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王尧

此次佛教论坛以“净心慈恩，盛世长安”为主题，这无疑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口号，是对长安佛教历史地位和现世作用的精彩概括。关于长安佛教的历史，关于长安佛教的当代意义，关于长安佛教的学术研究，关于鸠摩罗什，关于玄奘……长安佛教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文化空间，留下了太多的研究课题！

据说近年西安搞了一个“长安佛教祖庭调研”，佛教8个宗派，6个宗派的祖庭在西安，再加上法门寺这一佛教圣地，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佛教界同仁称其为“1 + 6”。仅仅这组数字本身，就足以彰显长安佛教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长安是中国十三朝的古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重镇。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后，在弘传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一个地方完成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从思想上来讲包括儒、释、道三家。而中国化的佛教，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对佛教的接受和阐扬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可以说佛教到了长安也就成了形——印度佛教正式成为中国佛教，是在长安；中国佛教走向盛世，仍然还是在长安。譬如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最后的重要工作是在长安完成的，具体地说是主要在长安的大寺和逍遥园。再如远行西域、舍身求法的玄奘法师，同样在长安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不朽业绩。如今，这慈恩寺内巍峨屹立的大雁塔，仍在昭示着长安佛教所拥有的过去与未来！若以长安佛教的发展线索为纲，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脉络，也就在总体上清晰起来了。

我于上世纪50年代投身藏学，从事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研究，弹指一挥，转眼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这些80多岁的人，亲眼看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昌盛，看到中国佛教和长安佛教的兴盛，看到中国佛教研究和长安佛教研究的兴盛，这是极好的因缘！赵朴老生前曾说，佛教的三大门派中国都有：一个是汉地的大乘佛教，一个是云南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再一个就是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确是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而以长安佛教为代表的汉地佛教，以及西藏全民信仰的藏传佛教，还有其他各种宗教信仰，共生于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并且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此，不妨从“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的关系谈起。

二

关于西藏佛教的长安渊源，可以说始于文成公主嫁到吐蕃而带去的汉地佛教。文成公主本身是个佛教徒，她从长安将释迦牟尼12岁身量铜像带到拉萨。此像又称觉阿（Jo bo，至尊）佛像，现在是拉萨大昭寺的主像，成为藏族人民心目当中最珍贵、最重要的佛陀形象。一生之中能够朝拜一次大昭寺，再到觉阿佛像面前参拜、顶礼，这在藏人看来是一种功德，是心愿的完成。这尊佛像原来供奉于小昭寺，到了金城公主入藏之后，方才移供于大昭寺之内。据传当年由于路途遥远，觉阿佛像的莲花宝座，未能随同文成公主进藏；清康熙帝于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敕建西安广仁寺，专门供奉这尊莲座至今。2006年，一尊精心仿刻的觉阿佛像和一尊文成公主像，在西藏大昭寺开光之后，沿着绵延的唐蕃古道回到西安，也供奉于广仁寺之内。言及此处，我们不得不感慨历史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拉萨小昭寺的建立，最初除了供奉觉阿佛像之外，替公主供佛的汉僧也住在寺内。义净《求法高僧传》记载，前后曾有汉僧8人，来往长安与印度之间，有的路径拉萨、作过停留，还曾由文成公主资助旅费。事实上，自文成公主入藏以来，就有不少汉僧常驻拉萨。敦煌P.2139号《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记载，汉地公主入藏之时，带有“六百侍从”，其中应该就有僧人。按P.2139号题作“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与著名的《于阗授记》（Li yul lung bstan）、《于阗教法史》（Li yul chos kyi lo rgyus）二书首尾相接，是研究汉藏佛教关系的重要文献。吐蕃赞普墀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在位）亲政之后，曾派巴·塞囊（sBa gsal snang）等人赴长安求取佛经、迎请汉僧。在西藏山南的昌珠寺内，还存有一口墀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年在位）时期的古钟，藏文铭文铸成阳文，环绕钟身两圈。钟上明确记载，此钟系“汉比丘大宝监铸”（rGyavi dge slong rin chen gyis blugs so//），信实地证明了汉地僧人在西藏的佛教活动。此外，吐蕃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留学长安，也势必受到儒学及长安佛教的影响。

