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的传承及其在现代性环境中的传播——海藏法师

内容提要：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余年，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由佛教中国化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时至今日，在现代性环境中，佛教的传承和传播又遇到新的挑战。毋庸置疑，佛教的传承、传播及其和社会的现代化的相适应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但也是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

关键词：佛教传承 传播 现代性

一、前言

佛教的传承、传播及其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应是一个互补的过程，尽管缺乏对称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和则双盈，离则两害。佛教所讲的缘起理论，从某种角度类似现代的“木桶理论”。坦率地说，佛教只是社会这个“大木桶”中所占比例很小的一块“木板”；但这块“木板”如果缺乏高度，那么“木桶”的容量就会相应减少。佛教自传入我国，发展到隋唐以后逐渐被中国文化吸收，而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到宋朝以后佛教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融合与中国文化之中。谈及社会的现代性就不能回避佛教以及佛教在现代性环境中的传播。

佛教自印度诞生以来，传入东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宣导和谐、慈悲、平等诸理念，教育和引导人们止恶扬善，发扬慈悲救世的精神。当人们在心灵上得到平等、知足时，物质上的贫困和缺乏就显得微不足道。也正因为人们在心灵上真正得到知足和平等，才能开显本有智慧，如理如实地去实践佛法的四摄、六度等修行德目，从而获得物质上的富足。这一点，对现代社会大众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性一词源于西方社会。从字面意义上，现代性只是“当代特性”、“现代社会的特点”的意思。现代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的社会与西方思想界讨论他们宗教与现代性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因为，没有充分现代性的中国社会，是把现代性或启蒙理性看作判断一切事物优劣的标准而使用的。因此，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论述从一开始就缺乏一种深刻反省的批判力量。这种缺失，使我们很容易对于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和困境没有认识，从而以片面的现代化理念来评判和筛选我们自身的传统资源，特别是佛教的思想。过于热情地拥抱现代性，导致了我们无法深入地探讨佛教所具的资源，特别是那些超越和非历史性的因素。

因此，佛教在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世俗化的问题中，如何在世间法与出世法之间建立起真正有实践意义的联系，既能够“顺应潮流”，又可以“沿流知返”，而不是单方面地倾向现代性。维持佛教与世法的不共法，或者说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一面，使佛教不至于变成对于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同时，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把信仰建立在具有理性的基础上。这是佛教面对传统性所必须深刻探讨的问题。

现代性对于佛教的传承和传播，绝不是简单地在论述如何去发现符合现代性的结构，或是以现代性前题来修改自己的某些原则。现代性中的佛教，应当将自己定位在社会大众生活的世俗领域之外，同时又要把自己的论域放在可供大众的信仰和实践的层面上。

二、现代性及其弊端

现代性，通常学者将其理解为一种“时代意识”，即哈贝马斯的“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吉登斯将其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现实。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凡与现代主义过程相伴的启蒙理性、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的思考和批评，都可以放到现代性这个范畴内来讨论。现代性本身也包含了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困境。

可以这么说，现代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社会，现代化也不能创造理想社会。现代化过程充满了挫折和失误，常见的失误有：财富分配不均、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社会冲突、犯罪、腐败等等问题。正因为现代社会本身有问题，我们不能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

具体到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这同样也体现出了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是加剧了人心的隔阂，人们使用语言和肢体动作的频率降低了。这就使得人们的内心思维和身体反应容易产生隔离（佛教：身口意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疾病。

心理上的疾病，如抑郁症、交流障碍等等——这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出了问题（社会问题的反应）。

生理上的疾病，如艾滋、白血病等等——这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出了问题（身体功能出了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折射）。

三、 佛教如何在现代性环境中传播

佛教的传承、传播及其和社会的现代化的相适应是一个互补的过程，但也是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探索的意义，除了打破佛教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更在于发现自身和社会存在的不足，发掘佛教的资源以解决问题。探索的旅程不在于发现新大陆，而在于培养新视角。

（一） 义理上凸显理性精神，使佛法具有普世性

佛陀创教的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人为本、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重视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去弘扬研究佛法，佛教就兴盛。我们需要研习佛法，不仅只是因为佛陀如是说；更基本的原因乃是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

佛法自内容教义上来说，固然有其根本不变的价值。然而若从研究信解的角度来讲，则应有契合时代的方法与权巧，才能古今融会贯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信息、科技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新世纪需要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发展思维科学,用理性思维工具认识自然、制御环境、改造社会。现代的思维方式、方法作为人类的重要“资源”，对它的开发，已被提到极重要的地步。

不可否认，佛陀的教义是作为一种认识而被陈述的，以正常的意识、可以理解的语言与理性的及连续性思维加以表达的。尽管对佛法的印证来自于破除“无明”执着系缚的超越感官的经验，但其内容也是能为处于正常理智的人所能理解。因此，佛陀的教义不是一种超越感官的经验，而是抽象的知识。虽然我们有限的思维，根本不能容纳佛法真实意趣的内涵，但通过理性的领会获得大致轮廓的了解，由切实的行持真正获得体证。这就是佛法解行并重的特质。

