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参得野狐禅：论高旭的佛学思想——樊庆彦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术倾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个驳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佛学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的精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时的精神栖息之地。因而研究高旭的思想，他的佛学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高旭参研佛学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其外部环境是缘于近代中国正在蓬勃开展的佛学复兴运动，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其内部原因是高旭当时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而感到理想光环的破灭，处于思想的迷茫状态，学佛以寻求暂时的精神寄托。

近代中国社会的崩解与西学的冲击加速了传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衰落，使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真空地带”。近代佛学的兴起，最初为一部分思想家看作“西学”可接受的某种理论上的联接点。他们一方面或认为西学的某些理论内容和方法，包含在佛学中，与佛学相一致，而佛学则是我国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曾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另一方面或认为，佛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比之西学更为丰富和深刻，因而可用之于改造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因而佛学可以满足那些潜意识地感到中国正统之学已不可用而坦然接受西学则心又未甘的中国人的群体自尊：既可用来暂时抗衡西学，以保持心理平衡；又可用来诠释、引进西学，以对民族自救所需的理论——维新或革命学说进行整合。正因为如此，研讨佛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时代潮流。近代佛学复兴运动自19世纪30年代起，经过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杨文会两代思想家的努力，到20世纪初，在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佛学在当时已成为思想界的一门“显学”。

高旭的佛学思想受谭嗣同影响颇深。高旭少时儒学基础极为深厚，饱含爱国激情。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以及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年轻的高旭深受刺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与腐败无能，都使高旭义愤填膺。而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前途，更使他焦灼不安。三年后，即1898年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又给了高旭以极大的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他开始倾向维新，积极补充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营养。这时他也接触到谭嗣同的《仁学》，认为谭氏：“一编《仁学》在，精气尚如生”。谭嗣同生年33岁，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31岁）才进入佛学之殿堂。他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仁”是谭氏哲学的最根本实体，在精神上，“仁”是依附于“心力”而实现其存在，由其哲学唯心论直接引申出来他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他把一切罪恶的原因归之于抽象的“人心”的后天的不善，归之于人类万物的“心力”受阻而不能交通融会，从而“不通”“不仁”。由于他还不能寻找出改造社会的真正的物质力量，所以当要求改变社会而无从着手无所依靠时，特别是在改良主义遭受到严重困难和消沉状态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宗教，希望通过人们“心力”精神的相通以实现灵魂的交流，佛法的普渡。号召大家去“慈悲”，去“除我相”、“断意识”、“泯灭机心”，去“视敌如己”，使“心力”交通，人我合一，这样“仁”也就“豁然体现”。谭氏学佛，是正当他在远离人民生活的污浊官场中感到“所愿皆虚”，“茫无所倚”，自己的抱负和精力都没法开展的最孤独寂寞、最痛苦的时候。脱离了现实斗争，激进思想家也同样可以投向消极的宗教解脱的怀抱。没有现实力量可以依靠，便只好去依靠“心”，以佛学为归宿。谭氏这条道路又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以后革命派中的许多人也是走的这条路。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高旭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真实情况，并由此认识到维新派的本质，也更加深了他对谭嗣同学佛的认识。高旭的人生道路上出现“盲点”，无法抉择之际，便以谭嗣同的进退之道作为立身之本，投身佛学，“参破菩提最上乘，忍逃世外学枯僧。”在非儒学领域寻找哲学文化思考的思想资源，寻求精神的慰藉：“无端非想非非想，咫尺之间即？冥。趺坐无言吾丧我，游丝一缕绕诸星。”“众生悉清净，成佛无先后。凡夫自生恼，世界原污垢。”并自号慧云、迦现等。

