一碗辣椒、豆豉、豆腐干。但也因为吃的方面有很多忌讳，过去在军队时，我的营养不怎么好。

　　虽然是因为抓兵而进部队，在部队里对我个人帮助还是很大，因为可以接触很多不同层面的环境，也学习很多新知识，这些都不是一个出家人在寺院里可以学得到的。我曾经参与国家军事考察团被派遣到美国两、三次，全国性军队指导会议的机构也差不多都会参与，学习机会不少，吸收一些知识经验。其实在那个动乱时代，在军队里是比较安定的。不过我心里一直在想，有机会要赶快离开，恢复本来面目。

　　十一、恢复本来面目

　　民国48年(1959)底我退伍了。退伍后我到高雄县甲仙乡，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因为当时甲仙的民众服务站主任过去是我的学生。是在现在卫武营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入伍生总队，其中有幼年兵，都是从广州撤来的流亡或父母离散的学生，都是小孩，不是年轻人，全部集中在这里。政府培养他们，让他们就学，有的送到孤儿院，都做了处理。这位民众服务站主任就是出身在这里的幼年兵，我当过他们的连长。由于他的介绍，我在甲仙找了一块山，恢复本来面目，再现出家相。

　　退役时，我可以选择领八成薪，可是我并不想再跟军队来往，就提出领取一次退休俸的申请。到民国49年(1960)3月份，我拿到退休金。

　　恢复本来面目时，我的作法是在山里，根据《占察经》做一些仪式、规定，忏悔缺失。这部经对于还俗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为环境所迫穿了在家服，并不一定就是还俗，要看的是内心有没有还俗。所谓内心有没有还俗，是指在一些实际工作中的作法。

　　我在军队时，有很多机会可以结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不想还俗。当时很多人感觉我很怪，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成家这些事。我没有向别人表明我原本是出家人，因为在军队里讲这些，人家会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所以他们只是觉得我比较奇怪，好像我除了上班、上课，平常总是一个人，几乎一般人所喜欢的我都从来不参与。

　　十二、台湾行脚访察寺院

　　虚因老和尚后来到了缅甸，民国49年(1960)起两次来台湾。他是因为缅甸的信徒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局势很乱，就把他接到缅甸。他来台湾是经过香港，随港澳侨胞回国庆祝团来台湾，不是自己来，他在香港有信徒。他来的时候不是穿出家服，是穿了唐装，这是随别人方便，因此他才用华侨的身分来台湾。在这种环境里，他是尽量避免别人不方便，而不是为自己方便。香港的佛教会和台湾的佛教会都有联系，那时候从大陆来台湾的老和尚没有几人，所以他很容易就找到我。

　　我在民国50年(1961)及51年(1962)在台湾展开两圈半的环岛行脚，一次是山线，一次是海线，另一次是纵贯线，这可以算是半次。当初我的行脚是有一些想法，第一是想了解台湾的寺院和大陆有什么不一样，毕竟台湾的佛教也是来自从大陆，几乎100%都是从福建过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去看看真正有道德修养的台湾出家人。所以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寺院都去看了。后来人家说起「台湾走透透」这句话，我不只是走过台湾每一个乡镇而已，是每一个乡村都走完了，凡是有寺院的地方，我都去朝礼过。

　　去行脚的地方，如果是在家人，我会看看有什么莲社、居士会；如果去出家人的道场，我一定是应他们住持的要求才去。这些都是方便。我不认为到寺院只是去找名僧~~有名的出家人而已，如果是真的想求道，很多大寺院是找不到的。

　　我在行脚时也把很多规矩、法则教给寺院；大陆的道场有很多的规矩、法则，那时候台湾的戒坛没有人教这些。我常开玩笑，台湾应该成立住持训练班，把规矩、法则教给他(她)们。所以几乎是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会停下来帮助他们。很多寺院希望我留下来，我说那不是我的想法。事情做完了，我也就走了。

　　我在台湾各地行脚，看了许多地方之后，曾有这种想法：台湾无学可参。参学是想学东西，学人家的特色，学人家的心得。因此我还是摇摇头，觉得躲在山里算了。为什么？第一，台湾的寺院都是男女众住在一起，这是我最反对的事。人毕竟是人，男女如果不分开住，会有很多麻烦。第二，很多寺院设了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管收钱，请出家人替寺院服务，由地方上的人管出家人。第三个问题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是丛林里长大的，如果我连个人自度也做不到，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一心一意希望能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我讲的问题是生死大事，所以我自己就在山里自耕自食。那时还年轻，在军队也把身体锻炼得很好，因此自耕自食没有问题。我在大陆时也是在行脚，身体的底子不错，因此住山也住得很快乐。可是最后还是逃不了，还是有人要出家就来找我。

　　台湾的佛教有种种奇怪的现象，政府也管不著；或许政府有登记的，政府管得著，没有登记的、自行创立的，政府就管不著。甚至小小的道场，买了透天的房子，里面供奉佛像，一到晚上，信徒们围起来凑热闹，因为里面有乩童，真是不像话。有些有管理委员会的小庙也少不了这些现象，什么奇怪的情况都有。

　　不过毕竟正信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可是他们不懂道理，想修行也无从下手。台湾有七大宗派，究竟有没有表现出宗派的特色？不管是成实、三论、唯识、禅宗、法华、华严、净土以及密宗，究竟它所强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重视。

