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韦勇 潘虹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一种宗教，它的创始人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后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佛教开始只在恒河两岸流传，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232）时代，开始传播到印度各地，并影响其他国家；向西传到希腊、埃及，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东传到中国、日本和朝鲜。7—8世纪时，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获得长足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苦、一切皆空。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广泛与深远，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既有“迹”又有“神”。“迹”，指实实在在的佛教文学作品，如翻译佛教经典本身的文学性，佛教僧徒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量表现佛教题材的作品等等。“神”，则指佛教思想对中国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的影响，也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学内容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融入作家的血脉之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渗透更为深广，而又往往不易觉察。总之，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

　　形式方面，首先是佛经的翻译，给中国文学开辟了一块新园地——翻译文学。如《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首楞严经》，译笔壮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特别是《百喻经》、《目莲变》两书，其文学性更强，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其次，佛教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古代印度学者研究的一种近于训诂学和词汇学的声明论，导致了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而佛教自南北朝以后开始推行“转读”、“梵呗”和“唱导”，而所谓“转读”也叫“唱经”、“咏经”，即诵读佛经，使人听懂；“梵呗”是佛教赞歌，以声音感人；“唱导”即宣唱开导，讲经说法。这三种方法都是吸引民间信徒，扩大影响，把佛教深入传播到民间去的路子。其宣传教义的方法，融诵读、讲说、歌唱、赞叹于一体，有说有唱、说唱结合，这不仅开佛教俗歌的风气，也直接导致了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新体裁的出现。佛教的新词语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宝库。随着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所吸收，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外来成语的90%以上。从佛教用语转化为日常用语的，诸如世界、如实、实际、功课、觉悟、刹那、彼岸、因缘、烦恼、解脱、方便等词语，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三生有幸、不二法门、五体投地、功德无量等成语；从佛教典故转化为常用成语的，如一丝不挂、大千世界、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现身说法、泥牛入海等；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俗语、歇后语，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事不登三宝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举不胜举。这些词语，至今仍为我们所使用，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内容方面，佛教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至少三个方面的新变化。首先是新的题材。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佛教为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且不说《西游记》、《翠乡梦》、《目连救母》、《张生煮海》等直接表现佛教故事的小说和戏曲，仅就唐诗而论，据统计，在现存约5万余首唐诗中，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就占了将近10%。这些诗或赞美佛寺风光，或表现佛理禅机，或歌颂僧俗友谊，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生动。其次，佛教那种色空观念及因果报应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头脑。唐代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批判宇宙人生，宣扬彰善瘅恶、因果报应的佛教主旨，为中国文学开拓了新的意境。古典名著《红楼梦》里的主人公贾宝玉，在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经历了19年的所谓“劫难”之后，终于“飘然”而登上了“彼岸”世界。剩下来的，却只是“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的空洞境界。而全部《红梦楼》末了则由一位“空空道人”来给它作了结。其他诸如《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西湖二集》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浓厚的佛教文化的印痕。再次，佛教故事大大丰富了中国作家的艺术想像力。胡适曾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指出：“印度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榜》，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中国固有的文学偏重写实的描述，而较少幻想力，很少超时空、超现实的幻想；而佛教则富有上天入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无边无际，表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影响所及，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充满幻想的佛教故事的滋润下，才导致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话小说的产生。

　　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佛教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佛教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认为佛教的最高真理（“真如”）是不可言说的，心念之处灭而不可思念，也就是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所能表述和把握的。禅宗的“顿悟”说，又认为众生对本性由“迷”到“悟”的转变在一刹那间，一念相应，觉悟到本性就是佛。佛教的“言语道断”说和“顿悟”说，直接影响了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和唐代诗僧皎然的诗论。唐末的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继承和发展刘勰皎然的思想，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形象特色，追求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后来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妙悟”说，在《沧浪诗话》一书中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清代的王士禛，进一步继承司空图、严羽等人的理论，提出“神韵”说，主张诗歌要含蓄深远，意余言外。其次，宋代以后以禅喻诗成为风气，诗论家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不仅在创作上以禅论诗，在欣赏上以禅悟诗，而且在批评上也以禅比诗。此外，佛教对诗歌理论中的“境界说”的形成，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