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与推进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谭桂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此前，也有个别的论文探讨过鲁迅、许地山等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但这些论文不仅数量少，局限于单个作家的研究，而且大多对宗教影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1993年7月，笔者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篇论文《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不仅梳理了中国现代作家同佛教发生联系的四种类型，而且分析了现代作家接近佛学的共同的心理机制以及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所呈现的时代特征。就我寡见，这可能是最早对佛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进行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的论文，后来笔者又陆续发表了10余篇论文，对一些个案进行研究。1996年1月，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提交答辩，把佛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做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时间跨度容含了整个20世纪。此论文1999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之关系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我也有幸拜读了一些以此种关系研究为选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但总体看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并没有出现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是不是这一领域已经没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了呢？或者说是不是这一领域中的论题已经都被深入地阐述过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有许多的盲点有待于研究者的发现，尤其是还有许多论题处在浅显的论说状况中，有待于研究者的深入探讨。而深化这一领域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提升思维的层次，从梳理关系的事实层面跃入到发现问题的论理层面上来。

问题的发现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二者不可偏废。但从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的目的来看，宏观问题的探讨目前无疑更显得重要。近年来，我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方面范围从佛教拓宽到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民间宗教，这种范围的拓宽每每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正如各种族人类的意志、本能、情感、思想有其通则一样，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精神也往往是相通的，譬如爱的伦理、保护弱者、平等原则等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种宗教都恪守着这些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成果。于是，在考察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地矗立在研究者的面前：现代中国文学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现代作家的学养与精神结构既承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子，又吸取了丰厚的西方文化的养料，那么，当现代作家在宣扬爱的精神时，当现代作家在诅咒世道的不公呼唤人间的平等时，当现代作家对那些无奈的人生命运充满着悲悯时，当现代作家对那些自然中不可知的奥秘表示虔诚的敬畏时，究竟是佛教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或者别的什么宗教文化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经常看到一些论文论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同某种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列举的一些论题既可以用在佛教文化上，也可以用在基督教文化上，这种泛泛而论连问题都没有触摸到，就更不用说击中问题的本质了。要突破这种泛泛而论的局限，就必须深入地辨析在宗教精神相通的情况下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原因其宗教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恰恰就是研究宗教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最需要关注的地方。譬如平等观念，基督教的平等观是指在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与动物却是不平等的，因为上帝造物就是给人类享用的；而佛教的平等观则是众生平等，不仅指人与人之间，而且人与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又如各宗教人生之本质的认定无不说苦，但基督教的苦来之于人类始祖的罪孽，现在人类的受苦是为人类始祖赎罪，因而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有赎罪之责；而佛教的苦来之于自我的轮回，是自我前身所犯的罪孽在现世的报应。基督教的苦大多表现为一种精神重负，沉重的十字架不是压在人的肉身而是压在人的颤栗的灵魂上；佛教的苦却首先是从肉体的厌恶进入，然后才转向精神的逼迫与烦忧。再如基督教的博爱理念是一种普世之爱，既爱自己和邻人，更要爱自己的仇敌，这是基督教与其它类型宗教不同的一个根本性特征；而佛教是反对爱的，认为人一旦有爱就是执着，就会产生烦恼，但佛教对于在三界火宅中受苦的众生也充满了爱心，这种爱心用佛教语言来表达就是慈悲。博爱与慈悲都是一种进取的济世的人生观，但博爱源之于积极的入世的心念，而慈悲则根基于怜悯的出世的心念，所以前者在文学中的影响往往造成悲壮与崇高的美学效果，而后者则往往凝成一种浑厚与悲凉。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文化异质当