　　十三、慈航法师

　　我在台湾也遇到过几位外省法师，最早的是慈航法师。过去我们在大陆就很熟悉，可是在台湾那时候我还是军人。在大陆慈航法师曾经到我的禅堂待了两三个月。那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他的出身，因为未出家之前，他是一个裁缝师，也就因为这么一点，很多所谓的高僧大德瞧不起他。可是他和我私交很好，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我还是军官时，穿着军服，短袖短裤，打绑腿的妆扮，每个月几乎都会去看他，他那时信徒的供养很少，凡是外省来的法师几乎都不敢碰他，因为有人说他有匪谍嫌疑。[1]我每个月去看他，带一些钱，在汐止买一些他需要的米等等。有一次谢冰莹去看慈航法师，我跟慈航法师并排坐在椅子上，因为信徒会向他顶礼，此刻慈航法师站起来对谢冰莹说：“对他顶礼，但不要对我顶礼。”我是一个穿军服的阿兵哥，为什么要对我顶礼？谢冰莹感到很奇怪。慈航法师对她说：“先顶礼，我再告诉你。”但是我不敢接受，所以我躲到慈航法师的背后。这显示我跟慈航法师比较熟。慈航法师的弟子中，一个徒弟是出家人，一个徒弟是在家人，在家女弟子就是写《女兵日记》的谢冰莹，出家人是律航法师，他本来是阎锡山的军需处处长，就是黄胪初，那时他是将军，现在已经过世了。

　　本来慈航法师是中坜圆光寺妙果法师请来台湾的，[2]妙果法师希望他到佛寺里来主持“台湾佛学院”。但后来他和妙果法师对教育的观念有差别。慈航法师有个想法，他认为佛寺要培养法师、培养弘法人才，因此这一方面的人都应该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学习。其实寺院也有很多事要做，譬如整理环境、搬运物资等等，慈航法师对这方面比较不注重。

　　慈航法师离开圆光寺后，在民国39年(1950)到汐止的一个精舍，刚开始住在下面的静修院道场，但是他不习惯。道场的住持帮助他发起建道场，在后面盖了一间弥勒内院，其实只是一间小佛堂，旁边盖了几间小寮房。

　　虽然住在弥勒内院，他一心一意还是想办教育，所以他在静修院还是维持佛学院的教育工作，收了从大陆随军队来到台北的出家人，慈航法师对他们花了很多心血。那时的出家人什么都没有，依附别人，能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后来都不想念书，慢慢散了，跑到善导寺、十普寺、临济寺去赶经忏了。现在这些人大部分以台北善导寺为主。慈航法师闭关前，只剩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谁呢？是现在菲律宾的自立法师。

　　十四、白圣法师

　　民国50年代初期，佛教会理事长是白圣法师，他当过很久的佛教会理事长，可以说是死于任上。他邀请我过去帮他。那时不论出家或在家，从世界各地来拜访他的人很多，刚好他又打着禅宗的旗号，很受注目，其实他本人不是禅宗。

　　我在民国53年(1964)到55年(1966)和他相处，到56年(1967)初离开。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是跟政治人物打交道，几乎都在吃饭应酬，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好像跟真正的佛法已经脱节了。但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处在那种环境，很多事要去处理。像临济寺、十普寺本来是日本人的财产，政府来了以后，这些寺院交给一些比丘尼住，要怎样转变为佛教的财产？这些事都必须处理。

　　那时有一批政治人物很拥护佛教，替佛教做了很多事。例如白圣法师有一位世交，是老立委李子宽，他是佛教徒，还有一位是赵恒惕、[3]张之本，都是老立委或国代，都很拥护佛教。政府为民意代表盖了中央新村，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佛教徒。那里我也去过，因为关系到佛教、佛法的事白圣法师都找我谈，出门都喜欢拉我去。那一段时间我常和他们吃饭，每次到礼拜六或礼拜天，这些老立委和老国代就说：“哪一家寺院的素菜最好，我们去哪一家吃。”造成了这种风气。后来许多出家、在家人都以团体的方式来到台湾，我去过日本、韩国、美国等等一些国家，他们来台湾时，常要吃饭聊天。所以我逐渐待不下去了。毕竟我是在丛林里长大的，一板一眼。我那时有一个观念：既然是大法师，就不能做错事、讲错话；既然是在家的大居士，也不能随便说话，因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因为这样，久了之后，我开罪了不少人。当然，表面不会怎样，可是我自己感觉到，再这样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民国56年(1967)，我要离开白圣法师时，推荐徒弟如印法师去帮助他。之后我就离开，没有再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和外边出家人打交道，也要求我的徒弟不要和政治人物往来。

　　过去我还年轻，会去提别人不欢喜的事；年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圆滑，知道没有必要去提人家不欢喜的事。这听起来好像很乡愿，其实不是乡愿不乡愿的问题，天底下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一定是对或错的事，不管人家做什么，都有他的时代背景、环境关系，如果只是用我们的直觉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表现，效果还是有限的。不过我还是以为，做为一个出家人，最好不要涉及政治。

