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兴唐寺与两次唐蕃会盟---杨铭

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

唐代长安在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仅举出长安兴唐寺在两次唐蕃会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探讨唐蕃双方何以要在该寺举行会盟，这便是本文的主题。

早在唐太宗时期，长安佛教界与吐蕃就开始有了联系。据藏文古籍《松赞干布遗教》记载，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为感谢中国国王资助他击溃入侵者，使佛法重放光明，特将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奉送给中国国王。贞观年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文时，唐太宗将这尊像作为嫁妆，由长安送抵拉萨，直到现在还供奉在大昭寺里。

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唐玄宗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派遣桑希( sang - shi )等四人做为“求取汉地经典之使者”，来到长安，与当地的和尚进行了交流。在与皇帝相见并献上赞普的礼品后，皇帝赏赐给赞普“金写佛经一千部”，以及其它大量礼物。[①]同一时期，赤德祖赞还遣大臣往岗底斯雪山迎请护密和护寂两大班智达来藏，又从唐都京师翻译了《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白孜旃陀罗室利》和医学典籍甚多。[②]

进入中唐以后，赤松德赞（757-779年在位）又派拔塞囊（sba-gsal-snang）一行赴长安取佛经，请汉僧。《贤者喜宴》记载，在吐蕃使者赴长安的路上，远近的和尚以及汉地信徒多如云集，对于吐蕃使者予以盛情款待和供奉，然后送至葛西(寺)( keg shi )。唐皇随即派人请来和尚，吐蕃使者从和尚那里得到了修行教诫和教诲。[③]

建中二年（780），吐蕃遣使至长安，“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之。”[④]

在了解以上在长安发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背景后，再来讨论发生在兴唐寺的两次唐蕃会盟，便能更好的理解双方选择此地点的意义了。

这两次发生在长安兴唐寺的唐蕃盟誓，分别是永泰元年（765）和大历二年（767）。关于第一次会盟，《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记载：“永泰元年（765）三月吐蕃遣使请和，诏宰臣元载、杜鸿渐与之盟于兴唐寺。”《旧唐书》列传一四六 《吐蕃传》所记略同；《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请和，遣宰相元载、杜鸿渐等于兴唐寺与之盟而罢。”

毗沙门天王决海 -莫高237窟（中唐）

第二次会盟。《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大历二年（767）四月，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使同盟于兴唐寺。”《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二年(丁未、七六七)，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

关于兴唐寺的位置，《唐会要》卷四八《议释教下》：“兴唐寺，太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胡三省注释更详：“ 程大昌曰：安国寺在朱雀街东第四街之长乐坊，兴唐寺别在向南一坊，开元八年造。《会要》：兴唐寺在大宁坊，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改为兴唐寺。”

这两次唐蕃会盟为何要选择在兴唐寺举行呢？原来这是一座有着密宗传统的寺庙。

《大藏经》50册《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曰：“释一行，俗姓张，巨鹿人也，本名遂则，唐初佐命剡国公公谨之支孙也。……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大仪）。又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秘印，登前佛坛受法王宝。复同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佛经。[⑤]开后佛国，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睿宗、玄宗并请入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所翻之经遂，着疏七卷，[⑥]又摄调伏藏六十卷、释氏系录一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

综合其它文献可知：释一行，俗张氏，巨鹿人。本名遂，武后时佐命剡国公公谨支孙。幼依普寂禅师出家，后往天台山国清寺受算法，造大衍历。玄宗召入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开元十五年（727）卒于京师华严寺。谥大慧禅师。[⑦]

关于兴唐寺一行和尚的事迹，尚有一些佛教文献记载。《大藏经》51册《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下》曰：“兴唐寺一行和尚，博胆天文。学通内外。唐、梵经史无不洞明。每与玄宗皇帝行，座相随论，理国及预，翻经不暇传法。”

一行和尚还是唐代密宗“胎藏界法”的传人和经典传译人之一。《大藏经》75册《胎藏大法对受记第七》：“胎藏界法相承。……大日如来，金刚手。大那兰陀寺达磨掬多，同寺善无畏，保寿寺玄超，兴唐寺一行。”[⑧]《大藏经》78册《小野六帖卷第五》：“凡胎藏大法有六种本：《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花胎藏海会悲生曼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会方便会第一》，京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授法弟子一行笔受，译语比丘宝月；《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菩提幢诸尊密印标帜曼荼罗仪轨》，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受法弟子一行笔授，译语比丘宝月；《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迦持经大悲胎藏转字轮成三藐三佛陀入八秘密六月成就仪轨》，京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授法弟子一行笔授，译语比丘宝月。”

兴唐寺除了有密宗传统之外，自然还有其它与吐蕃佛教文化相近的地方。据卢宏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记载，该寺中唐时建有毗沙门天王塑像，是经过数任刺史的持续经营方始竣工的。

《文苑英华》卷八一九所收卢弘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曰：“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寳塔，其时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善善恶恶，保绥斯人”。“兴唐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眄隙地得胜槩，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阳卢公周仁，薪骨涂肉以立之。后刺史河南浑公锋，施丹凝素以完之。终而司勋京兆韦公磻，挥金致缋以美之。窥三君子同心构物之道，顾斯人之肥瘠，岂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⑨]

吐蕃武士像

唐代毗沙门天王像的原形，来自“瞿萨旦那”亦“于阗”国。《太白阴经》卷七《祭文书药方总序》：“毗沙门神，于于阗城有庙，身披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化塔，祗从群诸，殊形异状，胡人事之”。[⑩]到后来因为受吐蕃文化的影响，中唐时期的毗沙门天王像具有了吐蕃武士的特点。有学者指出，重要的证据是，这之前汉人画的毗沙门天王像身着的铠甲比较短，没有弯刀；而吐蕃武士身着长铠甲，腰配弯刀。此后，吐蕃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逐渐开始传播，到宋代以后，开封等内地寺庙都有保存，这是汉藏之间艺术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例证。[11]

[①]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3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55-56页。

[②]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汉译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据刘立千注释：《金光明经》，据《布敦教法史》，此经是郭·却朱译师从汉文经本翻译的；《白孜施陀罗室利》是汉地的星算历数学的书名。同前引，第202-203页。

[③]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8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39-40页。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五十一册， No. 206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⑤]毗卢遮那佛，又名“大日佛”、“大日如来佛”。按，佛有三身，分别是：法身、报身和化身。分别用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来象征。其中法身佛即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即是中道之理体也，佛以法为身，故称法身，法身处于常寂光净土。其实十方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法身象征了世间宇宙的一切法皆有此出。

[⑥] (唐)释一行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影印本。

[⑦]《全唐文》卷九一四。

[⑧]胎藏界，梵文 Garbhadhātu 的意译，密教对本具理性（五大或净菩提心）的喻称。谓佛性隐藏于众生身中，或理性摄一切诸法，具一切佛功德，犹如子藏母胎，故名。密教认为宇宙由金刚界和胎藏界两者构成，胎藏则源于大日如来之慈悲，这种慈悲有如母亲怀育胎儿一般，可以包容一切，培养众生的先天的悟性。胎藏界法分为佛部、莲花部、金刚部三部。

[⑨] 《文苑英华》，影印宋刊本，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4325页。

[⑩] 《太白阴经》卷七《祭文书药方总序》。

[11] 谢继胜：《中国民族报》2009-7-31。

作者：杨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