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四川佛教义学及其与长安的关系---段玉明

按照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专以弘阐佛教义理为事的高僧计有120家，较常弘阐的经律论疏则有《大涅槃经》、《摄大乘论》、《四分律》、《法华经》、《华严经》、“三论”、般若系经典、《十地经论》、《维摩经》、《胜鬘经》、《大智度论》、《成实论》、《大乘起信论》、《俱舍论》、《毗昙学》等[1]。其中，如《摄大乘论》、如“三论”等的弘阐，四川都是重要的中心之一。而此中心的形成，则有赖于长安佛教的持续性影响，试述论于下。

一

唐初佛教义学，以《涅槃经》与《摄大乘论》的弘阐最得时尚，“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槃》、《摄论》最为繁富”[2]。按佛教文献记载，隋唐之际四川弘阐《摄大乘论》者有慧远、灵觉、道卓、道基、道因、慧景、宝暹等人。

据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释慧恭传》称，慧恭于北周末曾与慧远相约外出访道。慧远北上长安，慧恭东下荆扬。慧远在长安习得《阿毗昙》、《俱舍》、《地持》、《成实》、《毗婆沙》、《摄大乘》等经论后，回到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3]，推动了四川佛教义学的发展，尤其是摄论学派的引入，直接导致了后来四川摄论学的兴盛。

慧远之后，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释智凝传》：“有学士灵觉、道卓，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逸（晚）还益部，弘赞厥宗，故岷洛（络）《摄论》由之而长矣。”[4]按道宣的记载，灵觉、道卓皆为智凝弟子。智凝为隋代僧，师从彭城靖嵩研习《摄论》。隋时《摄论》之学，以长安、彭城为其中心——长安以昙迁为代表，彭城以靖嵩为代表。智凝师承靖嵩，后于长安开讲授徒。灵觉、道卓受学于智凝，在长安时已有声名。晚年回到四川，专弘靖嵩一系《摄论》之学，影响巨大——“岷洛（络）《摄论》由之而长”。

道基（577前～637），俗姓吕，东平（今山东东平）人。14岁时游学彭城，“博听众师，随闻成德”，“讨论奥旨，则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则思超文外”，在徐州河北一带颇擅声名，“徐许腾其明略，河海重其义方；致使侪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书令杨素闻其声名，竭力推崇，誉为“佛法之后寄”，请于东都讲扬《心论》。大业年中（605～616年）召入慧日道场，被众推为“玄宰”，“自大法东流，斯席为壮观也”。隋末大乱，道基先游锡于南郑，复西上于巴蜀，“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莫不廓清游雾、邪正分焉”。后住锡于成都福感寺，“敦阅大乘，弘扬《摄论》”，贞观十一年（637年）示寂，世寿六十有余[5]。道基摄学直承靖嵩[6]，且为当时海内景仰的摄学大师。他的入蜀，把四川《摄论》义学推到了全国前列的位置。

道因（587～658），俗姓侯，濮阳（今河南濮阳）人，“禀祜居醇，含章纵哲”，少小即有老成之德。后诣灵岩寺出家，精习《涅槃》，“宿齿名流，咸所叹服”。转投彭城靖嵩法师门下，学习《摄论》。时从靖嵩习《摄论》者众，“晓四分者，方许入听”。道因以其“业行攸高”，独于其中，并深得靖嵩推揖，“每敷《摄论》，即令覆讲”。值隋末丧乱，避难入蜀，住锡于成都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有宝暹法师，名动一方，时送疑难。道因释难答疑，“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一时，蜀中上下“共籍芳声，俱申虔仰”。后移彭门山习道安居，营寺弘法，摩崖刻经，蔚成一方净场。唐初，应召入京，参与玄奘译场。又应慧日寺主楷法师[7]之请开坛讲法，“帝城缁俗，具来谘禀；欣焉相顾，得所未闻”。显庆三年（658年）三月示寂于长安慧日寺，世寿七十有二。次年，归葬于彭门山光化寺，“道俗送葬，数有数千”[8]。道因佛学宏阔，《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对法》、《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无所不通，而尤长于《摄论》、《维摩》，有章疏传世。其对四川《摄论》义学的影响之巨，应该不在道基之下。