　　十五、“土和尚”的佛俗因缘

　　过去在大陆时，我和妙果法师也有接触，因为过去我在天岳山当过方丈，他去参访过，我们曾有一面之缘。

　　台北龙云寺的贤顿法师和台南的眼净法师和我年龄差不多，可是我们有一点师生关系。他们在泉州鼓山涌泉寺闽南佛学院念书，我受邀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课程，专门去讲《金刚经》。后来我去行脚，都曾拜访过他们，他们都想把我留下办佛学院，那时候许多法师都有这种兴趣。可是当时我曾发了一个愿：不留寺院，不当住持，不收徒弟，自理宿膳。所以我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

　　在大陆时，虚云老和尚是位了不起的善知识。民国36年(1947)灵源法师在南华寺开戒坛，他们请我过去。开戒时要过堂，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的环境，常常有引领时间。那时候宣化法师在南华寺做钟头师，我在那里待了50几天，当时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宝成法师也在。开戒出来后，我还在《海潮音》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一般说虚云老和尚有48奇，我说还少了一奇。在戒坛时，他站着的机会很少，都是坐着，在一起的人，不管个子多高，虚云老和尚总是比人家高出一个头。我们在行脚时，很注意这些事，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出家人有一种前面一排扣子的挂子，其实是把里面的褂子加长。这是谁发明的？太虚法师，所以我们都叫它太虚褂。在台湾称为罗汉褂，其实罗汉褂不是前面开襟，是斜开的，差不多到膝盖的长度。本来有一种伽蓝褂，一样没有袖子，可是长度不同。太虚褂比一般的褂子长一点，但比伽蓝褂短一点，没有袖子。是在还没有发生抗战之前发明这种褂子，他觉得这样的长度很方便。

　　太虚法师是因为到某寺院去挂单，人家不愿他来挂单，说他出家不像出家，在家不像在家，他生气了，才有他自己的开始。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事。很多人对大陆的事情不太了解。我因为行脚，到处跑，看得多，不是有一句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吗？行脚不只是像读书而已，甚至还要超越读书，很多事是别人看不到的。一般提高僧大德，都不会提这些事。

　　可是我从来不会说我跟谁熟、我跟什么人有关系，我也不会说自己认识谁。讲好听点，我是最怕攀缘的人。目前在台湾许多元首或副元首之类的人，他们也来拜访我，包括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差不多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都知道这个和尚和别的和尚不一样，私底下和我见过面。我都有一个要求：私人拜访可以，如果带媒体来则不可以；有媒体我就不见，即使到了门口，我也不开门。吕秀莲副总统第一次来我这边，身边带了人，我说：“既然来了，请他们在楼下等。”所以她知道了。后来她第二次到菩提寺，身边就只有秘书一人。我很坚持，如果违背这项原则，什么人我都不见。我并不想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也不需要抛头露面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和尚，我常说我是一个土和尚。

　　[1] 慈航法师曾经为此入狱，在监狱的时间，据《台湾佛教数码博物馆》〈佛教人物〉传记，为民国38年(1949)6月间，http://ccbs.ntu.edu.tw/formosa/people/1-ci-hang.html，上网日期民国94年(2005)1月25日。

　　[2] 慈航法师于民国37年(1948)秋冬之际，在弘宗法师介绍之下，应台湾中坜圆光寺方丈妙果老和尚（1884~1963）之邀来台主持“台湾佛学院”，试办一期六个月的训练班，民国38年(1949)6月结束。

　　[3] 赵恒惕(1879-1971)，湖南衡山人，同盟会会员，在中国大陆时曾致力湖南自治而未果；民国38年(1949)来台。曾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为热心之佛教徒。其子赵?佛重已将其档案捐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参见该所网站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rectory58-1.html，上网日期民国94年(2005)1月25日。

　　十六、关仔岭碧云寺

　　我在关仔岭碧云寺待过，但并不是经常在那边，他们有进香团大拜拜时我才会去。为什么我会去碧云寺？是因为我行脚经过，发现他们的比丘尼只会做一些寺院工作，而不会学一点知见修养。那边有一位老尼师十妙法师，我笑她十妙并不妙。她要求我留下来，我说：「可以，但我不能长住。」我留在那里一段时间，教她们静坐、念佛等等出家人最起码的修行，象是念佛，就有很多方式，我跟他们讲一些粗浅的道理方法，这是对他们出家人的指导。

　　碧云寺收入不错。我跟出家人说：「你们得把碧云寺盖得象样一点，不然所有油香钱都浪费了。」刚好我去的那一年~~民国53年(1964)白河发生大地震，天公庙全部都震垮了，死了两个人。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把破损的地方重建。他们说没有钱，我就跟寺庙出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先欠债，再还债。」因为知道碧云寺有钱，寺里的人到白河镇买任何东西，别人都不会担心。我说可以向白河的建材行借债，写借条。管理委员会对于碧云寺的欠债没有话讲，盖房子欠人家钱，都有证据，用收的香油钱去支付，因为是为碧云寺着想，并没有错，所以在这一方面费了点心思。对管理委员会来讲，我是不安好心；可是对佛教寺院来讲，我是在发愿、发心。

　　本来天公庙是木头架成的，时间太久，也被地震完全震垮了，所以后来把天公庙移到后面。天公庙盖好之后，我和他们谈改建的事，最后在寺前盖了地藏殿,后面盖了三宝殿。碧云寺现在能有那些房舍，和我的建议有关。