佛陀的思维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缘起分析法”，从苦的观察、苦的分析到苦的解脱，通过十二缘起的顺观、逆观，就能明白因果的规律。运用缘起法则如实观察宇宙、人生，追溯痛苦的根源，从而发现解脱之道。缘起法所表述的原理，是用理性思维从诸法中如实发现的规律。《杂阿含经》卷十二中说：“佛告比丘：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乃至纯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大正藏》卷2，85b”

缘起法是本来存在的，佛陀只是如实领悟了这一法则而成正觉，并依据自己的证悟为众生宣说。佛陀是缘起法的发现者，而非创造者。这充分说明了佛陀的理性精神。佛陀的思想特征，可以这样理解，佛陀说法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众生所具有的理性潜能，去发现缘起法则，如实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从中寻求解脱之道。

佛陀的教法指出以智慧洞见获得解脱的方法，以正知正见践履正道其本身就是解脱。但就出发点和方法来说，这一解脱的知识和我们平常所熟悉的知识概念是迥然不同的。这知识并非由逻辑思维过程和感官直接证明，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人生宇宙认识的变化和禅定等实践所得到的体验。这种体验是“离四句，绝百非”，超越了语言、思虑的范畴。正如《中论?观法品》中所说：“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槃。《大正藏》卷30，24a”佛陀在定中达到对诸法实相的亲证，继而宣讲。

凸显理性，只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大众理性精神的需求。佛法源于佛陀的内证，其本身早已超出了理性思维的范畴了。

（二） 信仰上定位为宗教，维系佛教的神圣性

在现代社会，佛教应当定位为宗教。佛教具备了宗教的特性：

1、从人生的负面切入，去体察现实人生的苦、罪等根本缺陷。佛法正是建立在苦谛上。

2、所有的宗教都要通过信仰、祈祷、修行等行为通向超越现实人生的理想境界。佛教通过念诵、禅修等方法而达到对诸法实相的亲证，特别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仪轨、唱腔更是成为佛教接引信众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3、为了推进这种理想境界的到来，宗教都要借助世俗社会的组织、权力和文化设施等各种手段。佛教的僧团组织正是这种社会组织的体现。

佛教之所以会被认为不是宗教，在于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宗教，我们信仰、崇拜、学习的对象——佛陀，是人，觉悟的人，而不是神。佛教来自宗教修行的特殊体验，又以亲证这种体验为归宿。求证解脱与体证真实构成了佛教的核心。

然而，现代社会的人们迷失于纯粹理性思辨，对一切事物抱着质疑的态度而否认其神圣性。我们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来拯救内心的苦闷、孤独、甚至绝望。当我们放弃生命终极追求的时候，当我们缺乏起码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缺失生命中神圣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及其价值就难免在精神沦落中变异乃至消亡。所以，当现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时，我们就需要用信仰来呼唤迷失。完满的人生，离不开宗教的关怀，特别是佛教。

（三） 僧团管理结构上作出适当调整，使佛教与时俱进

管理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行为。管理的目的无非是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人们所遇到人和事，也即是指导人们“如何去做”的工具。但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现代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而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各阶层和领域的认可和适用，在现阶段呈现出强势的文化态势，占据了话语权。现代凡涉及管理的话题，就避免不了现代管理制度；谈及佛教的管理也是如此。

佛法自有其超越时空的特性，但是作为佛法传播载体的佛教必须涉及到管理。佛教的管理历史，由来已久。

佛陀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以来，成立的僧团。但由于佛陀及其弟子都是遵循古印度的传统，托钵乞食而活，不蓄资财，不存在资产管理的行为；同时，早期的佛弟子们言行举止暗符法度，也不存在日常生活管理等问题。随着僧团的扩大，有的弟子善根比早期弟子有所减弱，在个人行为和僧团生活上出现了不如法的现象。为了保障僧团的和合纯洁和保证个人修学有成，佛陀本着“非犯不制”的原则，制定了相应的戒律。从汉传流行的《四分律》的组织结构来看，主要有二部戒及二十犍度等内容。二部戒是指比丘和比丘尼戒，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共三百四十八条。戒律条文主要是规定了僧团成员的言行举止、生活用具、行为规范和共同生活的准则。二十犍度的内容是有关受戒、布萨、安居等僧团内的仪式作法，与日常生活的规定。印度佛教时期的僧团，主要是通过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来实现的。

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互动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其中，寺院和僧团呈现的差异极为明显。特别是进入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团一改在印度时期的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而以寺院的形式定居，并制定了相应的日常规则。这就形成了独特的禅林清规。现存的清规达十余种之多。现在最早能见到的清规应是宋代禅僧长芦宗赜（1009——1092）撰的《禅苑清规》，而现在普遍使用的当推《百丈清规》。这些清规的内容，主要是寺院组织规程及僧人日常生活的规则，既有僧人行住坐卧等威仪的仪则，也包括了僧团集体所必须遵守的制度。另外，还有《沙弥律仪》规范了沙弥的教育守则。因此，汉传寺院的僧团管理，主要是通过印度时期佛教的戒律和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清规及相关细则来实现的。

