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佛教和朝阳北塔——杨曾文

朝阳北塔中隋仁寿舍利及相关文物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文物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中国佛教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朝阳北塔是辽塔，然而上承“三燕”——前燕、后燕和北燕、北魏、隋、唐，朝阳学者称此塔为“五世同体”是有道理的。本文拟先对辽代佛教概况进行介绍，然后结合相关发现对朝阳北塔的四个问题作简要考察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辽王朝及其佛教概况

辽是契丹族创立的王朝，大体与北宋同时。契丹族在6、7世纪兴起于北方潢河（西拉木河）和土河（老哈河）流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贵族耶律阿保机（辽建国后被奉为太祖）10世纪初统一契丹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称帝，建立契丹国，此后迅速向外扩张，在从五代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手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加强了对中原威胁的实力。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兵大举南犯，第二年初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后晋灭亡。耶律德光（辽太宗）在开封即帝位，改国号为辽。然而在各地涌起的汉族起义军反抗围攻之下，辽太宗被迫率契丹兵北撤，死于归途。

辽王朝建都于皇都（后改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为都，另有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辽王朝于1125年为金攻灭。

辽王朝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建立政教制度，发展经济、文化，并引入和扶持佛教。早在契丹、辽建国初期，契丹统治者就致力引进和推广佛教，建寺安置在对汉地攻掠战争中俘获的僧人，让他们弘传佛教，以安抚大量被虏掠来从事生产的汉人和其他信奉佛教的民众。在上京临潢府除建孔子庙外，还建造寺院、道观。此外，在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等地也相继建寺。辽帝经常举办法会、度僧、各种法事活动，并经常举办有成千上万僧人参加的饭僧斋会。至辽景宗（969－982年在位）时佛教已有较大发展，命僧昭敏任“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管理佛教事务，并授以“侍中”的官位。

此后的辽圣宗在位近五十年（983－1031），佛教已经开始兴盛，以至出现僧尼过滥现象，辽圣宗曾一再下令禁止“私度”、“滥度”僧尼，然而同时对佛教继续采取优待和支持的态度。他到处幸寺礼佛，举办追荐战争阵亡者的慰灵法会，多次举办大规模的饭僧斋会，鼓励学僧进行佛教研究和著述，在太平七年（1027）降诏在幽州房山（今北京西南）继隋唐之后续雕石经事业。在他在位期间，幽州学僧行均编撰《龙龛手镜》（入宋避讳改《龙龛手鉴》）四卷，按四声收各种字体的字26430多字并详加注释，燕京崇仁寺僧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后撰《续一切经音义》。

在辽兴宗、道宗期间，佛教达到极盛。辽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笃信佛教，曾入佛寺受戒，能宣讲佛经。朝廷群臣权贵望风纷纷信佛，朝廷甚至按佛教戒杀生的规则在举行祭天仪式时也不杀牲畜。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记载：辽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按：当分别指司马、司徒、司空及太师、太傅、太保）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辽兴宗拜僧海山为司空大师，尊为“吾师”，经常在一起谈论佛法。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被人尊称为“天佑皇帝、菩萨国王”，非常尊崇佛教，对佛教义理很有研究，曾书写《华严经五颂》，经常执经向群臣说法，封许多高僧为国师、太傅、司徒，给以优遇。他鼓励民人出家，曾一日度僧达三千人，并且经常设斋会供养僧尼，一年饭僧甚至达三十六万人。他支持华严宗、密教的流行，对中原及南方盛行的禅宗持排斥态度，曾命诠晓勘定佛书目录，编撰《重修贞元续录》，将禅宗的名著《六祖坛经》及《宝林传》等判为“伪妄”书而加以焚毁。