高旭并没有什么佛学专著和佛学理论。他对佛学的理解粗略地反映在他早期的一些诗文里。他在《劝慈石叔父学佛》中表达了对佛学的向往和寄托：“究竟西来意何在，泥犁黑暗鬼烦冤。不教流转死生海，尽许顺随解脱门。如是我闻我何得，尽诸法相法难言。为求妙道无厌倦，所恨生来是钝根。”高旭入佛后，曾研读过大乘空宗的《华严经》：“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法界无边际，华严我可乡。”也受过净土宗的影响：“净土生依俗虑忘，是何功德不思量。”“众生殊苦恼，净土自庄严。”空宗将最高境界称为不可用言语或概念描述、认识的，故谓之“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认识甚至佛陀、涅？等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而其本身并无独立的实体或自性。高旭学习佛理，独坐参悟，感到“一切都虚幻，去去不复道。”“是身无我为如云，是身无人为如风。一切皆空且休说，眼耳鼻舌安所庸。”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博爱等同视之。至于佛教众生平等之旨，更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高旭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基，同时还曾东渡日本留学，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灌输，他也将佛、儒、耶三教打并在一起，对于谭嗣同的《仁学》的理解同样是杂糅诸家思想，却别有新意：“佛氏曰慈悲，耶氏曰兼爱，仲尼则曰仁，并行不相悖。至人大眼识，无外亦无内，春至花齐开，天空云不碍。”“叹观止矣推此种，九鼎大吕失其重。不孔不佛不耶稣，即耶稣即佛即孔。”

这段参佛经历确实对高旭以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反复与此有着很大关系。每当他处于思想迷茫状态时，总是借助打坐参禅来解脱自己，祛除心中的苦闷。如在袁世凯解散国会，称帝登基后，高旭气愤之余，离京南下时，就重温旧课，以参禅来求得心灵的平静：“闭户参禅心不动，中原豺虎任纵横。”“读破《楞严》静闭门，只求无怨亦无恩。”

而且这种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高旭的文学创作，他的参禅悟佛诗不仅一反追求革命、呼唤自由、反帝爱国的常态，转而宣扬一种消极避世、清静无为的思想，其艺术风格也由以往的激情澎湃、亢爽粗豪一变为哀怨缠绵、软弱低沉：“脑筋心血绞全枯，我已年来倦世途。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濯足清流不世情，倦游侬亦渐忘名。东华尘土消除尽，读画焚香遣此生。”他的词作中也不免关于隐逸参禅等逃避现实思想的宣扬，过去充荡胸中的那种慷慨激昂、悲壮苍凉的感情亦是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消极无为、随遇而安，表现出哀绵颓废之风。如：“安能郁郁常居住？去自萧然，归亦安便，且作移家葛稚川。人生到处堪留恋，琴写篱边，鸟和林间，只羡清闲不羡仙。”“此心空净，近市尘嚣殊未信。闭户深山，漫说晏婴免俗难。每逢斜照，略有邻家鹅鸭闹。独占清风，抱膝高吟一亩宫。”

但是高旭并不是一个能够出世的人，他是以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思想家自居的，青年时期，在题咏《史记》中他写道：“放出毫端五色霞，国民主义始萌芽。史公岂仅文章祖，政治家兼哲学家。”这正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在他的身上，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和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本来是有些冲突的。因为宗教意识常在体会人生悲苦空虚之后，超越于人生之上，以解脱空苦。但高旭却不能真正超越，反而，他太过浓挚的担当精神，除了荷负时代的苦难之外，也同时要荷负人生的苦难。所以，宗教意识所体味的人生虚惑，不仅不能解脱他在现实世界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的担当与负荷。以至于他的激切之情，从现实层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质。恰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一样，他们把佛学作为其政治理想的辅助工具来利用，援佛入儒，纳佛学服务政治斗争。因此当时深受康梁变法影响的高旭，又把儒家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佛学的“无我”思想统一了起来，反而铸成了他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他很快返回到了现实社会：“放下屠刀佛便成，飞花缭绕总多情。众生哀乐无如我，我亦众生中一生。”“佛与众生无以别，大千同是一微尘。菩提正果参成后，出世原来入世身。”“慈悲是净土，忍辱是道场。三界惟一心，是非本无常。静言天下事，泪下何淋浪。我虱湿热中，忧患安可忘。”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出现像高旭思想波折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人，许多人产生了害怕斗争，害怕牺牲，动摇不定的心理。也许是对自己参佛逃避斗争的自释，高旭在《觉民》刊物中针对如何排除促进国民进化最大阻力的“死亡”问题撰写了《世界第一大问题谁乎》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说死之理想最圆满者，莫如佛。”并把“颉德之言”与“唐浏阳之言”抬出来与之比较。所谓“颉德之言”代表西方的进化论者，而“唐浏阳”即唐才常，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当时维新变法派的代表。维新派中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章太炎等人都十分推崇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唐才常同谭嗣同一样，提倡“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以此来激励自己的斗争意志。高旭在其文中认为，“寻常人识见，最可贪者，生也，寿也；最可悲者，死也，夭也。”他借佛氏之言，希望人们把死生问题看作空幻之物，不要有丝毫的留恋。“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我所诸仁。者，此可患在，当乐法身，入生死而无所畏。”要“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只有“无恐无怖，具精进力”。并借唐浏阳之口呼吁“以一己之死救众人之生”，“与其死于苦海，不如死于众生；与其死于不仁之人，不如死于众生。”而且死虽短寿，但人愈是如此，愈进于高等，愈短命愈可与外界境遇变化相顺应，愈利于进化，是“进化之大原也”。高旭在这里利用了佛学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战斗精神，要不畏牺牲，坦然面对死亡，敢于斗争。他把佛、儒、耶三家之言综合看之，重在说明佛学并非蹈空、出世，亦有应务救世的实际精神，佛教中的“死亡”与西方的进化论及维新派的观点是相通的，主张革命、要求民主也是符合佛教教义的。