此外，蜀中弘扬《摄论》著名者还有慧景、宝暹。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四《释道基传》：“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慧）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采。（宝）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倚伏，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自预比肩，莫有沦溺。”[9]其中，宝暹本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北齐时曾与道邃、智周等人西行求法[10]，“殖艺该洽，尤善大乘”，隋时已很有名，“学徒来请，接武磨肩”[11]。从“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推断，两人能在隋时义学中心的京洛擅名——宝暹尚敢“傲尔其间”[12]，应该均有很高的水准。按道宣的评语，慧景应该长于文辞，而宝暹则应长于玄辩。宝暹之入蜀或因流放[13]，慧景之入蜀则以隋乱[14]。入蜀以后，慧景住锡彭门，宝暹住锡成都，各自擅名一方。仗恃自己的博恰善辩，宝暹晚年尤喜与人抗论，曾与道因有过交涉，为其折服。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四《释道基传》评价宝暹：“末年耽滞偏驳，遂掩徽猷，故不为时匠之所班列。”[15]不入时匠班列，并不说明宝暹没有水平，其与慧景似皆不愧唐初四川摄学的一代大师。

慧熙，俗姓赵，成都郫（今四川郫县）人，“童稚出家，善明篇韵，文笔所趣，宛而成章”，与绵州（今四川绵阳）震响寺之荣智齐名。后与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微相善，“因即屏绝人事，栖心禅业”。受俱足戒后，遍览经律，“摘采英华，用为赏要”，尤其精于《摄论》与“三论”，曾以尘识之义难问道基。晚住成都空慧寺，“立性孤贞，不群诸偶；弊于食息，专想虚玄”，“时发幽问，吐言高远；预有元席，皆共惮之”，年九十示寂[16]。以其批评道基摄学尚未打通小乘与大乘判断，慧熙摄学应有很高的造诣。而与前面诸师不同，慧熙基本上是四川本地培养出来的摄学高僧，由此足见唐初四川摄学的水平之高。

根据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弘扬《摄论》的高僧计有26位，划于四川的有道基、道因两位[17]。此外，划于长安的慧景、宝暹二人，落脚于彭门、蜀垒，也应属于四川高僧之列。两者合计，唐代前期四川弘扬《摄论》的高僧约占总数的1/6稍弱。加上智凝弟子灵觉、道卓，并及本土成长起来的慧熙，应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比于全国仅有长安一地胜出，足见四川《摄论》义学在唐代前期的地位之重。就其渊源，四川摄学主要应是承继彭城靖嵩，而其基地则以成都、彭门为其重镇。

二

与《摄论》义学齐名，就是“三论”义学中心的形成。按照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四川弘阐“三论”的高僧计有慧棱、灵睿、慧震、慧嵩诸人[18]。其中，“慧棱”在《续高僧传》中作“慧棱”，“慧嵩”当为“慧皓”之误。上面提到之“尤耽‘三论’”[19]的慧熙，尚不在其统计之列。另有绵州大施寺高僧世瑜，亦在“三论”义学上颇有建树。

慧暠（547～633），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幼年出家，“收览经义，弘导居心”，“跨染玄纲，希崇《大品》”。后从“世称郢匠，通国瞻仰”的荆州茅山明法师习学“三论”，“谘奉无倦”。三十岁时荣登法座，“受业传灯，分风徙（从）化”。隋大业（605～616）间，因念巴蜀“尚昏时网（罔）”，乃溯流江硖入蜀，“既达成都，大弘法务；或就绵梓，随方开训”，因此而得开明者无数，由是“结徒日盛，道俗屯拥”。慧暠化众之时制法严厉，为人怨妒，唐代武德（618～626）年间被诬入狱。出狱后，慧暠返回湖北[20]，避地于西山之阴，“陶练中观”。复归安陆方等寺开讲说法，声誉益彰。贞观七年（633年）示寂，世寿八十有七[21]。慧皓“三论”之学承茅山明正传，前后在蜀数年，“冲烟总萃，倾味正法”，“无惮游涉”，“咏歌满路”，巨大地影响过四川“三论”义学的发展。