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吐蕃在桑耶地方建成大寺，佛教在西藏开始迅速发展。桑耶寺的主殿，是一座三层建筑，下层是西藏式样，中层是汉地式样，上层是印度式样。按所谓“桑耶”（bSam yas），乃是汉语“三样”的另一种译法。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档案局保存的《喇协》（Bla bzhad）一书，把“三样”（Lugs gsum）写成了Lug gsum，并解释为“三羊”，取“三羊开泰”的吉语；还指责“三样”是“三羊”的误书，后人不解其意而妄解为梵、藏、汉三样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西藏佛教所具有的汉地渊源。著名《登迦目录》（lDan dkar ma），是吐蕃时期三大佛典目录之一，堪称藏文大藏经最初的一种编纂尝试，其中就有34种经书明标是由汉文译为藏文。这种情形，想必与汉僧在西藏的活动有极大关系。当然，吐蕃接受佛教以后，也从印度聘请一些法师过来。当时的印度佛教，处于一种受到排挤的境遇，一批法师从尼泊尔等地流亡到西藏。这就是西藏佛教的另一个渊源，即印度渊源。至于汉地禅宗的传入吐蕃，以及佛教史上著名的“吐蕃僧诤”，在学术界曾引发研究的高潮，同样反映了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的深刻关系。《佛祖统记》卷41记载，公元781年（建中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绣、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云”。这与藏文一侧的记载完全呼应，无疑是汉地长安禅宗传入吐蕃的直接证据。1942年，吕澂先生曾出版一部《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佐证。

若从文化发展的眼光观察，吐蕃时期社会思想活跃，文化有了很大提高，文字也得到推广，藏人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佛经故事把人世间的苦难，以形象的语言与诗的形式，加以比譬言传，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思维和灵感。汉地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通过敦煌等地作为枢纽，大大丰富了藏人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经书的翻译、文学的创作、艺术的生发，可谓是空前的繁荣。《解深密经疏》的撰写与翻译，便是一个极为显著的例证。《解深密经》5卷，玄奘于647年（贞观二十一年）译于长安，共分8品。藏文本译者不详，收在《甘珠尔》（bKav vgyur）众经部。此经解释大乘境、行、果的深义，乃慈恩宗唯识法相学说所据的重要经典。新罗王孙圆测，是玄奘的弟子、西明寺唯识派的巨匠。玄奘译出《解深密经》之后，圆测便造了此《疏》，举凡40卷。陈寅恪先生当年考证，《解深密经疏》的藏译者为管·法成（vGos Chos grub），感慨“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按《解深密经疏》藏文本题名vPhags pa dgongs pa zab mo nges par vgrel pavi mdo rgya cher vgrel pa，可译作“圣解深密经大疏”，收于北京版方册本《丹珠尔》（bsTan vgyur）第106函，明言管·法成自汉本译出并校勘。此《疏》的汉本已经遗失，辛有法成的藏译保存完整，其后6卷由观空法师由藏文还译为汉文，使千年古籍得以复其原貌。完全可以说，管·法成与观空法师的业绩，并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两段佳话，表明长安佛教与西藏佛教深刻联系。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人迹罕至，藏文化的神秘感以及原生态都与此有关。但藏文化决不是封闭的文化。关于汉地佛教文明向西藏的传播，以上例证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此外，特别是公元11 世纪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文化，不断地向内地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靠拢，这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持续近千年的靠拢，使藏文化牢固地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形，从长安地区的相关藏传佛教遗迹便可得到证明。西安荐福寺内的小雁塔旁，存有一通明代正统年间的圣旨碑，一侧镌有明代重修荐福寺的图形，另一侧则刻有正统十四年（1449年）颁发给藏僧“勺思吉坚参”（Chos kyi rgyal mtshan，法幢）的圣旨。碑文记载，勺思吉坚参为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于宣德元年（1426年）领受“钦赐度牒，回还到陕西西安府荐福寺住坐”，见古刹丛林破损严重，遂于宣德七年（1432年）发心，化缘修缮。又据王辅仁先生说，小雁塔的上部还有藏文题记。总之，《正统圣旨碑》及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可以说是藏传佛教东传过程之中在长安的“惊鸿一瞥”。

