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束僧是教法久住的最高道德——如觉法师

戒律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伦理精神，根据律藏文本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戒律在制定过程中因时、地、事、人的差异，而体现出丰富的伦理精神，主要有因事与人之心理的不同而现出的人性精神，因时空条件不同的随宜性，制定、实施过程的民主性，以法束僧的法治特点，这些都是为达成个人解脱、教法久住的最高道德诉求，因此也是诠释与实践戒律的基本伦理准则。

（一）人性精神

原始佛教的戒律，形成于僧团建立之后的若干年。最初，佛陀度弟子们出家，并没有事先制定现成的制度（成文法），而是因弟子们不能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神去处理日常的修学生活，经知惭愧的弟子们的劝请，他才为了教法久住之故，对其所犯进行批评；并制定相关限制性条文，要求僧团大众从此以后不得再犯，否则将按所犯的轻重进行惩治。佛陀认为：“如来亦复如是，不以无过患因缘，而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然舍利弗，当来有正信善男子，于佛法中信家非家，舍家出家，或有心乱颠倒，起于净想，三毒炽盛而犯诸罪。舍利弗，是时，如来当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在《四分律》中，佛陀也认为：“如来未为诸比丘结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者，然后世尊为诸比丘结戒，断彼有漏法故。”这说明佛教的戒律是舆人的自我觉悟有关，当弟子们能自觉修学正法断除三毒，就不会以诸多具有强制色彩的条文约束大家，而等到出现了不守戒的情况时，才不得不进行诸多戒条的制定，并以它来达到断除有漏法的目标。从这里，可看出佛教戒律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反映了人性的精神内涵。而且，每一条戒的制定，都有不知惭愧者以身试法的背景。由此制定的戒律，表达了佛教非律法主义者的思想内核，足见其符合人性的原则，它随众生根性的变化，才有越来越多的繁琐条文，其目的最终还是在于使不同根性的众生获得清净。

（二）民主与随宜

早期佛教戒律的制定过程，基本上是通过教团大众集会商议之后订立的。如最初第一条学处的出现，就是因有个别弟子出现了不如法的行为，佛陀便集合大众，一起来讨论其所犯戒的轻重等，并以此为契机，告诸弟子此后再有同类情况出现时，应如何处罚。《摩诃僧只律》曾载：“佛告诸比丘：依止昆舍离诸比丘，皆悉令集；为诸比丘制戒，乃至已闻者，当重闻。若比丘于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还戒而行（某某）法，是比丘得波罗夷罪，不应共住。”而在处罚个别犯戒者时，也强调了集众商议的羯磨作法，并允许犯者作自我陈述，这主要体现七种灭罪方法之中。《四分律》载：“若有静事起，即应除灭。应与现前昆尼，当与现前昆尼；应与忆念昆尼，当与忆念昆尼；应与不痴昆尼，当与不痴昆尼；应与自言治，当与自言；治应与觅罪相，当与觅罪相；应与多人觅罪；当与多人觅罪；应舆如草覆地；当与如草覆地。”其中，现前毗尼强调了当事人于大众前，一起抉择有关犯戒的问题；忆念昆尼重在要求当事人自己作陈述与辩护；不痴昆尼主要是为保护有精神病者，在发病时的行为不构成犯戒；自言治是让当事人在大众前对其错误进行忏悔；觅罪相是让大众对彼所犯还有疑问处的进一步核实；多人觅罪则是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表决，只有征得多数人同意才可执行；而如草覆地是将争执不下的问题，经僧团依律处罚后，于此事上像草覆地一样，不得再起争论。从这几条处罚原则来看，戒律的处罚制度具有相当的民主特性。

（三）德法并施

佛教的法治精神，早在释迦时代就相当重视，如《摩诃僧只律》卷一云：“（佛言）如是舍利弗，如来不广为弟子说九部法，不为声闻制戒，不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后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来广为弟子说九部法，为声闻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度之后教法久住。”这是说，佛陀制戒、以戒束僧，是从佛教未来发展需要的长远眼光考量的，而法治观念正是缘于僧团管理的实际需要，必须予以贯彻执行，否则教法难于维系。这一理念强调了建立制戒与说戒的法治机制，是有效保障佛教顺利发展的根本动力。昭慧法师也认为，以戒为师是让我们要建立法治理念，使僧团在健全的制度下维持和合清净，达成最高之久住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略窥戒律的立法理念，也同法律一样具有一定的法治特征，是佛教伦理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化、外在化表现，它让我们领会了“以戒为师”的深刻内涵。

（四）程序合法

僧团戒律在实施过程中，相当重视合法原则。此处所说的合法原则，是指以具体的戒律文本为准绳，由精通戒律的律师对个人的犯戒行为进行判定；然后，根据羯磨法中的规定，如律的进行忏悔的程序合法原则。在《律二十二明了论》中，对此以“五方”进行说明，而道宣律师更在此基础上，增加到九个方面的内容。1．知其罪名种相。即要知道自己所犯的为本类罪中的哪一条哪一款。2．知成不成覆藏。要求自己或知情者回忆是什么时间犯的罪，是否有开许的情况，到忏悔时大致有多少天。3．知用僧多少。要确定需要用多少清净比丘前求悔，才能将所犯罪清洗。4．知用圣教。忏悔者要明白忏悔本罪，须用羯磨法中的哪一种。5．知忏仪置设。要知道行忏悔时必须先做什么后做什么。6．覆日长短相从。在处罚之时，须依覆藏所犯罪时间的长短进行别住。7．明总别忏法。忏悔之时，根据犯戒时间的长短，有无故意覆藏的隐瞒情节，以及所犯戒是哪种、有几条等，然后提出相应的忏悔要求。8．明正加羯磨。即行忏悔者在忏悔时应具备何种威仪，应知如何作羯磨等。9．明夺行、诫敕。组织忏悔的僧众，必须在忏悔结束之时，告诉求忏者处罚的目的与意义，并将在忏悔期间应注意哪些问题，向忏悔者宣告。最后要把此事告之大众，让大家在此期间能如法教诲忏悔者。这几条原则是佛教戒律判罪的必经环节，而能否按照这些程序操作，则关系到如律如法的佛教治罪精神能否有效贯彻执行。

我们通过以上的简要讨论，可知佛教戒律在制定及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精神，作为制度伦理的范式，为今天佛教制度的订立与实施，提供了制度伦理的范型。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佛教戒律订立与实施时的人性精神，为更好的体现人生佛教的思想精髓，提供了制度前提。二、戒律制定过程中因时、地、人、事的随宜性特征，体现了佛教戒律制度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源头活水，这为佛教制度的创新与重新诠释提供了理论依据，避免了佛教制度在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下，因封闭个性而陷于“制度缺失”的尴尬处境。三、从戒律制定所反映的民主特性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戒律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单极倾向（以个人意志为核心），这为保障戒律的实施提供了群众基础；四、德法并施的思想，为达成个人解脱与僧团和合及佛教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外护。

总之，佛教戒律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伦理精神，为我们把握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对弥补今天制度的缺失来说，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历代丛林清规，在制度创新上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但是，在今天新时代背景下，佛教的制度建设依然还没有完成，我们同样还面临如太虚所说的“中国向来代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的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的任务，也就是说佛教制度的重新整合，依然是佛教界新世纪迫在眉睫的问题。

作者：如觉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