慧棱（576～640），俗姓申屠，西隆人，少闻襄阳闰法师讲“三论”[22]，“文义之间，深有领览”。八岁从檀溪寺诞律师出家，十六岁受教于荆州茅山明法师门下，“深会其旨”。隋末返襄阳，复随慧皓法师入蜀弘化，“凡有法轮，皆令覆述，吐言质朴，谈理入微，时人同号‘得意棱’也”。慧暠遭陷入狱，慧棱连带被祸，拘于成都狱中，为囚徒讲说“三论”，“周于五遍”。获赦出狱，与慧暠法师共返安陆，“惟讲三论”，深得慧暠嘉誉：“自吾讲来，惟汝一人得经旨趣。”慧皓示寂后，慧棱还襄州紫金寺开讲“三论”，兼及《涅槃》、《大品》、《惟度》等经，贞观十四年（640年）示寂，世寿六十有五[23]。民间有阎罗王请其至地狱传讲“三论”的传说，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巨。慧棱与慧皓并承荆州茅山明，其在蜀弘阐“三论”之时，应可与慧皓相得益彰。

灵睿（565～647），俗姓陈，益昌（今四川广元昭化）人，初随家人奉道，八岁时改随智胜法师出家，居于益州胜业寺，“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隋初，高丽印公入蜀传讲“三论”，灵睿依为弟子，后随入京，“流听诸法”。隋末返回四川，住锡法聚寺中弘阐“三论”。慧皓入蜀，往依听讲三年。后返法聚寺弘阐其学，有《成实》师每欲加害，乃还于益昌隆寂寺，“常讲大乘，以为正业”，“周流讲唱，传化不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示寂寺中，世寿八十有三[24]。其示寂时，传有幡华菩萨满寺而下，迎其前往南海观世音菩萨所受生处。灵睿“三论”之学既得印公之传，复获皓公之授，当有很高的造诣，故致《成实》师惧而欲加害。

慧震（576～641），俗姓庞，梓州（治今四川三台）通泉寺僧，慧皓入蜀，于绵梓等地弘阐“三论”，慧震“大领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遥推”。慧皓离开四川后，慧震“常弘三论，听众百余”，成为四川“三论”义学的有力推动者。贞观十五年（641年）示寂，世寿六十有六[25]。其示寂时，传有异香满寺、地生莲华，“道俗万余，悲凉（泣）相结（继）”。

世瑜（583～645），俗姓陈，始州（治今四川剑阁）人，隋大业十二年依绵州震响寺伦法师出家，行头陀行。复入绵竹响应山，隐修三年，传有山猿神人供其饮食。贞观元年（627年），梦有四龙来入心眼，大悟“三论”宗旨，乃投灵睿法师门下，“所闻词理，宛若旧寻”。后住绵州大施寺弘阐“三论”，贞观十九年（645年）示寂，世寿六十有三[26]。

根据李映辉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弘阐“三论”的高僧有15家，而与四川有关者4家，分别在成都、绵州、梓州等地传讲“三论”。通过与隋代的比较，李氏进一步指出，四川地区有所扩展是唐代前期“三论”义学发展的一个显着现象[27]。无论是得于慧皓，还是得于慧棱，四川“三论”义学基本上是荆州茅山明系，因灵睿而有印公“三论”之摄，因世瑜而有本土悟解之融，终成四川“三论”义学新象。在此义学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很明显，慧暠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与慧棱虽然并为荆州茅山明弟子，却显然要比慧棱地位更高，不啻影响了灵睿（再传世瑜）、慧震，即是慧棱本人亦以师尊相待。以《成实》师“嫌此空论，常破吾心”而欲加害灵睿推测，四川“三论”义学应有相当水平，至于威逼传讲既久、影响且大的《成实》义学。

以“三论”加上《大智度论》，合称“四论”。隋代高僧神迥（566～630），以传讲《大智度论》擅名京师。贞观三年（629年），“以正道所归通务为则，遂拥锡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风草；法流亹亹，所至汪濊。”次年，神迥示寂于成都法聚寺，“四众哀恸，悲其为法来仪，未几而终，素怀莫展。益州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争趋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烟蔽空，万计哀号，声动天地”[28]。以其示寂之时益州僧俗万人哀恸判断，神迥在四川弘阐《大智度论》的时间虽然很短，而其影响却颇昭著。《大论》义学因其努力，应该是在四川得到了较好的弘传。

三

南北朝时，四川已有专以律藏作为弘阐的高僧。其如僧隐、法琳，并皆擅名一时。至于“专精律部”的智称，更是极得慧皎赞誉，言其“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29]。以此基础，隋唐之际四川律学续有高誉，如僧晃、智诜、慧主、道兴、昙逞诸人皆为一代律学名僧。