　　虽说我在碧云寺住了七、八年，事实上从住进去到离开，真正住的时间没有多久，只是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尤其在2月进香时我一定在。我总是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出家的寺院，管理委员会却把它改变了。碧云寺的大殿那么古老，嘉庆16年(1811)到今天只整修过一次，民国53年(1964)那么大的地震，前后的庙堂垮了，还压死了人，可是正殿的结构连屋角都没有裂，所以环境是不错的，可惜后来却变质了。

　　十七、我的三顶帽子

　　我在碧云寺时，有一位心性比丘 , 他自己没有寺院，住在别人的寺院，而且是在比丘尼道场。他来到碧云寺，里头有两个年轻的比丘尼，他告诉她们：「我要盖寺院，希望你们跟我去。」他自己在别人寺院挂单，盖什么寺院？这件事让两个比丘尼的师父很着急，怕她们出事。刚好那时候我回山，她们叫我出面。我就当面和心性比丘谈，他一开口就说：「我是白圣法师的侍者。」我说：「关于这两名比丘尼，如果你真正有寺院，而你缺少常住，需要叫人去，我不会不赞成。但是你目前并没有寺院，你把两名比丘尼带去住哪里？」他说：「我有的是地方住。」我说：「这不是办法。我并不反对什么，问题是现在她们的师父很不欢喜。」他说：「他们的师父欢不欢喜有什么关系？她们两人愿意跟我走就好了。」这不是出家人该讲的话。人家有师父、有寺院，你什么都没有。当然，我并没有这么讲。我说：「我是劝你，当你自己有寺院、缺少常住时，再来找她们。我话就讲到这里。」他就走了。

　　但是他很生气，用一个在家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寄给白圣法师，里面讲得非常难听。写这封信的人说自己是一个公务员，前几天到碧云寺去看，待了两三个小时，结果他看到碧云寺有一个外省流氓和尚，这个流氓和尚对碧云寺的出家人不是骂就是打。这还不要紧，他还说这人每天晚上叫比丘尼轮流陪他睡觉。一般人看起来，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黑函，写信的人说他只是经过碧云寺，待那么短的时间，却能把事情搞得那么清楚。刚好白圣法师收信那天正要去马来西亚，就把这封信交给净心法师，因为净心是教授和尚，在教务组，他要净心去查查。想不到净心法师拿了这一封信，就在戒光佛学院向学生公开宣读，他说：「你看，白老要留他他不干，现在到碧云寺被人家告做流氓。」

　　那时我派了一个徒弟去帮助白圣法师，他听了净心的话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我。我说：「不要紧，嘴长在人家脸上，你要叫人家不讲是没理由的。我们根据事实都很清楚，为什么要争呢？」可是我的徒弟沈不住气，毕竟他是在台湾出家的，有人污辱他师父，他睡不著。白圣法师从马西亚回来以后，他就把经过说给白圣法师听。白圣法师把净心叫去，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白圣法师就当著我徒弟的面甩他两个耳光，我的徒弟出了一口气。可是我就跟我徒弟讲：「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将来这笔帐会算在你师父的头上。」

　　我过去在台北或多或少得罪一些人，所以那时候我有三顶帽子：一顶是逃兵，一顶是匪谍，一顶是假和尚。假和尚是上面说的这一件。至于匪谍，为了这种嫌疑，民国50、60年代，我还曾被送到新店去。慈航法师也曾经被看成是匪谍，关了七天。他的事比我早一点发生。我还算好，我被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管理科科长是我的学生，他在步兵学校受训过，从尉官班到校官班都是我的学生，他说：「你们抓错人了！如果他是匪谍，全台湾都是匪谍！」所以有时候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护法神在保护吧！这三顶帽子都是他们送的。不过现在他们讲也没有用，毕竟人都是会看、会听、会比较，说得好听一点，所谓「真金不怕火链」。

　　十八、白云精舍的劫难

　　在碧云寺时，为了便于帮助白圣法师，我曾在北投贵子坑(土民说鬼仔坑)有一间白云精舍。那时候我的弟子如印师跟著白圣法师在临济寺，我还有另外一个徒弟在我身边，我不想住临济寺，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做佛事，甚至连死人都抬进寺里，我看了不喜欢。台北善导寺甚至把棺木都抬到大雄宝殿，我对这些都很反感。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北投盖一个小房子做精舍。那里有一处很好的泉水，一年四季不断。

　　当初为了盖那个小房子，我还拜访过相关主管单位的人，因为那是一个军事管制区，管那里的是一位中将退伍军官，他曾在步校将官训练班。我提出建筑申请不久，就去拜访他，说我想盖一间小砖瓦房。在那个时代，有一点关系多少还是很好的。

　　民国58年(1969)，农历8月来了艾尔西台风。原来我打算在精舍里过8月中秋，甚至还把徒弟都找在一起。但8月13日是十方大觉寺灵源法师的生日，我们在大陆就认识了，他是惟觉法师的师父，他打电话给我，说有非常要紧的事，我必须去一趟。所以我在8月14日下午差不多5点多就出门，到基隆去。虽然第二天有台风，14日那一天只有一点风，下一点雨，天气不是很坏。我下山后，我的一个徒弟住在精舍里。那时我还有一名徒弟如正师，他同乡的一个儿子要参加联考，也住在那里自修。