在辽兴宗、道宗在位期间，通过新建或修复寺院，使寺院遍布于境内，期间出了不少著名学僧，编撰出很多佛教著作。辽代佛教在义理方面重视华严宗、密教。在佛教著述方面，华严宗著述有辽道宗著《大方广华严经随品赞》、上京开龙寺鲜演著《华严玄谈决择》；密教著述有精通华严教理的燕京圆福寺觉范撰《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小五台山（在今河北蔚县）金河寺道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皆以华严宗圆融思想会通密教，提倡显密二教双修；净土宗著作有“太傅太尉”非浊编著《随愿往生集》，又著《三宝感应要略集》。此外，“司空辅国大师”海山撰《海山文集》、中京报恩寺法悟奉敕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东山崇仁寺沙门“守司徒”志福撰《释摩诃衍论抄》四卷等。

辽代佛教兴盛之后，已经不满足于从汉地引进佛典，在皇室和显贵的支持下开展书写乃至刻印佛典的事业，并且在辽兴宗时着手雕印大藏经——《契丹藏》或称《辽藏》。20世纪70年代从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若干雕印于《辽藏》之前的佛经，十分珍贵。《辽藏》正式刻印于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至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完成，所收佛典除收录《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外，尚收入《续开元录》和《贞元录·入藏录》、宋代新译经，而且增收流传于辽的经论和辽人的著述，共有1373部6006卷，分为579帙。辽王朝与高丽、日本有着邦交关系，辽帝曾将辽藏赠送给高丽和日本。

朝阳北塔正是佛教在辽代极为兴盛之后，于辽兴宗在位期间加以重修的。

二、关于朝阳北塔几个问题的考察

朝阳北塔是现在仅有的几座辽塔之一，受到辽宁省乃至全国学者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1988年朝阳市在清理和重建北塔的过程中，从塔的天宫中发现极为珍贵的佛舍利和相配套的大量珍宝文物，受到党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组织各地学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

本人限于资料和自己的知识，这里不拟对朝阳北塔作全面考察，仅在以往学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下四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一）关于朝阳在历史上的地理位置和佛教概况

朝阳在汉朝属辽西郡柳城县，前燕王鲜卑族慕容皝在此建龙城为都，称“和龙宫”。此后，后燕在河北被北魏战败后北逃以此为都。公元407年，冯跋建立北燕亦建都在此，致力简省赋役，奖励农桑。南朝称龙城为黄龙，称后燕为“黄龙国”。（《宋书》卷五〈文帝纪〉、《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高句骊〉等）北魏灭后燕，以龙城为营州治所。隋炀帝废营州改置柳城郡，至唐朝时为营州，皆以柳城为治所。辽建国后扩建柳城，在此置霸州彰武军，辽圣宗曾辖建州、霸州、宜州、锦州、白州五州。辽兴宗重熙十年（1041）升为兴中府，下辖兴中县（今朝阳）等四县及宜、锦二州。

从前燕、后燕、北燕所谓“三燕”时期直至辽代，以今朝阳（龙城或兴中）为中心的宽阔地区佛教十分盛行。前后燕曾占领江北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方佛教一直十分盛行，自然对今朝阳一带地方有极大影响。据载，后燕王慕容垂曾向在泰山传法的后赵高僧佛图澄的弟子僧朗致信并赠送厚礼。在南朝宋永初元年（420），黄龙国僧昙无竭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出发到印度求法，在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学梵书梵语，求得梵文《观世音受记经》一部，后进入中印度、南印度，最后随舶泛海从广州回国（《高僧传》卷第三）。南梁陈朝般若三论之学在江南以摄山为中心兴起，传承世系是法度——僧朗——僧诠——法朗——三论宗正式创立人吉藏。其中第一代法度就是黄龙人，弟子僧朗是毗邻黄龙的辽东人，再传弟子僧诠是辽西海阳人，在到江南之前曾在“黄龙国造丈六金像”。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在今朝阳一带佛教盛行的情况。至于经隋唐至宋辽的佛教情况，这里从略。

（二）隋文帝诏送诸州舍利和营州的舍利塔

朝阳北塔发现的舍利到底来自何处？对此，在与舍利同时出土的文物中可以找到答案。在隋唐残碑的文字中有“隋之舍”（“舍”字仅存上部），在地宫的一块题记砖上有：“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第三度重修。所有（按：二字不很清晰）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可以断定，朝阳北塔重见天日的舍利，正是隋文帝仁寿年间派使者送到营州并命建塔奉安供养的舍利。

