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与弥勒信仰——继平

唐代是中国佛教比较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禅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等佛教宗派都得到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净土信仰之一的弥勒净土信仰，由于得到帝王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唐代帝王之中有很多不仅支持弥勒信仰，而且本人还具有弥勒信仰。本文以唐代的几代帝王为例，简要介绍唐代帝王与弥勒信仰的关系。

在唐代，最早参与弥勒信仰的帝王是开国皇帝唐高祖。唐高祖在隋大业元年(605)为郑州刺史时，曾在大海寺造了一尊石弥勒像。在《金石举编》卷四十中便收有“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记云：

郑州刺史男李世民遇染时患， 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吾于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 ……以斯功德， 卫护第(弟)子，唯愿福山冥佑， 法海长资，诸佛开心， 三教之中并弘， 又愿观音引导， 弥勒慈忧，贵昌兴于万代； 家门大小永宝(保)长春，蠢动含生成登正觉……

这尊弥勒像是唐高祖为其子李世民祈祷疾病还愿时所造，当时太宗才八岁。这时的唐高祖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弥勒信仰，但从他塑造弥勒像的善举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他对弥勒菩萨去病消灾作用的肯定。

唐高祖过世之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继承王位，与弥勒菩萨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法苑珠林·王玄策行传》记载：

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树像……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 “我闻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大众语云： “所须何物?”其人云： “唯须香及水及料灯油，”支料既足，语寺僧云： “吾须闭门营造， 限至六月，慎莫开门， 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 即不重出，唯少四日， 未满六月， 大众评章不和，各云： “此塔中狭迮， 复是漏身， 囚何累月不开见出： ”疑其所为，遂开塔门， 乃不见匠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许未竞。后空神惊诫大众云： “我是弥勒菩萨。”……其像自弥勒造成已， 一切道俗规模图写， 圣变难定， 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 累日行道忏，海兼申来意， 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 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 图写圣颜， 来到京都，道俗竞摸(摹)、……又依《王玄策传令云：此汉使奉命前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 至贞现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 “昔汉魏君临， 穷兵用武， 兴师十万， 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阗颜， 东封不耐，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 文德所加， 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其忠款，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 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 严饰相好， 具若真容， 灵塔净地，巧穷天外， 此乃旷代所未见， 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 “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咸棱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使道场。金刚之座， 千佛代居。尊容相好， 弥勒规摹。灵塔壮丽， 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文中的王玄策是唐太宗时的一位外交使臣，他奉唐太宗的命出使摩伽陀国，并在异域树碑立传，建功立业。王玄策之所以在摩诃菩提寺立碑是因为菩提寺的菩提树下有贤劫干佛成道时所坐的金刚座，另一方面则因为此寺的弥勒瑞像具若真容，相传为弥勒菩萨亲自规摹的缘故。

王玄策的奉旨树碑，代表的是唐太宗的旨意，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断定唐太宗的弥勒信仰，但从中可以推断出唐太宗对弥勒信仰的利用与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经过王玄策的外交活动，不仅将弥勒瑞像的传说及其图像传回中国，也引起了一阵“道俗竞摸(摹)”的狂热，这对于弥勒信仰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而据《历代名画记》卷三云： “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665)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东间弥勒像，西间弥勒像。”既然敬爱寺的弥勒菩萨塑像是依照高宗麟德二年从宫内传出的，依照王玄策自西国取回的图样而塑造的，可见至少在太宗、高宗时对弥勒菩萨的瑞像图的保护是十分重视的。

在唐代帝王之中，武则天是唯一一位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女皇。在《新、旧唐书》、 《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都记载有武后利用弥勒信仰卒践帝祚之事。载初元年(690) “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武后之所以必须假托弥勒下生以取得大位，主要是用来掩盖其纂夺政权的恶名，赋予新地位合理的名目，以便于向民众宣传。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向来以儒家经典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儒家经典不许妇人参与国政，因此武后革唐为周，便不得不假托佛教的符谶了。

