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侧记

　　新入藏刻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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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月30日（星期六）国图善本部李际宁先生打来电话，说中国书店介绍一件刻本佛经，据说是辽代的，开价20万元。国图有意购买。希望我4月1日（星期一）下午到中国书店参与鉴定。听说有可能是辽代的刻经，我很感兴趣。由于辽国实施禁止书籍出境的政策，所以除了考古出土外，传世的辽代刻书极为稀见。1991年在前苏联，我首次接触一批辽代刻书，叹为观止。前几年鼎丰拍卖公司曾收入一件刻经，经我鉴定，确定为辽代的。当时建议国图购入，以补充馆藏。但后来国图没有买，被一位私人藏书家购去。至今引为憾事。不过，值得赞许的是这位藏书家正在影印该辽代刻经，这件珍贵的文物从此将化身数百，真是功德无量。听说这次又有辽代刻经面世，故虽说我已经与宗教文化出版社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约，4月1日下午将分别去两处谈事，还是将日程进行调整，准备届时参加鉴定。

　　4月1日上午，李际宁先生通知，说中国书店来电话，辽经收藏者没有及时将那件刻经拿来，下午的鉴定取消。

　　4月2日是星期二，按照惯例为返所日。上午李际宁先生将电话打到宗教所，说出让者已经将刻经拿来，希望我立即到中国书店。但当时分身乏术，徒唤奈何。

　　当天晚上，李际宁先生又来电话，简单介绍该刻经的情况：该刻经从山西来，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卷轴装，共13纸，首纸残，存12纸。每纸28行17字。有尾题。无千字文帙号，有版片号。尾有刻工题记“隰州张德雕板”。有音义。入潢。杜伟生用高倍放大镜观察，确定为麻纸。李际宁自己的意见，认为与鼎丰拍卖的辽刻风格不类，不像是辽代刻经。该刻经字体拙重，有可能是金代所刻。

　　李际宁希望我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一定去中国书店看看，因为收藏者急着要走，而中国书店彭经理也要出差。但我星期三要给研究生上课，又约了张国风。另外，根据李际宁介绍的情况判断，这件东西似乎不像是辽代的。如果如李际宁判断是金代的，则北图所藏金代刻经数量甚多，买不买这件都行。所以推辞了。

　　4月3日（星期三）李际宁先生来电话，约我星期四上午一定去中国书店。并说卷尾不是音义，是咒语，但不知是什么咒语。李际宁对工作如此负责、热心，而星期四我也可以安排时间，所以答应了。当晚做了一点案头的文字准备工作。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简称为《弥勒上生经》，北凉沮渠京声译，是弥勒信仰的重要典籍之一。历代大藏经均收，但中原系与南方系传本的文字略有不同。经名也有差异。中原系称作《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南方系称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多一个“陀”字。《房山石经》之辽金刻本中未收本经，故无法查核北方系藏经情况。敦煌遗书中有斯5555号，缝缋装，首尾完整。经名亦作《观弥勒上生兜率陀天经》，行文自有特点，经末有“慈氏真言”。李际宁谈到此次的刻经后有咒语，估计应该是该慈氏真言。从目前情况看，该经之传本系统至少有中原藏经系、南方藏经系、敦煌写本系等三种。三种传本在名题、行文以及所附真言等方面均有一些差异。

　　4月4日（星期四）上午与国图善本部主任张志清、副主任陈红彦以及李际宁到海王邨，彭震尧、刘建章两位先生接待。先看了中国书店春季拍卖图录中152号、153号两件敦煌遗书，以及151号《云笈七籖》。接着出示今天的主要鉴定物刻本《弥勒上生经》。

　　该经入眼，顿时有点吃惊。当初听李际宁介绍，有28行17字之说，已经提示它与写经有关，但当时没有怎么太放在心上。看到实物，感觉马上不同。一眼看去，写经风格很浓。不少字的写法，保留着唐代写经的特点。从总体看，该刻经乃写经上版，应该没有疑问。就格式而言，我国的写经，南北朝时已经出现28行17字的规格，但没有成为标准。到了唐代，这种格式成为写经标准。但我们现在发现的唐代刻经，无论是存在韩国的武周刻经，还是存在英国的咸通《金刚经》，都不是标准格式。而《弥勒上生经》的格式则完全符合唐代写经标准。