　　第二天，风雨很大。精舍后面原是一处高尔夫球场，把排水都朝我们精舍的方向。由于风雨很大，后面的山因此整个崩了，精舍埋在地底下几百公尺，在那里自修的学生就被活埋了。由于8月14日晚上风雨就很大了，我的徒弟起来查看，他觉得不妥，结果他被泥流冲到山边，否则他也没命了。

　　为了把那个学生的尸体挖出来，动员了250个消防警察，挖了一整天才挖出来。因为重机械也都上不了山。人行道很窄，而且弯来弯去。许多警察把车子停在底下的中华白砖厂，那里在做磁砖，车子停在那里，人再走上山。

　　事件发生之前有所谓预兆。在8月初6时，我正在那里写文章，房子外头的土地公忙得不得了，而且那段时间，大大小小的蛇也几乎都快成堆了。我向他们说：「土地公搬家了，可能会出问题！」但因为他们觉得后面有崖石壁，应该没有问题，也就因为大意，所以有了意外。我要不是正好灵源法师请我到十方大觉寺，否则我也会被活埋。在精舍我没有床铺，只有打坐的地方，最大的一块崖石就是从石壁滚下来，如果我在那里，一定会被压个正著。

　　我断断续续地住在那里，过了几年。同时在碧云寺住，也在台北住。那时候几乎哪里找我，我都会去。

　　我去十方大觉寺时，灵源法师在那里，惟觉法师已经离开了，灵老在大陆就是个老修行。我所知道的灵源老和尚是一位很惜福的人，可以说衣、食、住、行都是随和的，虽然他是单独吃饭，但是他不像一些所谓大师级、长老级的师父一样有自己的小厨房。现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从大陆来的法师都有自己的小厨房。过去白圣法师有个好处，他没有小厨房，也是随便吃。

　　宣化法师在南华寺时，是负责敲钟的，也就是钟头师。他之后去香港、去美国，出了名。后来他每次来台湾，都不敢来看我。有个真乙比丘，他来台湾几乎都是由他来接待，真乙跟我讲过很多遍，说宣化法师这次一定会来看我，我说：「你不要再讲，我知道他绝不会来。」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在做什么，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很不希望人家知道。过去他挂搭南华寺是参学, 说他不吃盐，也不吃油。我不知道他是跟谁学的。

　　十九、彰化古严寺

　　我到台湾，还复本来面目后，最初在甲仙山上住茅蓬，经过行脚，跑来跑去都没有固定。正式定下来，是在民国57年(1968)，在彰化大城古严禅寺，那时才开始买地，民国60年(1971)禅寺正式完成。

　　以前彰化古严寺是稻田。我有一个皈依弟子〔洪居士〕，他是彰化大城人。这个弟子本来在卫生所里当首席课员，除了首长之外就是他。他很虔诚，因为看了我一些书，才去找我皈依。

　　他供养一位比丘尼，本来供养在家里，比丘尼鼓励他盖一座寺院，过去大城附近都没有寺院。民国60年(1971)上半年，我还在碧云寺，他对我提盖道场的事，可是没有钱。盖道场要先要把田买下来，买下来后变更地目，然后贷款。那时候要变更地目或申请建照，好像很容易，在那么偏远的乡下尤其如此。

　　但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就找上我，我先捐出一笔钱来。由他来负责，先盖个殿堂。他的住家就在附近，经费的不足，只能一步步来，没办法一下子完成。那时刚好有一种国民贷款，利息不高，是一种特殊优惠，于是就用贷款的方式把田买下来，分27个月还清。所以先盖了一层殿堂，预定要盖三层。此外，殿堂后盖了两个寮房，旁边再盖一间寮房，可以做为厨房，慢慢做起来。现在古严寺的殿堂，是以后加盖的。因为信徒有期望，寺庙就慢慢盖成了。寺院盖好后，我就过去那里。

　　这位比丘尼学的是外道，比如算命、开药方等，她对盖寺院这些事，并不太欢喜。我向我皈依弟子说，如果她继续做那些事，就不能让她住。我没有跟她本人说。我跟弟子说了之后，他去向比丘尼讲。她不得不随著寺院的规矩，像个出家人一样过日子。

　　不过以后她还是不安于室，做那些不是寺院的事。寺院旁有一块地，寺院盖好之后，这个皈依弟子在卫生所退休，领了一笔退休金，也出家了〔如参法师〕，买下这个地方盖了精舍，结果他们就住在这里，不住在寺院，但那块地还是古严寺花的钱。

　　921大地震时，精舍震垮了，比丘尼也走了。我那个弟子在这些还没发生前就过世了，因为他以前喝酒，我听说他以前喝酒，是算打喝而不是算瓶喝，结果把肝喝坏了。他出家以后滴酒不沾，可是来不及了，伤害已经形成。这个比丘原来的太太后来也出家，他们的一个女儿也出家，其它子女嫁的嫁、娶的娶也都出去了，在地震震垮房子后，这两个出家人没有在原来的精舍再盖房子，也不住古严寺，自己在二林买了个精舍过日子。

　　目前古严寺只能说是一个简陋的地方。虽说是简陋，但做了不少事，我们办大专学佛营、教师学佛营，都从那时开始。台湾的大专学佛营是古严寺开始的，之前没有人做。现在台湾知道古严寺的人不多，国外知道的人比较多，因为曾办了《佛印》月刊，每次办活动，国外有很多人来参加。

