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与徽州目连戏

　　程朱理学与徽州目连戏

　　徽州目连戏，在我们徽州广大农村，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古代生活中，大凡逢灾年、瘟疫、迎神、赛会或富裕人家办丧事，大都要搬演目连戏，以祈求消灾纳吉、人寿年丰、村社平安。

　　为什么逢灾年祸岁就要演目连戏呢?这大概与目连戏的来历与思想内容有关。在“目连戏”出现之前，目连救母的故事早在隋唐时代就流传我国。据史料记载：目连救母的故事源于佛教释典《盂兰盆经》，现存敦煌卷子写本《大犍目连变文》、《大目连变文》及《大目连缘起》等，均记述了目连救母的简易故事。至宋代，有了《目连救母杂剧》；元、明间则有《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等问世。但是，以连台本戏的形式、以完整的故事内容、以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敷之于戏曲舞台上的，则自明万历年间徽州祁门人郑之珍编演《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开始。郑本《劝善记》作于万历壬午(1582)年，自此，“目连戏”成为一个古朴、通俗、独具风采的大剧种，不仅在徽州各地广泛演出，而且流传于我国东南诸省以至广大的中原腹地。

　　目连戏的基本故事内容是：反映傅相一家人的生活与命运，傅相斋僧斋道、施舍穷人，从善而后升天：刘氏(刘青提)杀狗开荤、欺僧逐道，作恶而被打入地狱；傅罗卜(即目连、傅相子)出家得道，终生行孝，寻遍阴曹十殿，最后救出母亲。这样一个出于佛经、简单而荒唐的故事，基本思想就是宣传佛教、道教的善恶有报、因果轮回和儒家的愚忠、愚孝思想。它在灾年祸岁或逢年过节演出，目的就是要人们崇奉佛道、多做善事，要人们“循规蹈矩”，不要“犯上作乱”，听从命运的摆布。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如劝人做好事等等)，但也不能漠视其消极的因素。至于其艺术价值，另当别论，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目连戏可说是“中国戏曲的百科全书”，它的综合性、包涵性很广，不仅内容包罗万象，从天上人间到阴曹地府、从神仙鬼怪到官宦人家、普通老百姓生活应有尽有；而且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溶百戏、杂耍、歌舞、小戏以及各种民间艺术于一炉，且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浑然一体，打破舞台时空的限制，可说是古往今来，戏曲艺术的一份“大餐”和“大拼盘”。

　　那么，目连戏与程朱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和宋代以来近千年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在徽州可说是“根深蒂固”，它的思想贯穿于徽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目连戏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然也离不开程朱理学的熏陶与影响。我以为，目连戏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程朱理学是目连戏的思想灵魂，而目连戏又是程朱理学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工具。在徽州古代，城乡百姓，特别是农村群众，特别喜爱看戏(按：明歙县县令傅岩在《歙记》中就说过：“徽俗最喜搭台观戏。”)可以说，农村的群众在接受程朱理学思想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看戏、听故事、参与求神拜佛等文化活动来实现的。因此通过目连戏来传播程朱理学思想，自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了。其次，从作者郑之珍的出身与时代背景看，程朱理学思想贯穿于目连戏之中，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郑之珍字汝席，号高石，明万历年间的庠生。据道光《祁门县志》载：他“善诗文，尤工词曲，文如怪云，变态万状。高才不第，时论惜之。”庠生，即明清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郑之珍既然是一名闻著乡里的秀才，自然熟读孔孟、朱子之书，满脑子灌的是理学思想，只是由于“高才不第”，才未入仕途，只能在乡里编编戏文、教教私塾而巳。正如他在《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自序中所说：“余幼学夫子而志春秋，惜文不趋时，而志不获遂，于是萎念于翰场，而游心于方外。时寓秋浦之剡溪，乃取目连救母之事，编为劝善记三册。”由于他出身“书香门第”，又生活在万历年间程朱理学思想盛行并达高峰的时代，因此他所倾心编撰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就必然深深打上“程朱理学”的烙印。

　　那么，郑之珍又是怎样在《劝善记》中贯穿与宣扬程朱理学思想的呢?