　　纸张已入潢，质地较粗糙，与盛唐的标准写经纸不同。但我们知道，唐代多处生产纸张，各地纸张质量、规格各不相同。如有供城纸、蒲州纸等区别。晚唐五代敦煌当地所造的纸，质地也比较粗糙。而该《上生经》纸长55.6厘米，高31.6厘米，框高22.6厘米。与唐纸相类，而与宋纸、辽纸的规格、质地迥然不同。总的来讲，宋辽时期，刻本比较普遍，造纸业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所造之纸，薄而致密。我们从传世的宋刻本及丰润辽藏可以看到宋纸、辽纸的标本。唐代的纸张，主要用来书写，要求自然不同。这一刻经的纸张，亦应是某地自造。

　　从传本的系统来说，可见下表文字比较：

　　从上表看，新刻本与中原系差距较大，与南方系、写本系较为接近。但又自有特点。

　　当时的基本判断是：

　　首先，从纸张、内容、总体风格等因素，排除近代伪造的可能。

　　其次，该《上生经》并非大藏零本，而是民间单刻。从单刻本与大藏本的关系角度讲，元代以下，这样的民间传本，由于受大藏经的影响，大抵为经折装。辽金虽有卷轴装刻本，但从纸张、字体、风格等方面，将该《上生经》与《赵城金藏》比较，显然都比《金藏》要早。所以，可以排除元以下刻本，乃至排除金代刻本的可能。该《上生经》显然是上承写本而来。

　　前此有该刻经乃辽刻的说法，那么，到底是否辽刻呢？

　　辽代刻经，近代已经出土不少。本刻经与辽代刻经纸张、风格完全不类。李际宁最初排除本件是辽代刻经的可能，是正确的。我向中国书店的先生打听，这件刻经来源如何？前此为什么说它是辽代的？回答是，这件刻经与前此在鼎丰拍卖的那件辽刻本原由同一人收藏。因听说那件被定为辽刻，所以称这件也是辽刻。既然如此，则原来所谓的辽刻，自然不足据。现在无法得知这一件《上生经》的原出土地，大约它与鼎丰辽经同时出土。在古代，不同时代的经典混杂流通，乃是常事。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就是证明。因此，即使鼎丰辽经与本件同一处出土，也不能证明本件的年代。

　　从纸张、字体、格式、传本、总体风格乃至若干特征性表现看，应该考虑它的年代甚早。与存于英国的唐刻《金刚经》核对，此件不如《金刚经》手法纯熟，工艺水平要低。但风格有相近之处。尤其若干字的习惯写法完全一致。当然，要说它比《金刚经》更早，目前还没有依据。但说它与《金刚经》同时代，或晚一点，完全可以成立。即使留有余地，本件的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宋初。

　　隰州，治所今山西隰县。隋置，后废。唐又置。宋有。辽有，但在辽宁，与前隰州不是同一个地方。金先为南隰州，后去“南”。详见地名辞典。辞海有解释，甚为简略。

　　离开中国书店，我把上述意见告诉善本部诸位，并希望善本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002年4月5日（星期五），打电话找李际宁，没有找到。随即找到张志清先生。张志清先生说，昨天下午已经把这件《上生经》拿回国图善本部。我放心了。

　　2002年4月5日记

　　说明：

　　协助国图善本部鉴定收购《上生经》后，一直惦着写一篇考订文章。但杂事缠身，只收集了若干资料，没有成文。前此，李际宁先生谓，希望我就该《上生经》写一篇文章，先登在善本部所办内部刊物《文津流觞》上。作为曾经在善本部工作过的人，自然责无旁贷。原想将那篇考证文章写出来，就可以应命。没有想到因循至今，未能完成。只好将当初参与鉴定时我的笔记略加整理，聊以塞责。本文虽然不是详尽的考证，但正因为是当时的种种思考，则可能对善本部诸君将来从事有关鉴定工作，更有参考价值。

　　2002年11月25日晚临上赴印度飞机前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卷尾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