　　刚开始我对古严寺出家人的要求很高，要有学士学位以上，他们的程度都很整齐。我是想，既然盖了一座庙，就要好好做一点事。那时那里有学士、硕士，还没有博士，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博士。通常我会培养自己的出家弟子，只要他能读书、能考得上学校，我就栽培他，因此很多人出家时只是大学毕业，出家以后陆续完成博士学位。那时我对于常住等于有学校化的作法，让他们上一定的课程。后来我到台南关庙，才正式成立佛学院，老师就是在古严寺培养的这些出家人。

　　我在古严寺没有住很久，民国60年(1971)年底到那里开始，陆陆续续在古严寺的时间有两年多，民国62年(1973)才到关庙接管菩提寺。几乎第一批跟我出家的比丘尼，都是在古严寺出家的。

　　二十、关庙菩提寺

　　菩提寺并不是地方上的寺院，会请我去，是因为原来老住持过世了。这个住持出家很晚，已经80几岁，90多岁过世。他们请我过去，也有一些因缘。我在民国48年(1959)年底退役，就看中了关庙菩提寺那个地方，可是位置是靠湖的左边，一共有27、28公顷，包括现在的菩提寺，价钱也讲好了，一公顷3,000元，共有20几户人家，大概有18户同意，手续也办好了，但还有几户听说是外省法师来买，就不同意，我也不好意思买了。所以我早在民国48年就去看过这个地方。结果到民国62年，他们来请我过去。

　　到菩提寺，我盖了几间寮房，也办了佛学院和各种佛学活动，象是夏令营、冬令营，都是以大专学生和教师为主要对象，所以在里面出家的教师很多。

　　那时我才度了20几个出家弟子，程度比较差的留在古严寺，程度比较高的，就到菩提寺办佛学院及各种活动，因为只靠我一人是没办法成事的。

　　在古严寺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从事12到14小时的教育工作，除了上课，也要教大家共修、静坐、规矩法则等等，他们很累，我也很累。到菩提寺以后，我反而轻松了，因为有了他们的共同经营。

　　二十一、千佛山各道场

　　民国72年(1983)我在甲仙禅林入口处闢建精舍，称为天岳山道场。这里并不是我刚退役时建茅蓬的地方，以前住山的地方都是铁皮屋，在玛家乡、桃源乡、甲仙乡交界，交通很不方便，只能用走的进去。从甲仙到我住的地方，要经过5条河流，而且没有桥梁。

　　民国81年(1992)我在高雄市开辟第一个讲堂，次年创立财团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会、中华佛弟子协会，这都是全国性的组织。

　　广电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在民国84年(1995)筹备白云广播公司，次年6月正式成立。过去这家广播公司完全是公益性质的，没有广告，但是长期以来亏损太多，实在维持不下去，所以2002年6月才转型为商业暨公益性的金禧电台。[1]以前这个电台完全用普通话，转型后98%都是闽南语，虽然有广告，我们也不想随便作卖药的广告，所以还是一直赔钱。后来我们又成立一家企业公司，代销台北一家生化科技产品，这是我一个信徒的妹夫所开发的保健食品，经过很多年实验有效，我们就以代销的利润来补助广播公司。

　　民国83年(1994) 千佛山在松山后火车站建立台北讲堂，因为是在轻工业区，来往的人太复杂，又是在马路中间，结果就转到永吉路。可是运气不好，那里是海沙屋，现在搬到罗斯福路去了。

　　民国83年底(1994)在台中成立讲堂，其它还有一些道场，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自己出去发展的，我都没有参与。

　　到现在为止，整个千佛山联合功德会大概有大、小道场20几个，本身经理的讲堂不多，只有台中、台北、高雄，另外有甲仙道场，其它地方都是第二代的弟子创设的。甲仙有两个道场，靠山里面那个是共修的道场，不对外公开；进山口那个是对外公开的。一个寺院难免有佛事，我把这些事都放在前面道场，所以有内外之分。我们设立讲堂也分内与外，关庙菩提寺那是个修行的地方，道场与讲堂则是弘法的。

　　我们在高雄县市、台南县市这个区域的信徒比较多，但高雄讲堂这个地方太小，而且对面有一个夜市，晚上共修并不合适。讲堂是为了信徒在城市里共修方便，让他们听讲经说法，白天大家都没有时间，所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共修。现在实施周休二日了，我鼓励信徒假日带著全家出去玩，不要在家里过日子。平时利用下班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参加共修，听听道理。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作法，都是不希望学佛的人连假日都没有；学佛的人有他的家眷、有他的儿女，别人周休二日前几天就在计画要去哪里玩，如果假日父亲、母亲都到寺院去了，小孩子怎么办？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推行晚上共修的作法，周休二日时道场尽量不做事。除非有特殊的法会，比如佛诞法会或各种纪念日才利用周休二日。

　　兴建中的般若寺的经费来源是所有道场节余下来的钱，可是到现在还是差得很远，买土地就花了一亿多，我们寺院能筹措的不过几千万而已，目前还是要靠信徒。般若寺位于高雄市博爱路底，在路口就可以看见，不是传统橘色琉璃瓦建筑，而是灰黑色琉璃瓦建筑，因为一般橘色琉璃瓦都是在山林里，有绿色的背景，城市较拥挤、髒乱，和山里的情况又不一样。

