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卢寺，大隐隐于市

　　毗卢寺，大隐隐于市

　　在南京这个曾经是十朝都会的城市，随处可见百年历史遗迹，但凡历史不够显赫不够辉煌的地方，都不好意思算作旅游景点大肆宣扬。对南京大萝卜来说，仿佛那是一件极其不厚道的一件事情。因此漫步在南京的寻常巷陌，就好似一场寻宝之旅，惊喜时有发生。国、共办公处旁边的毗卢寺

　　得益于星光灿烂的电影《建国大业》，南京的总统府，中山陵等景区更加闻名遐迩了，旅行社推出《建国大业》南京拍摄地二日游的路线广受欢迎。所以天气略好的日子，不管是早晨还是下午，总能在总统府门前看见戴着帽子举着旗子的旅游团。然而，除了民国遗韵，南京城在六朝时期还是江南佛教胜地。“南朝六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描绘的佛教盛景犹言在耳。

　　在距离游人如织的总统府步行约10分钟的地方，就是梅园新村纪念馆，这里曾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共代表团驻南京的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曾在此办公，生活。清朝时期的东南名刹毗卢寺就坐落在梅园新村的隔壁。时有游人参观完代表民国历史的总统府后，会移步到梅园新村纪念馆，参观昔日的中共办事处。与昔日的国，共办事处毗邻而居，同处一个区位，毗卢寺似乎并未借到旅游业蒸蒸日上的东风。

　　说到寺庙，南京人最熟悉还要数灵谷寺，鸡鸣寺和栖霞寺。谈起这三个寺庙一年四季的景致，游览特色或传奇故事，南京人往往如数家珍。但作为昔日的金陵第一大寺，毗卢寺现今的知名度，香火鼎盛的程度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年轻人甚至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寺庙。被民居包围的寺院

　　位于汉府街4号的毗卢寺与南京现存的皇家寺院或是民间清修寺院大为不同。古语有云，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来到毗卢寺的人都易发出这样的感慨。与繁华喧嚣的世俗生活比邻而居，毗卢寺周遭没有参天古木，没有高山流水，有的只是店铺林立，行人往来的车水马龙，因为毗卢寺压根就是被民居紧紧包围着的一个寺院。

　　寺院的围墙外就是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登上寺庙的楼阁，举目就能看到对面邻居阳台上晾晒的衣物。院中的部分围墙干脆就是共用墙体，下半截是涂着明黄的油漆，上半截却是蒙着灰尘的白墙，这堵墙既是寺庙的部分围墙，也是隔壁民居的房屋的墙壁。寺院一进门右手处的一大片空地也被用作了隔壁住宅小区的停车场，时不时有汽车，电动车从侧门出入。不过，毗卢寺选址于此，并非哪位高僧的匠心独运，而是历史的复原罢了。

　　记者前去拜访的那个下午，阳光明媚，整个寺庙里的游人屈指可数。一位年轻的僧人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凳子上读着本地的一份报纸。转了一圈回来，刚才读报的那位僧人已经离去。换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僧人和中年僧人，中年僧人拿着手机与电话那端的人商量着一些事情。看到少林寺“被上市”的消息，普通人或许已经对僧人看报上网，使用现代通讯工具见怪不怪了。在毗卢寺的官方网站上，近期新闻是现任住持传义法师带领众僧学习最新“两会”精神。这或许就是僧人的现代化生存内幕。

　　昔日金陵第一大寺

　　毗卢寺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初名“毗卢庵”，为一小庵，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清光绪十年：两江总督曾国荃任高僧海峰重修毗卢，建大雄宝殿，毗卢殿，万佛楼、藏经楼等，并将旧址扩至东接清西河，西邻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到汉府街，遂改“庵”为“寺”，使毗卢寺真正成为南京第一大名寺。

　　“如我督两江，为你造庵”，有人说是曾国荃的一句玩笑话成就了南京毗卢寺一代名刹的地位。清同治年问，时为湘军首领的曾国荃在南岳衡山游览时，与海峰法师相谈甚欢，留下这句戏约。光绪十年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不忘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号令手下湘军诸将捐献巨资，从衡山运来香木，将临近两江总督府的一间小庵，扩建成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庙。因庙中供养毗卢遮那佛，故名毗卢寺。曾国荃不仅请来海峰当住持，还特意从衡山请来了唐代千手观音作为“镇寺之宝”。而当时曾国荃的两江总督府就是今日的总统府。

　　宠辱不惊历沧桑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也许是因为毗卢寺紧邻着历朝政府的官邸，回顾毗卢寺的历史，不难发现毗卢寺的兴衰始终是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乾隆效法祖父康熙微服私访，首次下江南时，第一天晚上下榻的地方就是毗卢禅院。随驾及在两江总督值班的清朝太员有首辅军机大臣傅恒，军机大臣兼礼部尚书纪晓岚、刑部侍郎刘庸(刘罗锅)等等。乾隆皇帝一行在毗卢禅院以香客身份居住三日之多。侦办了白莲教一案后，乾隆一行才辞出毗卢禅院，正式亮相南京接受居民和文武百官的盛大恭迎，由此拉开了六下江南的序幕。