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是北周宣帝皇后之父，静帝即位后为丞相，总揽朝政，大定元年（581）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他出生于尼寺，父亲把他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十三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因此自幼对佛教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即位后，致力恢复和发展佛教，认为自己当皇帝是得到佛的保佑，说：“我兴由佛法。”并且说自己前生本是个僧人，所以生来好吃麻豆。（《续高僧传》卷二六〈道密传〉）

隋文帝在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轻徭薄赋政策，同时重视文教事业，提倡儒家纲常名教，并且也扶持发展佛教。据隋王邵《舍利感应记》（载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隋文帝在即位前从一位印度僧人那里得到一包佛舍利（佛骨粉粒），请他供养。他从仁寿元年（601）到仁寿四年（604）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113个州送去舍利，命各州在规定的期限内建立供奉舍利的塔，共建塔113座（隋有190个州）；规定每次各州舍利塔建成后在同一个时间，由州县官员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并为皇帝百官、国民祈福。从当时中国刚刚结束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的形势考虑，隋文帝举办这种活动的意义已经超出宗教的范围，实际是借全国大多数地方举行建塔和奉安舍利法会，同时为皇帝和臣民祈福的做法，来加强全国臣民的统一意识。

据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佛德篇第三之三〉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六月派僧人和官员向30州送去舍利，同时降诏同日起塔供养；接着在仁寿二年（602）正月，“复分布五十三州[4]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亦载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在这五十三州中就有营州。各州按要求及时将因建塔奉安舍利而感应的祥瑞现象上报朝廷，隋著作郎王邵、安德王杨雄等汇总这两次颁送舍利建塔的感应，分别写了《舍利感应记》和《庆舍利感应表》。据后者记载：“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折解，用为石函。”

据此，从朝阳北塔发现的舍利，正是隋文帝在仁寿二年派使者送到营州建塔供养的舍利。按规定，应先将舍利放到金瓶之内，再将金瓶放到琉璃瓶内，然后才置于石函之内，封藏舍利塔之中，举行隆重的供养法会。

那么，从北塔地宫中发现的题记砖上写的“所有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未获”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解释是将“宝安”当作寺院名，将“宝安法师”当作是宝安寺的法师，说辽代在重修北塔时开始在地宫中没有找到宝安寺法师所有隋文帝敕葬的佛舍利。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笔者据新找到的资料可以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并可确定当时舍利塔所在寺院的名称。

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宝安传〉记载，释宝安，兖州（在今山东）人，北齐北周时从著名地论、涅槃学者净影慧远（523—592）学涅槃之学，齐周亡后南渡至陈，隋统一全国后回到北方，先在洛阳重投慧远门下学法，当慧远应隋文帝之诏到长安住净影寺后，开皇七年（587）前往依止，受到慧远器重，让负责接待前来听慧远讲经的上千信众的安置和会场秩序，因举措得当，受到好评。宝安对《十地经论》、《大涅槃经》等佛经造诣很深，向信众宣讲受到欢迎。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降诏派沙门和官员向五十三州奉送舍利，要求当年四月八日午时同将舍利封入石函。宝安奉诏到营州奉送舍利。据载：

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即黄龙城也。旧有十七级浮图，拥在其内，安置舍利。当夜半上，并放白光，状如云雾。初惟一丈，渐大满院，明彻朗然，良久乃灭。前后三度，相类并同。旧有石龟，形状极大，欲作函用，引致极难。匠石规模，斫截成函，三分去二。安（按：指宝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惧日愆期，内怀忧灼。比晓看之，其石称函，自然分析，不劳鑴琢，宛尔成就。函虽神造，计应大重，薄用拖曳，轻迅若驰，不劳至寺，便依期限，深庆情愿。（《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宝安传〉）