　　将来般若寺会以对外弘法为主，供信徒共修听经，也办一些法事、慈善社会福利工作，也会有佛学院。中华佛弟子协会和慈善基金会也设在般若寺。将来有商业行为的公司则是另外设在般若寺的对面。

　　我的弟子里，比丘尼的比例比比丘多。现在我把大部分的比丘留在甲仙，我不容许他们住在同一个道场。我也给他们有机会在都市发展，比丘也可以开发道场，可以在都市做一些事。其它的弟子还是住在山里，但他们可以轮调。在城市住3个月，如果习惯，可以延长住到6个月，但我也不希望他们留在都市太久，最多留6个月，比丘尼住菩提寺，比丘住甲仙。出家人在城市太久也会变质。他们都还没成就，是人总会有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有一些规矩法则，按照这些规矩法则，即使我不在了，这个寺院不会乱。如果没有规矩法则，老和尚一不在了，就一团糟。

　　在千佛山我有一些作法：职务为先，常住自治。我依据个人的专长来领职事，进到寺院来的，我都会问他：「你在学校学什么？你适合什么工作？你本身的兴趣是什么？你最有把握的是做什么？」比丘和比丘尼都这样安排。千佛山慈善基金会是以在家人为主，也是考量他们才安排工作。我觉得比丘、比丘尼都是平等的，完全要看个人的专长来做事。

　　二十二、道场的经济问题

　　这几年来，我们经济上比较困难。还好我们的寺院、道场都很节省，能节余下来的尽量节余。我很反对化缘，因为台湾寺院太多，化缘太浮滥，有时信徒们会害怕到寺院去，我们希望能做到信徒进我们的寺院不会有压力。甚至我常说，布施不要造成伤害，因为信徒要解决健康问题、教育问题、医药问题，我知道有很多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为了布施而去标会等等，以佛教徒而言，这是虔诚的行为，可是这中间会造成伤害的后果。

　　我们寺院中，有从事商业行为的都是在家的信徒，协会、基金会的事业则都是出家人，这两部分完全分开。

　　我们的寺院还有一个好处：完全是出家人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的寺院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说难听点，我的棺材本全部都投在寺院了。

　　过去我在军队并没有太多的钱，可是我在军队时很有赚钱的机会，经常写文章投稿、授课，却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加上那时候我有计画经济--买股票。所以寺院能盖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最初我买钢铁的股票，像唐荣铁工厂，买时8毛钱一股，几乎我的积蓄全部买唐荣股票，那一次买最多，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一些，把我的存款全部都拿去买。我那时还在山里，买了股票也不管，就摆在那里。在这中间，有机会买另一种股票──南亚塑料。

　　我用８毛买来的唐荣股票后来陆续卖了，最高大概卖到170多元。第一次买钢铁股时，大家都骂我傻瓜，没人要的股票，一股才8毛钱，我却买那么多。当时我认为台湾没有铁矿，台湾的铁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战车、汽车、炮弹等等，都是军用物资，唐荣是这么起家的。我回复本来面目后，仍然要过日子，因为这么想，所以才去买了股票。如果用比较佛教徒的口吻来说，这件事和护法神还是有关系的。要不是护法神的力量，即使有机缘，也不会去争取。

　　南亚塑料我则是一次就卖掉了，我在这种股票上赚了不少，有一次塑料类的原料在很短的时间内飞涨，从25元升到75元，那一次我全部卖光了。有了这些股票利润，才有今天的千佛山。卖了之后就买讲堂，包括1、2楼、5、6、7楼及12楼，共买了6层楼。那时我有一个出家弟子，他是彰化和美人，家里是做塑料的。当时台湾所有塑料颗粒都靠进口，我认为台湾本地没有矿产，如果买这些股票一定会赚钱。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创立公益性质的白云广播公司，民国91年(2002)1月转型为商业电台金禧之声。金禧之声的宗旨为关怀弱势族群，每年定期举办公益活动，并举办儿童暑期佛学夏令营、心灵演讲、环保生态等相关活动。节目为全内制，以闽南语为主，收听范围为台南、高雄、屏东，听众年龄层主要为35至55岁。

　　二十三、勤于笔耕

　　我在许多刊物上都写过佛教文章。我依师父的规定，50岁以前不写佛教文章，50岁以前不收比丘尼弟子。这是他对我的要求。

　　我在军队里就喜欢写各类型文章，尤其写一些小方块。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改革。比如我在中华日报写过一个小方块，说日本占据台湾的时代，称为「日治」是不合理的，因为台湾的土地由日本治理并不合道理，所以要用「日据时代」。后来政府正式发布命令，说要用「日据时代」。

　　我恢复本来面目后，到民国50年(1961)，才真正开始在佛教刊物写佛教文章。比如在佛光山的《觉世》、道安法师的《狮子吼》、中国佛教会的《中国佛教》，以及《海潮音》等期刊。过去很少出家人写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在写。我是因为各种因缘，有人邀稿而写。到古严寺后，我开始集结文字。

　　民国61年(1972)我创办《佛印》月刊，每个月都要定期出刊，不管是长篇或短篇，散文、诗歌都是一手包办。每一期的《佛印》月刊中，都要教导出家人规矩法则，包括诵经、唱念、法器。其实我每期撰稿都不超过三小时，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后来我到菩提寺，民国78年(1989)创办《千佛山》杂志，现在还有一个《佛弟子会讯》，我也都有写文章。未来希望把这两种刊物合并，办得精致一些。