僧晃，俗姓冯，绵州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人，“威容整肃，动中规矩”，“声气雄亮，志略宏远”。早年志学，文才博达，“岷巴领袖咸所推仰”。后依宝彖法师出家受业，“学通大小，夙夜匪懈”。会梁末周初佛法淆滥，“行多浮略，迂诞毗尼”，僧晃独能超然异表，精苦自持，颇为僧俗两众所推。及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研微造尽，彬欝可崇”。北周初北上长安，“进学《僧祇》，讨其幽旨，有难必究，是滞能通”。又于昙相禅师禀受心法，“观道圆净，由此弥开”；于开禅师方等行道，“洞入时伦，无与相映”。由是遐迩讽德，声闻天庭，为北周武帝延于明德殿讲法，授与“本州三藏”。隋兴，复授僧正，受命匡御本邑，“刚决方正，赏罚严平，绵益钦风，贵贱攸奉”。前后州主十有余人，“皆授戒香，断恶行善”。晚年率众共转藏经，“周而复始，初不断绝”。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示寂于绵州振响寺，世寿八十有五。其示寂时，相传曾有种种异相，“感应之所期耳”[30]。

智诜（539～618），俗姓徐，徐州（今江苏徐州）人，“少聪敏，有志节”。游学入蜀，专习律学。北周武帝灭佛，隐于秦岭[31]。隋兴，广招硕德，智诜起赴长安，“敷扬律藏”。后以益州总管、蜀王杨秀之请还蜀，住锡成都法聚寺，“道俗归崇”。智诜戒律极严，“故其在众，屏气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被僧道恢誉为“法中王”。因嫌喧扰，复入龙居山寺隐修。及出，“意欲登剑阁，廓清井络”，为蜀王杨秀恳请留蜀，“人物争归”。唐武德元年（618）示寂，世寿八十[32]。

慧主（541～629），俗姓贾，始州永归县（今四川剑阁东南）人，六岁出家。初为斌法师弟子，后转投姜律师习律，“试听一遍，性若曾闻，乃问十关，无能解者”，号为州内“律主”。合州僧俗两众，“皆往谘问，莫不归伏”，“于是佛法方得开弘”。欲受具足，当境无人，遂入京选德于甘露寺受戒，“惟听《四分》，余义旁通”。值北周武帝灭佛，还蜀，隐于南山。传有异类禽兽供养听法，“龙飞兽集，香气充山”。隋兴，敕还本州香林寺，以弘《四分》为业。唐贞观三年（629年）示寂，世寿八十有九[33]。道世在其《法苑珠林》卷三六中誉慧主为“持律第一”[34]。

道兴（593～659），俗姓刘，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东）人，少有出家之志，十九剃落。值隋末天下大乱，避难入蜀，受俱足戒，“常行兰若，头陀乞食”。时有智舜律师[35]，号为“讲匠”，当衢开讲律学。道兴依听五遍，便能复述，“每有异见，（智）舜深奇之”。后至京师，投于智首律师门下，融通律学大义。返回四川，广听经论，再从江禅师禀受禅道，“以为征心要术”。智舜寂灭后，道兴接续律筵，“每年讲席，极为稽引”。信众非数度来请，决不轻易开讲，以示对佛法的尊重，“所以每讲律部，及发菩提心，以此励众，听者垂泣恩诲”。四方来听法者无数，至于无地留住。不止精于律义，道兴戒行亦极精严，“昼夜恒坐，曾不偃亚；未常诣市，不受别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门；不乘畜生，不服非法”，深受四川僧俗两界敬重，每有通神之类的传说。唐显庆四年（659年）示寂，世寿六十有七[36]。