　　毗卢寺真正闻名全国，还是在民国政府定都南京时期。位于长江路起首的毗卢寺就处在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一跃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中国佛教协会会址从上海迁至南京毗卢寺，太虚太师。章嘉活佛曾在此办公，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居士曾在此担任秘书工作。期间，中国中医院在毗卢寺成立，于佑任为董事长，至此，毗卢寺真正成为中国佛教研究和中国中医学研究的中心，对中国的佛，医两界及其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时民国要人多相往来，连孙中山先生也曾亲往静思。当时寺中有万佛楼一座，供奉镏金铜佛三千尊，造型各异，金碧辉煌，叹为民国一景。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寇占领，中国佛教会迁往陪都重庆，毗卢寺被征用为汪伪政府警卫处通讯队的住所。1941年，日本赠送桧木雕11面观音像1尊，高11米，把原禅堂扩建，后墙加高，改名观音楼，供奉东来观音大士。

　　解放以后，毗卢寺还接待过中外嘉宾。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缅甸总理吴奴来毗卢寺参观访问：1956年，毗卢寺接待过世界佛教代表团：1966年“文革”开始，国难民灾，佛事中断，众僧飘零四方。毗卢寺房屋殿堂被划给江苏无线电厂，万佛楼3000尊鎏金佛像全部散失，11面观音桧木雕像被拆毁送南京工艺雕刻厂另作它用。直到1998年10月13日，宗教政策落实，由现任住持传义等僧人接管毗卢寺殿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万佛楼于2001年开始复建，2004年重建完工的万佛楼是我国最大的汉传佛教仿明清单体古建筑，2006年2月22日万佛楼正式对游人开放。

　　一庙一僧一手电

　　1998年，长发集团出巨资将江苏无线电厂迁走。同年10月1 3日，西半部殿堂交传义等僧众管理，恢复正常宗教活动，东半部地址由长发集团开发利用。

　　回想起10多年前接管毗卢寺的情景，寺庙的修复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传义法师说当时心中就有一种荒凉凄凉之感。

　　当时江苏无线电厂撤走后，水电全断。大雄宝殿脊梁已塌，天王殿已面目全非，藏经楼上白蚁漫布，楼房多处倒塌，垃圾堆砌，僧人根本无法正常入住。当时接管毗卢寺的只有传义法师一个人。我只带了一只手电筒，黑麻麻地，捡了一张烂床，选了一间幼儿室(就是当年赵朴老办公的地方)住下来。十月的南京气温还很高，天气闷热，蚊叮虫咬，好长时间没下雨，下半夜却飘起雨来，天公作美，普降甘霖，之后，空气清晰极了。我的心情也很好，有一种振兴道场的自信感荡然心头。第二天，有老居士送水，送碗筷过来，当时办道心切，听说附近的长节寺有废弃的佛像，我就去请过来供，还写了一副对联‘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贴在墙上，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过起宗教生活，作起早晚课来。”传义法师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他刚刚接管毗卢寺的情形。入住刚刚二十天后，传义法师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也来不及回家，仍然按部就班地主持寺务。后来，栖霞寺那边派过来一个得力助手，就是现在的监院静朗法师，传义法师说自己的担子才轻了起来。

　　艰难复建路

　　复建毗卢寺可谓白手起家，缺资金、缺人手，困难重重。好在及时得到了信众，政府部门，宗教人士、佛教协会，诸山长老及诸善知识的拥护、支持和响应。

　　入住之初，石义俊居士夫妇俩就送去了柴米油盐等钱物，还召集放生，印经书及宣传单。传义法师去长节寺请佛像用的汽车以及殿里的大佛、大香炉，涉及的费用一大半钱都是他们出的。现在毗卢寺会议室用的空调，还是当时石居士自己办公室新装的空调拆下来的；长发集团地产公司的吴建平先生，夜里拿着手电筒，叫公司的保安人员一起帮助僧人拆迁旧房，搬运垃圾，还把自家的珍贵文物“荷花缸”捐献给了毗卢寺：江苏方正房地产公司的倪国栋居士派来了员工，帮忙料理寺务，并捐资二十万元。南京市佛协也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派来两个助手，并斥资五万，好比雪中送炭。此外，新加坡佛教总会隆根长老，台湾了中法师，常州天宁寺松纯法师、宁波七塔寺可祥法师等诸山长老及大善知识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在各方努力下，毗卢寺在短短的时间内，以迅猛的速度，山门，大殿，房屋焕然一新，大佛，大钟，宝鼎等法物俱齐，于1999年底正式隆重地向外开放，赢得了信众，政府及宗教部门的一致好评。传义法师被当选为“建设新南京有功个人奖”五十人之一。不过令传义法师最为感动的一幕是，2005年5月3日，他的剃度恩师茗山长老亲自往毗卢堂上传法，嘱咐他为曹洞宗法脉第四十九世。

　　出自: 《市场周刊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