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

　　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

　　赵立春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境内，分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三处，共有石窟二十余座。其中北齐洞窟13座。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末年，主要洞窟均完成于北齐。其造像和刻经风格具有承上（魏）启下（隋唐）的特点。近年，学人们对响堂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和石窟艺术，而对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研究却少问津，我们草拟此文，将这些石窟刻经及书法艺术予以介绍，意在抛砖引玉，期待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

　　南响堂石窟位于峰峰新市区北一公里处，共有石窟七座，分上下两层，经多在第一、第二、第四窟内。

　　第一窟位于石窟下层西端，为中心方柱塔庙窟，分前后室，前室塌陷，仅存左、右、后三壁。后室为主室，平面正方形，中心方柱，方柱三面开龛。后壁上部与洞窟后壁相连，下部形成低矮角道供礼佛时通行。后室的前壁正中为洞门，上部有二明窗，供洞内采光，左右壁上半部为圆拱尖楣列龛。右壁及前壁明窗以下便为刻经，保存较完整，隶书，寸字，字体较瘦劲。自右壁右端使，计115行，行45字左右，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第四未，《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光明觉品第五》；前壁洞门左侧计46行，行60字许，为《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明难品第六》，前壁洞门左侧计42行，行55字，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第七》。（图一）

　　第二窟位于第一窟东侧，洞窟形式与第一窟相同。刻经在前壁洞门的左侧和后壁的通道内，前壁左侧10行，行14字，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后壁20行，行8字，多有磨泐，为《般若经》，隶书、径四、五寸许，结体浑朴，楷法作隶间参篆意。（图二）

　　第四窟位于第二窟之上，为佛殿窟。方形平面平顶，三壁设坛，坛上雕像。刻经自右壁开始，环前壁至左壁：右壁41行，行15字；前壁37行，行15字；左壁35行，行15字，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五》八分书，径二寸许。（图三）

　　小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寺后坡村，距南响堂八公里许，有石窟四座。刻经在第二窟内，为《法华经》，多磨泐残损，书体难辨。

　　北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和村镇东鼓山，距南响堂15公里。共有洞窟10座，其中4座为北齐窟，（即1、2、4、7窟）北响堂刻经主要集中在第二窟内。在石窟区下的山腰亦有摩崖刻经，为《法华经》，因风化甚重不可细辨。

　　第二窟又名刻经洞，该窟为三壁三龛佛殿窟。分前后室，后室的前壁拱门两侧刻《无量义经德行品第一》，左壁刻16行，行21字，左侧18行，行21字，字径寸五分，正书。（图四）前室为窟廊，宽1.2米，内刻《维摩诘所说经》全本（图五）。自拱门右侧东壁开始，东壁50行，行百字；北壁35行，行百字；西壁43行，行百字；拱门左侧西面56行，行百字；南壁36行，行百字；东壁50行，行百字；其书法结体同南响堂《华严经》。该窟外拱门左右两侧通壁刻满经文，北侧亦为大面积的摩崖刻经，惜风雨剥蚀久甚，已无法辨认。根据现存于该窟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 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可知，这些残存刻经当为《胜 经》、《孛经》、《弥勒成佛经》。

　　二

　　南响堂的刻经年代，可以从石窟的开凿时间进行推断。南响堂石窟的开凿时间，现存于第二洞窟左右侧的《滏山石窟之碑》有详细记载：“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565年），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翼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弥爱之财，开此之窟至若灵像千躯”，碑文虽然没有提出刻经的具体时间，但从刻经的位置所在，可以肯定与石窟是同时代，应在天统元年左右（565年）。

　　同样小响堂刻经，也可以根据该窟内武平五年的造像题记来证其上限。

　　北响堂刻经时间，现存于第二窟外的《唐邕写经碑》有详细的记载。其碑在第二窟摩崖刻经的西壁依崖刻出，计20行，行46字，书法较汉隶以为近楷，然笔法钩磔，尚有忠良遗意。（图六）“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暮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化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 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568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572年）岁次壬辰五月十六日……山从水火，此方无坏”。这段碑文详细交代了刻经时间、写经人及写经意义，为我们研究北朝刻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唐邕，《北史》卷55传曰：“邕，字道和，太原晋阳人，善书计，性识明敏有才干。曾奉侍北齐诸帝，帝甚重之，文宣一日之中六度赐物；颇年出塞邕必陪从。天统初出为赵州刺史，还有仆射，又还尚书令，封晋昌王录尚书事，武平初坐断事阿曲为御史所劾除名，后又复出。”在史书中没有提到唐邕写经之事。但不难看出唐邕以善书能文而为人所重。他和南北朝时期的诸多书家一样，在书史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从他的作品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贡献，成为一代书家，在我国的书史上应占有不可忽视的一页。

　　三

　　我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刻经，多分布在河北和山东。响堂山石窟刻经是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分。其书体多为隶书，基本上体现了北齐以写经体隶书为主要书法体的特色。