然不止于此，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必须引入比较宗教学的观念与方法，认真辨析这些突出的异质性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对那些一身而兼容基督教与佛教影响的作家如鲁迅、许地山、老舍等，更应该细细地去品味、区分他们作品中寄寓的宗教情怀。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有清三百年佛教逐渐式微，对文学的影响也在减弱，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文会、章太炎等人掀起一场佛学复兴思潮，使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重又得到明显的加强。五四时期出现的新文学作家大都受过这场佛学复兴思潮的影响，因而造成在新文学的发生资源中佛教文化占了一份比较突出的地位。后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日趋意识形态化，佛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逐渐淡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影响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回归趋势。所以对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在时空范围上应该拓展到最近的!" 年中国文学。这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据我所知，从个体方面来看当代与佛教文化渊源较深的作家有汪曾祺、史铁生、贾平凹、马丽华等，而从群体方面来看可供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更多。譬如90年代初期台湾佛理散文在大陆的广为流行，由于这些佛理散文往往是集束出版，而且这些散文作者既是文学家又是虔诚的佛教在家信徒，他们的写作目的不仅是对文学的热爱，而且是想通过自己体证佛法的感受来同读者交流如何用佛教的智慧抵御现代生活的机械与功利化，所以这一现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读书范围，进入到了国民精神生活的构建之中。又如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文化热与寻根热的启示，有不少作家对西藏这一神秘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结果就是给中国的文坛带来了一大批以藏地为空间、以藏传佛教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与散文作品。这些作家本身的文化背景并不一样，有的是土生土长的藏人，如扎西达娃等，有的是带着一颗朝圣者的心灵来参拜藏地文化的，如马丽华等，而有的则是完全抱着猎奇的目的来写藏地文化，如马原等。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以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珈部密宗为主体，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汉地佛教的一些因素，但藏传佛教的修法仪式种类繁多，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同藏地世界屋脊的高原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就给这块人迹稀少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出身汉族的评论家们一是对藏地陌生，二是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了解修养不够，因而在评论这类作家作品时总不免有点“隔”。但这种文学现象确实需要深入的解读，因为长期以来在藏地政治与宗教就是合在一起的，解读这种现象可以为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提供一个极有意义又极为特殊的案例。另外，80年代以来， 国家的宗教政策走向开明，佛教文化传统也在弘扬光大，佛教中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消失已久的僧诗传统又在逐渐恢复，尤其是在台湾等地，佛教由丛林走向人间，佛法更多地介入到现代世俗生活之中，僧徒们不仅用传统的诗形式而且利用现代技术下的各种文艺形式来宣讲佛理，来表达修习的感受，这些由出家信徒们写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作品，就像古代中国的僧诗一样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财富，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地整理与研究。

从课题的性质上看，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领域注重的是关系研究，梳理事实、指证事实至始至终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一定水平、奠定一定基础之后，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寻求这一关系的物化标记的层次上，而应该提升到学理探讨的层次。在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上有一些重要的命题具有开阔的学理空间，如佛教修辞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话语建构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佛教的词汇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有突出贡献的，境界、根器、品位、神思等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语汇都是与佛教文化有关或者直接从佛教用语中转化而来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一下，为什么现代作家在批判陈陈相因的传统文学意象的同时会对佛教的一些经典意象感到兴趣？作家是怎样创造性地将时代的内容注入到这些经典意象中的？

当然，从学理上来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必然要回答一个目的性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这一关系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过去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研究只有一种文学史的学术意义与价值，而与我们的当下生存没有任何联系。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第一，佛教文化虽然来之于西土，但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化以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通常主张要积极继承与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为当今社会文明的建设服务，这种可以继承与利用的民族传统文化无疑就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第二，二战以后，饱受创伤的西方文化确实在从东方文化的诗性智慧中寻找解救西方文明科技发达而人性异化的危机，这从池田大作同汤因比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其中思想的趋势，而东方文化的诗性智慧当然是指以佛、道的宗教理念为核心的人生智慧。因此，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佛教文化同中国当前的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更加强化。因此，学术界与批评界有责任以学理研究的态度来引导我们当下的文学更好地继承与转化佛教文化这一丰厚富丽的传统资源，而这种研究无疑既是目的所在，也是这一领域中亟待深化而且有着广泛空间的课题。

作者：谭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