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这方面以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论述最为典型。如谭嗣同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例，认为：“日本变法之易，？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而章太炎又认为民德的改造，革命道德的培养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他对于佛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是反复加以申明。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大声疾呼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他所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说：“我们中国，本称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又说：“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人们“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总之，“作民德者，舍此（指佛学）无他术也！”此外章太炎在提倡佛教的同时还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所谓的“国粹”是指“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受他们的影响，高旭在《答陈蜕老书》一文中也提出了“促进道德，增进文美”的观点。作为文学家兼政治家，他认为“道德”与“文美”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所系，并将其与“时流之事”——法政治国相比较而言：“道德文美，其内也；法与政，其外也。营于外者既如是，其实繁有徒矣，枝叶固茂矣。不培养其本根，我知木虽盛，十日不雨，枯槁之虞可立而待也。”“盖二者之性质最为高尚，实含有世界至善之性质也。至善者何？必使世界皆公园，皆善士，无私室，无恶人，使世界皆生活于道德文美中。于是，乃无罪恶。”这与章太炎这方面的佛学思想是一致的，都认识到了人的综合素质的现代化问题。

不过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毕竟是左右高旭人生道路的主要精神动力，使得他很难潜下心来真正参研佛学，佛学只是他个人失意时的精神避难所。他后来每逢理想破灭或个人发展不顺时，都会逃禅逸佛，从中寻求暂时的精神解脱，所以对佛学的理解也非常粗浅。后来连他也说自己是“学佛可怜根太钝，一生参得野狐禅。”还自我解嘲：“几人悟到无生法，要继阿难说偈言。”

对于高旭佛家思想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其与苏轼作一比较观。因为苏轼的一生也是深受佛、儒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既矛盾又统一，苏轼的一生思想中，以儒家积极用世思想为主线，因为自始至终，苏轼一直没有放弃的是为官出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而佛家思想只不过是他在政治上将儒家思想碰得头破血流之时用来抚慰心灵的清风明月，这与高旭有相同之处。但苏轼对于人生的豁达自适的态度，使其豪放之气仍在。虽佛家思想本在消极，但东坡之术，恰能以消极显积极，借佛家之柔，托儒家之刚，做到刚柔相济。所以苏轼对于人生的本质，比其他人要看得透彻，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能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却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但是这恰恰是高旭所难以达到的，他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处理人生的挣扎，当其遇到人生的种种困境、绝境时，虽也想挽回颓势，重新振作，但终究力有不逮，而对于佛学思想的粗浅理解也使得他无法悟透禅机，真正做到刚柔相济，乐观进取。从而限制了他对于人生的正确抉择，便只能屡次反复，愈发沉沦，或放任自己，随波逐流，或参禅礼佛，消极避世，最终因身染曹锟“贿选”事件而被开除南社，无奈、寂寞地度过了他悲剧的晚年。

综观高旭的佛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思想上所处的矛盾状态。思想上的矛盾固然有其个人的主观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时代的缺陷。在那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社会思潮波推浪涌，朝晴夕雨，其间人物，往往变幻莫测。兰成萧艾，荃蕙化茅，革命变成反动，弄潮儿变成落水狗。震撼一时的革命军号手，变成反对革命的鼓吹者；革命的清道夫，变成时代的绊脚石。诸如此类的事，屡见不鲜。虽然由于民族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中没能产生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也还缺少“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但是，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相比，和他们的上代人相比，他们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性格方面已开始表现出崭新的特征。他们是新的一代。高旭就是所处时代的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的一个缩影。

作者：樊庆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