　　由于佛教的传入，使统治阶级竞相修寺开凿造像刻经以求公德，至北齐则开凿刻经之风愈盛。书法是佛教传播的工具，随佛教亦步亦趋，故刻经书体多为隶书并促成北齐一代书风。佛教始于西汉末东汉初传来，始翻译经文的书体是当时成熟的隶书，自然便由写经的形式而产生了刻经的形式，从而和佛像一样成为被人崇拜的经典。故唐邕：“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书法是具有两重性的，即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一种字体的早期阶段，其实用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后期其艺术性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早期的隶书，是以民间作为实用书体而出现的，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汉末以来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逐渐被社会承认以后，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发生了变化。南北朝时期的隶书正是以艺术性为主要面目出现的。它的范围，多是在上层社会的一些文人的手中，他们既有传统的扎实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们很可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受新事物的影响，吸收新的东西，刻经书便是他们以汉隶的书法体势为基，兼以吸收南北两书派的楷书体势营养，而形成了具有北齐特色的隶书写经体。

　　响堂山石窟刻经书法，最大的特点是以楷法写隶间以篆意，以笔方圆兼顾，无较大起伏。撇捺的重按之笔意含蕴籍，笔势稳健极少开张，其书貌瘦不显枯，肥不丰腴，显然是楷隶篆相融合的精神实质。

　　汉末至唐，作为传统的隶书已经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楷书又没有形成多少法则，响堂山刻经在隶书吸收楷法上作了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它择前人隶书的笔画繁复、结体呆滞为突破口，解脱原有的拌羁，冲破凝固的法则，大胆地吸收其它字体的用笔和结体，并做适当取舍，即：吸取楷法的自然，丢弃它的茂密，在一些典型的笔法结体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隶书的一部分特征隐蔽起来，一部分特征则显露出来，体势上较大夸张笔画的含与露、敛与放的对比关系，造成势能的转化过程中的起伏感，形成楷隶结合奇正相依，自然舒朗的结体。如一些字几乎完全用楷书写法，无量义经的“品”、“自”、“危”等字，一些则较多地保持隶意。（图四）

　　刻经吸收楷法，对后世楷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表现在结体的气质上，北朝楷书结体自然茂密，刻经取其自然方正，改茂密为疏朗，隋及初唐楷书正是以自然疏朗周正为结体特点的。由北朝楷书向隋朝转变，响堂山石窟刻经有明显的过度痕迹。再则，北碑楷书多取侧其之势，但刻经改其侧为平整，对隋唐楷书所形成的以平整为尚的结体取向自然亦不无影响。在气韵上北朝书俊拔多露锋有阳刚之气，刻经多以含为主柔中有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类作品的出现，很难想象，奇敛放宕、富于野趣和力度的北碑能演进成初唐高雅端庄、精工多彩的楷书。

　　响堂山石窟刻经的气韵和体势，看上去和山东四山摩崖石刻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极为相近。四山刻经及泰山《金刚经》，有纪年者为北齐武平元年至六年，早期书学界都疑为是唐邕所书，但经考证，已断为周僧安道壶所书无疑。但响堂山和山东四山作品出于异手，然而并不难窥出其气韵和体势的宗源关系同出一辙。只是四山作品较为开张俊逸，响堂作品较为工雅中和。四山作品古朴，响堂作品灵秀。四山作品多为圆笔，响堂山作品用笔则方圆兼备。唐邕和安道壶是同一时代人，且安道壶也曾入仕，后出家为僧，正如前文所述，他们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具有扎实传统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受当时美学思潮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中透出一股超然洒脱的气韵，这或许是他们对中国艺术“得意忘像”的心得升华，表现对书法美的阐释则是“理隐而意深”。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清熟，给刻经锦上增彩，给人一种读之忘归、欲走不能的意境。

　　四

　　响堂山北齐刻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与佛教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北周）武帝时期的二次法难是有直接联系的。

　　我们知道，早在元魏时期，由于太武帝偏信寇谦之之言，“大行其道，以致佛法毁灭”。{1}佛教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许多沙门被罢免，“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并“近诸长安沙门，焚烧经像”，使“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2}虽然太武毁法的时间不太长，但最终还是导致许多经像被毁的事实。经过这次教训，佛教徒担心经像再次被毁，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必然产生怎样长期保存经像的考虑，“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3}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刻经于石上，“山从水火，此方无坏”。{4}因此，可以说太武帝的灭法为北齐刻经打下了思想基础。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灭佛。在灭佛之前，武帝曾多次召开规模盛大的辩论会，讨论儒释道三教之优劣先后，“天和三年秋七月，帝御太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天河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太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义。”{5}“三月十五日，敕诏众僧、道士、名儒、百官两千余人于正殿，亲量三教优劣，众议纷纭，未决。”{6}其后，武帝又多次召集类似的辩论会，并多次流露出主儒废佛的意思。统治阶级上层如此巨大的举动，使经过一次法难的佛教徒很敏感地感觉到法难又要降临。就在周武帝还没有定出三教先后的同时，北齐境内的佛教徒早已闻风而动，短短几年，齐境刻经之风骤起，这就是北齐刻经流行的历史背景。山东泰山经石峪、邹县四山摩崖、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涉县娲皇宫以及响堂山石窟大面积刻经均为此时期留下的作品。

　　响堂山石窟刻经，无论是在其书法艺术，还是在佛教方面，都为我们研究其历史、艺术及与诸学科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解：

　　{1}、{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出版。

　　{3}、{4}《唐邕写经碑》，现存峰峰北响堂第二窟。

　　{5}、{6}《北史》卷十《周本纪第十》。