　　过去我还在《佛印》月刊很少有什么经典的连载，通常只有一篇连载，其它都是短篇文章。办刊物变成上班打卡，后来我专注经典的决疑，他们就拿来分期连载。我写作已经这么久，到现在我还是固定每天有两到三个小时在写作。虽然花了两、三个小时，可是写的字数不多。我的短篇文字都是在办公室里有空就写。我写的东西除了一些传记叙事性之外，一方面有关禅宗的文字也不少，再一方面是关于流传性较高的经典，例如我写过《法华经》、《圆觉经》、《楞严经》、《楞伽经》等[1]，里面很多资料都要花很多时间搜集资料。其实我写东西很快，我不会凭想象和印象写文章，我是把一些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内容，用现代人看得懂的简单文字写出来，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查资料。现在《大藏经》放在光盘里，虽然查询方便，不过我的眼睛受不了萤光幕的辐射，即使我与你们坐得很近，也只看得到轮廓，其它看不清楚。在健康方面，我的平衡感也不怎么好，军队演习的时候，曾经摔了一跤，耳朵受到伤害，一直有治不好的中耳炎，年纪一大，平衡感不好，坐久了要站起来，先要身体放松、放直，才能站起了，变成坐久了也不行，站久了也不行。睡眠也不多，年轻时忙碌，没时间睡，老了一有时间坐下来，就会打瞌睡。现在一天可以睡五个小时，以前从没超过三个小时。我讲的睡眠还不是指躺在床上，以前我没有床，从77岁还是78岁开始才有床。

　　我现在已经有80多本著作，有的是平常和信徒们交谈或法会里讲的，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我就写出来。也有的是演讲集、讲经的资料，大部分还是我写经典的解析。很多都是偶发写出来的。我没有去想过藏经上的取舍，我是把个人的看法表现出来，可是也尽量采各家的解释。例如我写《法华经》完全用法华和天台的思想，写《楞严经》则完全用大乘菩萨的看法，写《圆觉经》完全用禅那的观点，写《般若经》完全用般若的思想，尤其是唯识学花的时间最多。

　　我写的东西一定有系统，不是大杂烩。佛陀的思想还是有分类的。《大般若经》我不只是自己下过功夫，也讲过不少。

　　现在我发觉自己写的还是太文字化，从信徒的反应，感觉我写的还是太深，用讲经的方式信徒比较容易接受。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逐渐出CD、VCD。比如讲《四十二章经》，本来是对出家比丘讲的，连比丘尼都没有讲，后来我改变方法，用大乘菩萨的方式来诠释，毕竟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在释迦牟尼佛的思想里，他强调的是道理，是可以善巧、可以方便的，他唯一提出的警告是不要以自我意识去看，必须有现实生活的体验，使解和行能够相应，没有违背，不是一个不能行的道理。有时候我讲经，当我在解释时，我可以用很口语的方式讲出来。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功德回向，所谓回小向大，很多其它的法师都说：「做了功德，经过回向，功德就会更大」，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这样，而是由小乘行人转向大乘，这才是回小向大，不要做一个自了汉，可以从罗汉到菩萨。但真正的法义是把功德分给更多人，把自己既得的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也就是智能，都分给更多人；是既得利益，不是本身什么都没有去做回向，那等于自己没有饭吃却要给别人饭吃，是不可能的事。

　　我所讲的虽以禅法为主，也有关于净土。讲经讲十大学派，真正只有六大学派，因为俱舍和成实是小乘佛法，净土以念佛为主，既然是学佛的人，不是要念佛、念法、念僧么？！，念佛是持名，持佛菩萨的名号。我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规矩：学佛的人都应该去念佛，不只是口里念，还有想念、思念、忆念，凡是学佛的人都应该学这些。凡学佛的人也都要受戒，起码要受三皈五戒，此外有菩萨戒、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

　　现在密宗很流行，佛陀建立的密宗──真言、咒语，是印度十一大学派中的菁华，把适合印度性、历史性的事件放进去，都是菁华，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还是有意义的。他说密宗应该称为真言宗，也就是真实的言语，所谓真言逆耳，因为其中有密，如果能把密解开就不密了。真正来说佛教没有密，是为了训练正念、方便正知，包括一般的人或非人。现在有很多经典中都有咒语，里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些道理都是纠正人的缺失，我们如果知道咒语的意思，就知道并没有什么密可言。那为什么往生咒语不翻译出来呢？是怕翻译后，读的人自我意识太强，所以不翻。

　　讲了很多道理后，应该要注意去做、去实行，不但自己做，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做。最后做到什么程度？要做到圆满成就为止。像往生咒，意思是你要诚心信奉阿弥陀佛；要知道祂的世界，然后照著祂要求的方式老老实实去做，不只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还可以帮助别人得到利益，就可以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往生咒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1] 白云书坊出版的白云禅师经论释要部分计有：《妙法莲华经决疑》、《解深密经概念》、《大乘起信论概念》、《圆觉之道》、《楞严经决疑》、《正法念处经偈释》、《密乘契经》、《楞伽经决疑》、《圆觉经偈释与禅颂》、《般若学疏义》、《大般若经要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