此外，益州福缘寺僧昙逞（575～659），亦是当时著名的“律师”[37]。遗憾的是，关于他在律学方面的贡献，我们已经无从详考了[38]。

在李映辉先生的统计中，唐初弘阐律学的高僧，属于四川者有慧主与道兴两人。除此而外，还应有僧晃、智诜、昙逞诸人。律学之到唐初，按李氏的考证，弘阐《四分律》者已占主流，达25家之多；而弘阐《十诵律》者减为1人，弘阐《僧祗律》者则已绝迹[39]。然据我们上面的考述，僧晃不仅“偏攻《十诵》”，尚且“进学《僧祗》”，始终以此二经为律学依持，并在当时获得高名，可以算是一个异数。南北朝时，四川《十诵》律学影响很大。僧晃作为四川本地成长起来的一代律学大师，其对《十诵》、《僧祗》的别有垂青——乃至专门到京师学习《僧祗》，反映了隋唐之际四川律学在保持传统上有很强的惯性。也因为此，隋唐之际四川律学尚非尽为《四分》天下。《四分》律学引入四川，慧主具有不可埋没的功绩。其初投姜律师习律，可以肯定是学当时盛行四川的《十诵》一系。及其北上长安，“惟听《四分》”归来后，“常弘《四分》为业”，奠定了四川《四分》律学弘阐的基础。道兴律学亦启蒙于四川，其初学也应属于《十诵》一系。后上京师，转投律学大师智首门下学习《四分》，与道宣、慧瑨、慧满等为同门。他的学成归来，扩大了正宗《四分》律学在四川的影响。隋唐之际，长安是最大的《四分》律学弘阐中心，而以洪遵、智首为其宗师。四川《四分》律学承袭长安，其水平应与后来的南山律学三家逊色不多。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五《释如净传》：“隋末唐初，道宣律师以（智）首《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三卷，稍为会要，行事逗机。贞观已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40]其所以如此，慧主、道兴等人奠定的良好基础应是根本。不仅《四分》，即是僧晃、智诜等人的传统律学也都名噪一时，曾经先后在京师阐扬弘传，深受嘉誉。如果说《摄论》义学主要还是中原向四川单方面的传播，那律学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无论是僧晃、智诜，还是慧主、道兴，其初染律学并在四川，而后又皆入京师弘阐深造，终成一代律学名僧。

四

隋唐之际四川佛教义学中心的形成，是隋唐四川佛教史上值得标榜的一页。然此中心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而长安佛教的影响居功至伟。

法和追随道安由四川北上长安弘法可以不论[41]，长安佛教之于四川佛教的深刻影响，按佛教文献记载，最早似可上溯到南北朝时的昙弘。昙弘，长安人，初隐于麦积山中，与玄高为友。玄高后落谗言，被河南王迫移河北，全赖昙弘往救始得回归。慧皎《高僧传》卷十一《释玄高传》记载此事：

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闻（玄）高被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难，冒险从命。既达河南，宾主仪毕，便谓王曰：“既深鉴远识，何以信谗弃贤？贫道所以不远数千里，正欲献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诣（玄）高，卑辞逊谢，请（玄）高还邑[42]。

往救玄高之前，昙弘已在四川弘法。而且，从“道洽成都”推测，其在四川弘法时效果应该不错。影响至于域外，遂有河南王“遣使迎接”之事。昙弘入蜀的时间，杨耀坤先生考订为“刘宋之初”；而其所弘佛法，以玄高“专精禅、律”、昙弘引为“同业”推测，亦当是以禅、律为重[43]。较此稍晚，则有玄高弟子僧隐的入蜀。僧隐，俗姓李，陇西人，“游心律苑，妙通《十诵》”。因慕玄高之名，负笈往投，“学尽禅门，深解律要”，成为一代名僧。其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又东下江陵，扬名荆楚，八十示寂[44]。其嗣法弟子著名者有法琳（？～495），俗姓乐，晋原临邛（今四川崇州）人，“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及僧隐入蜀，法琳奋身以从，“克己握锥，以日兼夜”。后来，僧隐还归陕西，法琳又复随从数年，“诸部毗尼，洞尽心曲”。再回四川后，他即已经成了一位律学高僧，住锡于灵建寺中，“益部僧尼，无不宗奉”[45]。由于这些高僧的往来于长安，加上其他各地高僧的次第入蜀，四川佛教义学水平提高很快，至北魏末，已经不让于南北佛教义学盛行之区。西魏袭取巴蜀时，大批四川高僧曾被迎入长安——“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46]，“地内大有名僧皆被拘禁”[47]，成为北周初年佛教的领军人物。按照杨耀坤先生的意见，北周初年巴蜀大德高僧应已多被集中长安，留者无几[48]。

