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禅魂

王安石（1021－1086年），北宋抚州临川人，字介甫，晚号半山。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中进士，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领三司条例使，实行变法。由于旧党的反对，不法分子作乱，加上新法不够完善，自己又不能兼听，结果王安石变法失败，二次被罢相。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罢相后的王安石知江宁府（金陵，今南京），终老一生。

青年初朝佛

王安石早年游金陵时，便与僧人慧礼交情甚笃，后来他在淮南做官时，深为慧礼的“行谨洁，学博而才敏”所折服，作了一篇《扬州龙兴讲院记》来赞颂慧礼。在皇祐年间任舒州（在今山东省滕州市）通判期间，王安石又写作了《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和《璨公信心铭》来表达他对禅宗僧璨大师“穷之弥深”之思想的敬仰。治平、熙宁之际，王安石与当时的名僧惠洪交往甚密，两人酬答之作就有五六首，他把惠洪比做“凤”与“鸥”，以表钦羡之意。

但总体来说，那时的王安石禅意淡薄，他曾题诗江宁府定力院寺壁，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开得夕阳东。当时诸葛成何事，只会终身作卧龙。”可见，王安石虽然身在禅院，却仍不忘功名利禄之事。

修持半山堂

按照宋制，宰相解位，都要带个外任的职衔，到某个地方资禄养老，不必管事。王安石被罢相后，从汴京（今河南开封）来到江宁，隐居于金陵城东北角的半山定居。宋时，这里离城约3.5公里，离钟山也约3.5公里，处在半途之中，因此被称为半山堂，王安石晚年也自号半山。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又拜王安石为左仆射，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但他始终隐居不问政治，诵经礼佛，一心参禅。

初到金陵，政治上的失意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使王安石原有的痰火症时时发作，加上旅途疲劳，他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依枕而倚，众人以为他不久人世，他也嘱吴国夫人准备后事。不料，王安石笃信佛教后，在家修持，皈依三宝，恪守五戒，念经参禅，病体大有好转，在半山度过了他最后的10年晚景。

王安石大病痊愈后，于元丰七年（1084年）奏请皇上将半山堂舍所宅院捐为寺宇，神宗准奏后赐名“报宁寺”。王安石善终后，就葬于寺后山上，与青山长存。

频攀佛学顶

最能体现王安石晚年学佛成果的，莫过于他自己著述的《楞严经疏解》了，这部著作满寓他数年学佛心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王安石对《金刚经》也作过深入研究，他概括这部经是“理穷于不可得，性尽于无所住”的要义。当时的高僧洪觉钦佩王安石深博的佛学根底，誉他“详诸师之略，略诸师之详，有表一家识妙之处”。

王安石虔诚地学佛参禅，难免遇到一些亲朋故友的不解和非难，但他丝毫不动摇。他曾对同乡后辈朱世英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不满王安石这种抑儒崇佛的思想，王安石反辩道：“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不敢从。”这种独立卓绝的思想，也反映在他《读孟尝君传》一文中，世人皆称“孟”得士，而他独讽其是“鸡鸣狗盗之雄耳”。

最早的禅词

词为“诗余”也，词在王安石那个时代的士大夫眼中，属于“艳科”，专以吟咏男女之间爱情和感伤而作。王安石却能突破这种旧式境界，以词的形式来表现禅理，首开北宋词人的风气。王安石皈依三宝后，作赞词数首。

钟山佛寺很多，王安石常在附近读书作诗，与钟山日夜相伴，这里是他礼佛参禅的好地方，所以他写作了很多关于钟山的禅诗。“飞来山上千寻路，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王安石以“山”喻“佛道”，以“日升”喻“光明境界”，这也是他生命的归宿。

凭吊费寻踪

明初，建都于金陵，半山堂邻近皇宫，被划为宫廷禁苑，“报宁寺”逐渐废败，仅留茅屋数间。清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特意在雨后新晴之日去寻胜，到半山堂凭吊前贤，并作忆旧词一首《渔家傲·王荆公新居》。

而今，半山堂仅存“半山亭”一座为标志，瓦屋数间不辨古今。有人凭吊后作诗慨叹道：“悔昔未握佛陀手，位极人臣亦招愁。参禅跳出圈城外，安祥瑞相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