三

中国56个民族之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0个民族。他们的信仰不是一家两家、一户两户，这个信仰属于全民的信仰。而藏传佛教，也同样是全民信仰的宗教。我们投身藏学工作、研究西藏佛教，从一开始就必须学好藏文。要和藏族进行语言沟通、文化交流，才能懂得血浓于水，认识许多深刻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甫建。季羡林、于道泉二位先生向国家建议，专门培养涉及边疆民族的研究人才，提倡从民族语言开始。于教授在海外16年，深感中国藏学研究应加强语言训练，培养专门人才。他是最早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当时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而已。因此，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系”。从各个大学抽调学生，专门加以培养。一度达到400多人学习各个民族语言，我学的是藏语。我从南京大学来北京时，没有别的课程，就是一门语言。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那是一个藏语环境，后院有一片房子，我们就在那里学习。贡噶活佛，是我们到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我们在贡噶山上拜师的时候，上师高兴地说：“你们这批汉人都是青年，我很乐意教！”通过语言学习、庙里生活，有了很好的直观训练的机会，对西藏佛教和藏族人民的关系、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异同，都有了切身的体察。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后一句的意思，是说边疆各个民族都聚会于首都。当时，十四辈达赖喇嘛、十辈班禅喇嘛都来了，而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我们作为大会服务人员，有机会跟他们多次接触。1954年底、1955年初，恰是藏历木羊新年。新年前夕，毛泽东主席亲自到西藏代表团驻地，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拜年。这个场面被拍成彩色照片，后来在藏区发行很广，许多百姓都在家里都供养了起来。正是“万方乐奏有于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上面差之毫厘，下面失之千里。好比在耍龙灯，龙头举在那儿，手一转，龙尾巴就不知甩到哪里去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中国现在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恰恰是整合了这些事情。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第一次活动就是领代表团到西藏去。我是一个纯粹的教书人，当时他亲自点名让我随同，可以看出国家对西藏的重视。从那时到现在，西藏发展多快！以前进藏步行、骑马，到拉萨得两三个月。到了现在，可以乘坐青藏火车。在雪域高原上修建一条天路，那是容易的事吗！国家对西藏的事情，还应继续努力。还有我们新疆的事情，也是如此。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什么才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民族、边疆的和谐发展。回想过去一些往事，我觉得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宗教界、民族界以及各层、各界，都应提倡一个“和谐”。目前，国家很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其实重要一方面就是佛教问题。佛教界无疑是一个努力的渠道，可以为国家的总体建设服务。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倡4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个“和谐”怎么做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该“从心做起”！记得2004年，韩金科先生随团护送佛指舍利到香港瞻礼，我参加了。尽管我在法门寺也瞻仰过佛指舍利，可是到了香港则别有一番特殊的意义。此前的2002年，台湾同胞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瞻礼，“佛手牵两岸，一月映三江，雷音震五洲，”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这是一件极好的功德，能够有力地团结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华人当中，佛教事业起着一种维系的作用，不是别的力量所能达到和取代的。1998年，为了纪念佛教入华2000年，韩金科先生和法门寺博物馆在西安发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也参加了。印度、尼泊尔两国的驻华大使都去了，好像中国驻印度大使陈瑞声，还在会上担任了翻译。陈大使当时说：“我20多年没有做翻译了！”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

最后，祝愿长安佛教继续发展繁荣，长安佛教研究继续发展繁荣！

文：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