北周代魏，仍有大批高僧往来于长安与四川。其著名者，可以举出阇那崛多与智炫二师。阇那崛多（523～600），北印度犍陀罗国人，于北周武成年间（559～560年）来到长安，住于草堂寺中译经弘法。会宇文俭镇蜀，谐其同行，住锡于成都龙渊寺，为益州僧主，前后三年[49]。阇那崛多在蜀期间，曾经翻译《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重诵偈》[50]，于观音信仰的推崇贡献应多。见于记载的入室弟子有沙门圆明，阇那崛多翻译《重诵偈》时曾为笔受。智炫，俗姓徐，益州成都人，少小出家，“入京听学数年，遂擅名京洛”，受邀讲经，势若泻瓶。值北周武帝欲废佛存道，召集天下僧道议论。智炫受众共推，抗声力辩，北周武帝竟不能屈。及废佛令下，智炫东走北齐，“盛为三藏，名振东国”。齐灭，北周武帝别加器重，“待遇弥厚，与还京师”，“两都归趣，一人而已”。隋兴，隋文帝视其为“一国名僧”，礼敬有加。后以“蜀川迥远，奥义未宣”，“援首西归，心存敷畅”。受蜀王杨秀之请，入住益州孝爱寺，“供养无阙”。再入隐三学山，一○二岁时示寂[51]。此二师对四川佛教义学的贡献，亦当不在前面诸人之下。

四川佛教与长安佛教持续不断的往还，不啻是大幅度提高了四川佛教义学的水平，且为隋唐之际佛教义学中心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如律学中心的形成，就颇有赖于昙弘、僧隐、法琳等人所营造出来的律学研究基础。

除此良好的基础而外，隋唐之际一批佛教义学高僧的入蜀（包括学成归来者），直接导致了四川佛教义学中心的形成。生于四川而北上长安访道的慧远，最先把《摄论》义学引入四川。踵继慧远的努力，“擅迹京室”的智凝弟子灵觉、道卓还蜀以后，“弘赞厥宗”，四川《摄论》义学“由之而长”。再有道基、道因、慧景、宝暹等人避难入蜀，终成四川《摄论》义学的一代气象。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慧）景、（智）脱、（道）基、（宝）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52]。

文中所提到的诸僧，都在《摄论》义学方面造诣极深，号称“法将”。较之于《摄论》义学，“三论”义学似多受到荆州义学的影响。虽然如此，高丽印公入蜀传讲“三论”，多少应有长安义学的成分，故灵睿依为弟子后，尚相随入京“流听诸法”。至于《大智度论》的在蜀传讲，则基本上是长安高僧神迥的功劳，“道俗虔虔，靡若风草；法流亹亹，所至汪濊”。

四川律学的成为气候，借助先前奠定的良好基础，僧晃、智诜、慧主、道兴诸僧的往还长安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僧晃曾于北周初北上长安，“进学《僧祇》，讨其幽旨”。智诜游学入蜀，专习律学，再赴长安“敷扬律藏”，后还蜀弘阐律部，“道俗归崇”。慧主依姜律师习律，号为州内“律主”，因嫌四川无人，乃复入京，“惟听《四分》”，北周武帝灭佛时还蜀。道兴律学发蒙于蜀，后上京师，转投律学大师智首门下学习《四分》。慧主、道兴的学成归来，扩大了正宗《四分》律学在四川的影响，且追洪遵、智首为其宗师。

由上看到，隋唐之际四川佛教义学中心的形成，长安佛教义学持续不断的影响起了关键的作用。而这其中，南北朝时的动荡、北周武帝灭佛以及隋末天下大乱当是三个主要因素，刺激了大批长安义学高僧的入蜀，“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53]。在此期间，天下稍安之时，则有大批四川高僧前往长安问道求法。他们的学成归来，拉近了四川佛教义学与域外佛教义学的距离。两者结合，外加别的一些因素，终将四川佛教义学推向了全国中心的地位。前来四川求学问道者不在少数，玄奘兄弟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两个典型[54]。

[1]参见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59～163。

[2]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义解篇总论》，《大正藏》第50册，页549中。

[3]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释慧恭传》，《大正藏》第50册，页686下～687上。

[4]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释智凝传》，《大正藏》第50册，页505上。

[5]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释道基传》，《大正藏》第50册，页532中/下。

[6]按，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释靖嵩传》称靖嵩示寂后，“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飡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由此可知，道基应是靖嵩亲随弟子。