　　首先，他紧紧抓住了一个“善”字。从善，也就是“做好事”，这是这个剧本的根本指导思想。剧本在开场《元旦上寿》一折，首先就通过傅罗卜唱道：“少年养正事修行，论修行善为根本。”剧中所描写的基本故事——做好事升入天堂，作恶事打入地狱，就是劝导人们要处处从善，不要违背“天理”与封建礼法。郑之珍在自序中也曾开宗明义地说：“昔夫子志三代之英，不得位以行其政教。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褒善而贬恶。夫善者褒之，人既乐于为；恶者贬之，人将惮而不为矣。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他最崇拜的就是孔老夫子的“劝人为善”和“惩恶扬善”的思想(亦即“仁”的思想)。在《傅相升天》一折，剧本借城隍之口唱道：“阴阳二气交，生死循环道，古和今贤愚贵贱难逃，你阳间修善工夫到，今日天曹迎接，不枉了阳间走一遭，天有耳听得最高。”这里明白地宣扬了佛道的“生死轮回”思想，并指明贵贱、贤愚是“天命”所定的，不能背离“天理”，上天有耳，它会听得明明白白。为了宣扬这个“善”字，剧中着力描写了傅相设“乐善堂”，斋僧斋道，在“会缘桥”上博施济众，接济家境贫寒的“棍子”，婆母死无棺木的“孝妇”，自幼夫哑妇疯的“疯婆”等等。而最别出心裁的是，在《化强从善》一折，还写了一个行善而感化强人的故事：说有一天有个强人到傅相家抢劫，傅相闻之，即取白银三百两放于案上奉献。强人掳得余银马匹回山，行至三十里，忽然马儿不走了，强人责骂为何不走?马儿神奇地说话了，说：“我前尘骗了你草鞋一双，今送你三十里路，债还过了，所以不走了。”强人问既有分晓，何故做马?马儿又说：“我为前生骗了傅相家百两银子，所以今生做马还债。”强人大惊，顿生悔悟之心，于是焚了山寨，放回众生，将银、马如数奉还傅相家，从此改恶从善。以上这些描写，说明“从善”是目连戏的根本要求。但这个“善”字，应该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它劝人们要“多做好事”，好人会有好报，这是积极的一面，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则劝人们要认从“天命”，说古今贤愚贵贱“天命难逃”，这与程朱理学所倡导的“从天理、灭人欲”，自然是异曲同工了。程朱的“天理”观，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到了对广大群众的思想禁锢作用；它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呼吁“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目的就是要以“天理”这个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来抑制广大群众对精神和物质欲望的要求，就是要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安命”，听恁命运的摆布，不要“犯上作乱”。故此，目连戏所宣扬的“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程朱所宣扬的“天理”是一脉相通的。