据这段引文，可得出如下结论：1、奉隋文帝之诏到营州奉送舍利并负责安置塔内的僧人是净影慧远的弟子宝安。北塔地宫题记砖上的“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可以说是最好的物证。2、当时营州治所黄龙城内已有十七级佛塔，所在寺院是梵幢寺。3、安置舍利的石函是临时凿造的，据称因奉安舍利带来感应，制作得到神助，因此能按期（四月八日午时）将舍利封入石函之内。引文对舍利感应景象的描述，与上述安德王杨雄等《庆舍利感应表》中的“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折解，用为石函”，是完全一致的。据此也可以了解，营州奉藏舍利的塔不是新建而是旧有的，也许就是北魏时文成文明皇太后在太和八年（484）以后命人在营州兴建的“思燕佛图”。

（三）关于唐代重修舍利塔

朝阳北塔舍利发现后，文物考古工作者据塔基夯土及结构材料、建筑风格等，认定唐代曾重建过北塔。对此，笔者没有异议。然而，到底是什么时候修建北塔的呢？从北塔一处彩画上发现有朱书“天宝”二字的题记，至少可以证明在天宝年间曾修过北塔。问题是，能否根据现存资料进而大体确定具体动工的时间呢？

唐玄宗开元（713－741）后期，任命安禄山（？－757）任控制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河东(治所在太原，今太原市西南)三镇军政的节度使。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以讨宰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率领叛军迅速攻占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年号武观，后一度攻陷长安。此后，唐军组织大举反攻，收复失地，安禄山连连失败，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被其子安庆绪所杀。此后，安禄山部将史思明（703—761），继续率叛军与唐对抗，乾元二年（759）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不久杀史庆绪并其军，直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叛军内讧中被其子史朝义所杀。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历经八年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才告平定。

笔者在这里为什么提这段历史呢？朝阳北塔的重修也许与他们有关。安禄山出身营州柳城的杂胡，在任三镇节度使时，营州柳城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史思明是营州宁夷州突厥族人，长期与安禄山是同乡知交，在天宝初因战功官至将军，知平卢（治今朝阳）军事，天宝十一载（752）经安禄山推荐升任平卢兵马使。可见，营州既是他们的故乡，又与他们的任职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北塔天宫中发现的文物中有刻铸“顺天元宝”的铜钱。朝阳博物馆馆长杜斌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朝阳北塔》的画册的第79页发表了一枚这种铜钱的照片。经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史思明的伪“燕”才有“顺天”的年号。可以肯定地说，这枚铜钱一定是在史思明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之后才铸造出来的，它被放置塔内也一定在此年之后。因此，我们可以作这种设想，大约天宝十一载（752）在安禄山手握三镇军政大权，史思明任平卢兵马使之后，经过一番筹划和准备便开始重修北塔，然而因此后连年的叛乱战争，影响了进度，直至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号顺天之后才完工。在这个过程中，将新铸造的“顺天元宝”也被安置于塔中。

（四）辽代重建北塔的时间

在朝阳北塔天宫发现“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另在发现的经塔第三重金筒錾刻图像的题记上有：“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性记。”据此，辽代修建北塔再葬隋仁寿舍利是在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八日，参与此事的有辽提点上京（治临潢府，今内蒙古左林巴旗）僧录的高僧赐紫沙门宣演大师蕴性。“四月八日午时”，也正是当年隋文帝第二次敕诸州奉安舍利入石函的时间，看来辽重修再葬舍利仍遵照这个时间。

然而在一些题字砖、或经幢经文行间，还有的记为“重熙十三年”、“重熙十三年四月八日”、“重熙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在经幢第四节幢身经文中间书写的是“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按干支计时，重熙十三年为甲申岁，四月朔日（初一）是壬辰，八日是己亥。

据此，朝阳北塔是在辽代佛教臻于极盛的辽兴宗时期重修的。可以想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在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八日正式将隋舍利奉入塔内天宫石函，翌年即重熙十三年（1044）四月八日才将北塔修复完成，结尾工作直拖到六月以后。题字砖上所写的“第三度重修”，当指辽继隋、唐之后的第三次重修。从情理推断，仅辽一代是不可能连续修建三次的。

作者：杨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