[7]按，有学者认为此“楷法师”即玄楷，曾在无极高翻译《陀罗尼集经》时为笔受。参见王大伟《<摄大乘论>在四川的传播及影响略探》，载《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第15辑（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

[8]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道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5～26。

[9]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释道基传》，《大正藏》第50册，页532下。

[10]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大正藏》第49册，页104中。

[11]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道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5。

[12]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道因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5。

[13]按，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释志宽传》：志宽流放西蜀，“路次潼关，流僧宝暹，足破不进。宽见卧于道侧，泣而哀焉。即舍驴与乘，自担经论，徒行至蜀，虽有事劳而口不告倦。”（《大正藏》第50册，页543中/下）说明宝暹入蜀当是被流放而来的，原因则或是受了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作乱的牵连。

[14]按，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卷一称玄奘在入蜀途中遭遇慧景，“相逐进向成都”（《大正藏》第50册，页214中），时在武德元年（618年）。由此推测，慧景入蜀应该是避隋末动乱。

[15]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释道基传》，《大正藏》第50册，页532下。

[16]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释慧熙传》，《大正藏》第50册，页594下～595上。

[17]参见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6～167、页160～162。

[18]参见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0～162。

[19]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释慧熙传》，《大正藏》第50册，页594下。

[20]按，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五《释灵睿传》：“武德二年（619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讲开大乘。（灵）睿止法筵三年，后还本住。”武德二年灵睿尤在大建昌寺听其讲法，且依止三年，说明慧皓出狱后并未立即返回湖北，尚在四川稽留了三年。

[21]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释慧暠传》，《大正藏》第50册，页522中～523上。

[22]按，灵操《释氏蒙求》卷二言此事发生在其三岁时（《卍续藏》第148册，页572上），但此明显是将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释慧棱传》之“三藏懁慧，思愿闻法，母氏怜其孤苦，相从来听襄阳闰法师三论”误读所成，不可采信。

[23]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释慧棱传》，《大正藏》第50册，页536下～537中。按，《隆兴通论》一书言其示寂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待考。

[24]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五《释灵睿传》，《大正藏》第50册，页539下～540上。

[25]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释慧震传》，《大正藏》第50册，页698上。

[26]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释世瑜传》，《大正藏》第50册，页595上。

[27]参见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72。

[28]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释神迥传》，《大正藏》第50册，页526上/中。

[29]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一《论赞》，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443。

[30]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释僧晃传》，《大正藏》第50册，页694中～695上。

[31]按，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智诜传》为“遂隐南岭，终南、太白形影相吊”，然北周不辖南岭，且与下句之“终南、太白形影相吊”不相关照，故疑“南岭”或为秦岭之误。

[32]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智诜传》，《大正藏》第50册，页613中/下。

[33]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慧主传》，《大正藏》第50册，页612中/下。

[34]《大正藏》第53册，页572中。

[35]按，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有《释智舜传》，然系赵州房子界嶂洪山僧，长于禅修，且无任何入蜀的记载，应非此之“律师”智舜。

[36]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二《释道兴传》，《大正藏》第50册，页623上/下。

[37]本觉：《释氏通鉴》卷八，《卍续藏》第131册，页916上。

[38]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二《释昙逞传》，《大正藏》第50册，页623上。按，今本《续高僧传》之《释昙逞传》前面部分已佚，与后面部分亦佚之《释道胄传》误合成了一篇。

[39]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61、页167。

[40]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五《如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365。

[41]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五《释法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189。

[42]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一《释玄高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410。

[43]参见杨耀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载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44]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一《释僧隐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432。

[45]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一《释法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437。

[46]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六《释僧实传》，《大正藏》第50册，页558上。

[47]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释法建传》，《大正藏》第50册，页686中。

[48]参见杨耀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载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按，杨先生原文为“西魏初年”。然迎延益州大德北上长安事在西魏末年，而杨先生引为推论证据的慧远北上长安学经事在北周末，故疑此处应为“北周初年”之误。

[49]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大正藏》第50册，页433中～434下。

[50]慧详：《弘赞法华传》卷二，《大正藏》第51册，页16中。

[51]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三《释智炫传》，《大正藏》第50册，页631中～632中。

[52]《大正藏》第50册，页222上。

[5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页222上。

[54]按，关于玄奘兄弟入蜀的具体情形，黄心川、释大恩主编《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中有多篇论文考订此事，可参看。

作者：段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