　　其次，目连戏在宣扬程朱理学思想方面，第二个着力点就是贯穿一个“孝”字。孝，在整部剧本中比比皆是，大目连——傅罗卜从出家当和尚，到西天拜佛祖，得道后回来修“会缘桥”、建“斋施房”，向僧、道、贫妇、瞎子布施，以至恁借佛祖亲赐的锡杖、芒鞋(按：据云锡杖可上指天文则星移斗转，下敲地狱则锁落门开；穿起芒鞋则可腾云驾雾，上九天、入地府)，寻遍阴曹十殿，最后又回家举办“盂兰大会”，为母亲超度转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母亲尽一个“孝道”。剧中除了写目连的孝以外，还在有些章节通过其他人物宣扬了孔、孟的“孝悌”思想，如《斋僧斋贫》一折，写了一位姓诸的孝子，跪在长街卖身葬母，孝子曰：“孟子云，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又云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今日送死事大，则吾身在所轻了!”这说明，“孝”是目连戏所颂扬的又一个重点。正如作者郑之珍在剧本下卷《开场篇》中所说：“新编孝子寻娘记，观者谁能不悚然……词华不及西厢艳，但比西厢孝义全。”就是说，我的剧本虽然文词方面比不上《西厢记》，但在宣扬孝义方面，比它更为全面了。但是，这个“孝”字，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人子者，要瞻养老人、孝敬父母的孝，它所宣扬的却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愚忠”、“愚孝”。因为傅罗卜的母亲刘青提，毕竟是作过“恶事”的人，她违背誓愿，杀狗开荤，用肉馒头斋僧斋道，又火烧斋房，拆毁会缘桥，把僧道赶走，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傅罗卜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丝毫批判，就因为是自己的生母，就舍生忘死地深入阴曹地府去寻母救母，这难道不是一种“愚孝”吗?而这种“愚孝”，是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它与程朱理学所提倡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规范是如出一辙的。

　　其三，目连戏在宣扬程朱理学思想方面，还强调一个“节”字和“义”字。这里的节、义，不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气节、晚节和正义、仗义，而是属于封建道德的贞节、江湖义气。如剧本在《求婚逼嫁》一折，就写了一个“未婚而守节”的节妇曹赛英。曹赛英原为曹府名门闺秀，自幼即与傅家傅罗卜订亲；但当她得知傅罗卜为救母而出家当和尚，且辞官、辞婚去西天拜佛祖时，她就坚决顶住继母的压力，拒绝一切上门来求婚的贵族公子，决心为傅罗卜“守节”一辈子。继母曾百般劝说曹赛英另嫁富户段公子，她却斩钉截铁地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岂嫁二夫!”“段公子纵然是富盛，便将我头颈刎下，决不再嫁他家门!”后来继母与媒婆定下恶计，准备唆使段公子“抢亲”，曹赛英坚决抗拒，并愤而出走，削发为尼，遁入了空门。这与程朱所主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如出一炉。在宣扬“义”方面，剧本主要写了一位傅家的家仆益利，他忠心耿耿，一生为奴，主人在时，为主人端茶送饭，牵马垫蹬；傅相“升天”、罗卜出家以后，他照样一依旧规，看家守院，烧香拜佛，时时怀主，并天天到傅相坟上去“守孝”；又专门携带余银、白米等馈赠品，到庵堂去看望孤守清灯的曹赛英。正如老尼赞曰：“奶娘之馈，此父母爱子之心，仁也；益利之馈，是忠臣报主之意，义也!”这里活尘尘描绘出一个“义仆事主”的奴才形象。

　　总之，“从善”、“行孝”、“守节”、“崇义”，就是目连戏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内涵。当然，剧中也还有些颇具人民性、民主性的描写，如《尼姑下山》一折，写了一对小尼姑、小和尚，厌恶空门，在山间幽会，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故事；《三殿寻母》一折，又写了“偷鸡婆”在受审时，反骂封建官场是“大户骗小民，脏官骗百姓，这都是强盗杀人心!”之类的情节。但剧本的中心思想是“劝善”、“行孝”，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些思想均深深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记。因而，我们可以说，目连戏既是一部“中国戏曲的百科全书”，有着极大的艺术研究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也是一个“程朱理学”思想的活标本，从中可以看出新安理学对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远影响与巨大渗透力。 (作者：陈长文)

　　参考资料：

　　一、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明万历壬午高石山房刻本(复印本)；

　　二、薛若邻：《涵盖多元思想、包容多种艺术——论目连戏兼及海内外研讨情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等单位编印的《目连戏研究文集》；

　　三、方利山：《大儒朱熹》，黄山书社《徽州千年人物》；

　　四、王飞龙：《儒学的嬗变和创新》，黄山市新安朱子研究会编《朱熹与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