关于僧团的管理目标，我们可以从佛陀创立戒律的原则“十句义”来把握：“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增长，六难调者令调伏，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大正藏》卷二十二，《四分律》卷第一，570页下）”可以看出，僧团管理的目标是：一、维护僧团的和合；二、实现止恶修善，使个人达到对佛法的亲证；三、促使僧团成员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四、促进佛教的持续性传播。其终极目标应该还是要达到生命解脱，成就佛果。

然而，现代管理学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是以“利己心”作为假设前提来指导社会运作的，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和追求最大利润的商家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均是满足自己的利益，在行动上理性地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的资源（时间、精力、资金等）和所处环境的信息（价格、舆论等），在精心衡量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自私自利，在佛法中是反对的。尽管现代管理学说占据着话语权，我们不能否认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如现代管理学说所指出的那样，管理只是方法和手段，并不是管理行为的终极目标。因此，佛教僧团管理借鉴现代管理方法还是可行的。

对于戒律和清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借鉴现代管理方法的可行性：

1、戒律的随犯随制与随方毗尼

佛陀的制戒本怀，既有护法安僧的内在需求，也出于社会信众对佛教清净庄严形像的外在期待。戒律的产生是因应于当时印度社会的风土人情与法律、文化制度，是为避免社会对教团的讥嫌而制定。制戒并无预设假设，完全是根据当时僧团的实际而确立、实施。佛法是因缘法，戒律的产生同样也是有其特定的时空因缘的，随方毗尼所折射的就是戒律的地域差异性与时间阶段性，小小戒可舍、十事非法诤，皆是戒律时空性的体现，佛陀最后以戒为师的遗训也是这一根本精神的再表达。
2、僧制建设与丛林清规

佛法传入中土，不仅有义理层面的冲突与对立，同时也存在制度仪轨的隔膜与不解。历代祖师所开辟的就是一条外来文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从东晋道安法师的“僧尼轨范”，慧远制定的：“社寺节度”、“外寺僧寺度”、“比丘尼节度”以及支道林所立“众僧集议节度”、法云所立“清规”，一直到唐代的百丈清规所要解决的完全是佛教如何适应社会的根本问题。百丈清规后所出现的各种“清规”其实承担的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历史重担。

所以，清规是基于戒律的精神而作出的新的创造性发挥，二者内涵是一致的。

戒律属于案例法，由佛亲制，实无修改乃至废除的可能性。清规虽是佛教本土化的结晶，但所规定的大部分还是属于僧团内部的管理。世易时移，在现代社会里清规的涵盖面已不能完全满足佛法传播的需要了。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不能使佛教偏安一隅。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赋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 ,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针对当今社会或现代人的实际需求，有必要拓展佛教的辐射面。

根据现代管理的理念，一个经营理论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组织、团体对于所处环境的假设；二、对于自身根本目标的假设；三、自身能够确保实现预定目标的优势所在。关于所处环境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的收入来源，关于目标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可以接受的结果，换言之，这种假设体现了组织、团体在宏观经济和社会中为自己设计的与众不同的位置。最后，关于核心优势的假设定义了组织、团体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傲视群雄。

佛法的根本，是要解决生命中的困惑，解决人生当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以，佛教团体的目标设定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积累的丰富的人脉和文化资源，是其他社会组织、团体不可比拟的。但是，佛教的管理主要针对内部的管理，缺乏对所处环境——社会的反思。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这种缺失障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寺院是净化人心的地方，而非商业活动场所。但是，佛教对于现代性制度的调适，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代的佛教应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2、 现代的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为经济社会重塑独特的经济文化；

3、 现代的佛教应该具有社会关怀意识和批判意识。

因此，佛教有必要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发挥入世的功能，如建立针对社会团体的心理辅导机构、针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等等。

四、结语

所谓理论的客观性只是相对的，总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受发明者和倡导者的立场观点所制约。现代经济管理学也不例外，其本身的发展无不打上时代、文化背景及社会性质的烙印。因此，我们在学习现代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生搬硬套。我们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在西方的国度里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在发展之中。同时，西方理论，尤其是通过归纳法而得到的理论，其归纳范围仅仅局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西方社会经验，即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也不一定适用，更何况是不同时期的非西方社会！例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在西方18、19 世纪的时空条件下，城市化确实促进了工业化。可是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工业化。所以，借鉴现代管理学的理念，善巧运用到现代僧团及个人行持中才是我们应具的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上面所谈及的几个问题，是我对佛教如何在文化、信仰、社会三个层面保持均衡发展的一些肤浅的想法。这里还有很多操作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上述问题，纵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但教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作前瞻性的思考，却是刻不容缓的。

现代的佛教只有回归到释迦牟尼当初以人为本的本怀上去，利益群生服务大众(利他)；在服务民众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样，佛教才能在社会中发挥化世导俗这一独特的功能；佛教能在社会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后，自然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佛教自然就能可持续地得到发展，正法才能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