武后既命薛怀义等人依托佛经，造《大云经疏》，盛言弥勒出世，即应在神皇(武瞾)。又“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欲今天下百姓皆以武周政权代唐而立一事，乃佛亲口授记，是上应天意，是正当合理的。武瞾又于证圣元年(695)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同时以弥勒与轮王的身分自居。由于武瞾即天子位，握有生杀大权，朝臣或者惧身罹祸，或者媚主求荣，也常以则天比之弥勒。例如时有御史郭弘霸上表，称则天是弥勒佛身。又如证圣元年明堂大火，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姚奏曰： “此实人火，非曰天灾。……臣又见《弥勒下生经》云， 当弥勒成佛之时，七宝台须臾散坏，此无常之相，便成正觉之因。”直以弥勒七宝散坏比拟则天明堂大火，既然七宝散坏反而是弥勒成佛之因，明堂之灾又何必为则天之咎?所以“陛下若避正殿，于礼未为得也。”可见在武瞾有计划的推动之下，不少的朝臣、百姓的确建立了武则天是弥勒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弥勒造像的数量上尤其明显。

除了弥勒造像的激增以外，女性化的佛像也层出不穷。弥勒佛像的女性化，毫无疑问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的，这和北魏昙曜五窟依据帝王相貌来塑佛像一样，可能是在强调“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以弥勒自居，还要百姓如同信奉弥勒一般的信仰自己(弥勒就是武瞾)。由于武则天对弥勒信仰的推动，在则天朝弥勒信仰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到唐睿宗为皇帝时，与弥勒菩萨也有一段相关的感应事迹。据《宋高僧传·释慧云传》所载，起先慧云见歙州司马宅园中池沼有天宫影，直似兜率宫院，故决拟建梵宫，答其征瑞。后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像高一丈八尺，相好奇特。其后又买郑景宅为寺，掘地获碑，原为北齐天保六年所立建国寺，故复其旧名，并迎取前所造像至寺。睿宗太极元年改元延和(712)，是岁“应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人近寺。云移所铸像及造殿宇门廊，犹亏彩绘，遇新敕乃辍工。云于弥勒像前泣泪焚香，重礼重告曰： “若与此有缘，当现奇瑞，策悟群心。”少顷，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满城士庶皆叹希有。……采访使王志惰、贺兰务同录祥瑞，奏闻睿宗，潜符梦想，有改“建国”之膀为“相国”，盖取诸帝由相王龙飞故也。虽然慧云的建国寺属于无寺院，应在毁拆之列，但因有弥勒放光等诸瑞应，采访使特别表奏圣上；睿宗以所奏与其先前所梦冥符，因御书寺额， 赐名 “大相国寺” 。又“开元十四年(727)，玄宗东封回，车政道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 (赞宁《高僧传》卷二十六)从睿宗、玄宗父子对相国寺的特别待遇来看，我们不能说这与弥勒信仰没有关联。

此外，玄宗亦曾于开元元年(713) “以寝殿材建安国寺弥勒佛殿”，可见玄宗对弥勒信仰本身并不排斥。但在开元三年(715)时，玄宗因民间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 因为妖讹，广集徒侣”， “眩惑闾阎，蠹政为甚”，是故加以沼令禁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弥勒信仰的抑阻，事实上“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护持，先去邪道”，取谛非法，适为护持正法的手段，因此，玄宗所禁断的是假托弥勒的妖讹，并无遏止正当的弥勒信仰。据此而言，武后以来的中宗、睿宗和玄宗，对弥勒信仰不但不怀成见，甚至还有推动之功，虽说没有积极鼓吹，也不至于遏阻其发展。

晚唐时期的唐代宗也是一位崇奉佛法，相信因果报应的帝王。据《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记载：永泰元年(765)西明寺沙门怀感曾经上表云： “特奉恩命，今开百座讲《仁王护国般若经》， 以今日经周设斋庆毕，凡是生灵不胜抃跃。伏惟陛下，再造天地，明齐日月，……金绳之界弥勒下生，玉京之中轮王出现。”文中同时以‘‘弥勒下生”和“轮王出现”来比拟代宗，无疑是把皇帝的宗教地位提高并加以神圣化了，而皇帝本身自然也很乐意接受这种恭维。虽然代宗并非自己托言弥勒下生，但由怀感的表文即可看出，弥勒或转轮王与人间帝王相结合的观念，在当时还是比较流行的，而且还受到帝王的尊崇。

以上简要介绍了唐代几位支持弥勒信仰发展的帝王。这些帝王有的利用并支持弥勒信仰，也有的具有弥勒信仰。正是有了这些帝王的支持与保护，唐代的弥勒净土信仰一直比较兴盛，出现了许多以往生弥勒净土为归宿的弥勒净土信仰者。

作者：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